文|梁大夫

编辑|虎杖

五脏苦欲中之“苦”为五脏的病理状态，如《吕氏春秋·贵卒》言“皆甚苦之”、《淮南子·精神》言“苦垮之家”，表明“苦”有疾病、疼痛难忍的之意。

因此，五脏所苦是指五脏在病理状态下出现的“急”“缓”“湿”“气上逆”“燥”此5种病证。

通过《汤液经法》可知，体味为五脏所欲之泻味，用味为五脏所欲之补味，脏之化味为脏之体味、用味所化生，即急食之味为脏之化味。

笔者认为五脏所苦为脏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五脏所苦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食化味以调整脏气平衡。

《内经》与《辅行诀》论肝与心

《内经》《辅行诀》五脏所苦一致，但急食之味在内容和内涵上亦有所不同，《内经》体用化规律混乱不一，难明其理。

《辅行诀》的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明确，即体克用，化生体，用克化，通过该规律即可得知化味的意义和内涵。

因此，笔者基于“天人合一”思想，从五脏生理及病理特性、五味功效、五行生克理论。从“五脏-五味-五行”论肝的急食之味，《内经》《辅行诀》同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肝欲散，喜升发条达，“急”则表明了机体处于肝气升发太过的病理状态如吴崑言：“肝为将军之官，志怒而急，急则自伤而苦之矣”。

《内经》《辅行诀》同言：“急食甘以缓之”，可见甘能缓急躁之性。

从由肝之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上看，肝属木，《内经》中肝体酸属木，用辛属金，化甘味土，体用化的关系为用克体，体克化，化生用，难解其意。

《辅行诀》中肝体酸属金，用辛属木，化甘属土，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化生体，用克化，肝欲散、喜升发而苦急，故其功能的发挥需辛味为助，即肝之用以辛为补。

为防肝发散过度而“急”、耗伤肝气、肝阴，故以酸收敛克制肝的升发之性，即肝之体以酸为泻，因而体用关系为：体克用。

当肝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肝苦急”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食甘以缓之”，甘属土能生金助体克用，故化生体。

若体、化味过盛则用味遭克无法发挥其升发功能，因而用味和化味的关系为用克化，以防助体太过、脏气保持平。

从“五脏-五味-五行”论心的急食之味，《内经》《辅行诀》同言：“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心主神明，若志过喜则易心气涣散，如吴崑言：“心以长养为念，志喜而缓，缓则心气散逸，自伤其神矣”。

故《内经》《辅行诀》言：“急食酸以收之”，可见酸有内敛之性可收涣散之心气。

从由心之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上看，心属火，《内经》中心体甘属土，用咸属水，化酸为木，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用生化，化克体，难明其理。

《辅行诀》中心体苦属水，用咸属火，化酸属金，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化生体，用克化。心欲软而苦缓，故其功能的发挥需咸味软坚之功相助，即心之用以咸为补。

为防心软过度而致心气“缓”而涣散，故以苦坚克制心欲软之性，即心之体以苦为泻，因而体用关系为：体克用。

当心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心苦急”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食酸以收之”。

酸属金能生水助体克用，故化生体。若体、化之力过盛则抑心之用，故用克化以保持脏气平衡。

从“五脏-五味-五行”论脾的急食之味

《内经》《辅行诀》同言：“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主运化，若脾失健运则水液运化失司，津液不行则蓄为水湿、痰饮，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水湿停留使脾脏功能继而失运，如吴崑言：“脾以制水为事，喜燥恶湿”。在脾苦湿的治疗上，《内经》《辅行诀》皆述“苦以燥之”，可见苦能燥湿。

从由脾之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上看，脾属土，《内经》中脾体苦属火，用甘属土，化苦为火，体用化的关系为用、化相同而生体，其规律难明。

《辅行诀》中体甘属土，用辛属木，化苦属水，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化生体，用克化。脾欲缓而苦湿，故其功能的发挥需甘味补益之功相助，即脾之用以甘为补。

为防脾补益过度而致脾气壅滞、水液不运生“湿”，故以辛散克制壅滞之湿，即脾之体以辛为泻，因而体用关系为：体克用。

当脾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脾苦湿”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食苦以燥之”，苦属水能生木助体克用，故化生体。

若体、化之力过盛则抑脾之用，故用克化以保持脏气平衡。从“五脏-五味-五行”论肺的急食之味，《内经》《辅行诀》同言：“肺苦气上逆”。

《内经》曰：“急食苦以泄之”，而《辅行诀》载：“急食辛以散之”。肺主气司呼吸，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气者，皆属于肺”，肺应秋而有肃杀、肃降之性，肺气以降为顺。

若肺之生理功能失常，则易导致肺气上逆而出现咳嗽、喘促之症，《内经》言：“急食苦以泄之”。

《辅行诀》言：“急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皆合乎于理，但介于《内经》时期对肺气上逆的理解而言，多因寒邪所致的肺气不宣。

如《素问·咳论》开篇即云：“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

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此段为纲领之言，故寒邪对肺脏气机的影响性不言而喻。

此外，由此规律可得知肺之化味为辛，故肺苦气上逆，应急食辛以散之。

从由肺之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上看，肺属金，《内经》中肺体辛属金，用酸属木，化苦属火，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用生化，化克体。

《辅行诀》中肺体咸属火，用酸属金，化辛属木，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化生体，用克化。肺欲收而苦气上逆，故其功能的发挥需酸味收敛相助，即肺之用以酸为补。

为防酸收敛太过而致气机反逆，故以咸火攻散之力克制酸收之性，即肺之体以咸为泻，因而体用关系为：体克用。

当肺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肺苦气上逆”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食辛以散之”，辛属木能生火助体克用，故化生体。

若体、化之力过盛则抑肺之用，故用克化以保持脏气平衡。

从“五脏-五味-五行”论肾的急食之味

《内经》《辅行诀》同言：“肾苦燥”。《内经》曰：“急食辛以润之”，而《辅行诀》载：“急食咸以润之”。

肾为水脏，肾水不足亦或肾气的“开”“阖”功能失司，皆会导致人体出现水液代谢问题而苦于燥，如吴崑言：“肾者水脏，喜润而恶燥，若燥，则失润泽之体而苦之矣”。

肾苦燥的治疗上，《内经》述：“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肺主皮毛、司腠理之开合，开腠理即为宣肺发汗，且辛味之药多属温燥之品，反耗竭阴液，何以润之？

此外，由《汤液经法》体用化的五行生克规律可知，肾体味为甘，用味为苦，化味应为咸，咸味具有软件散结、破旧革新之力，促进水液代谢使旧水得化、新水得生以“致津液生”。

咸又为心之用味属火，火降于肾使肾水不寒而起到了温阳化气、布输水液之功，故《辅行诀》言“急食咸以润之，致津液生”更为合理。

从由肾之体用化五行生克规律上看，肾属水，《内经》中肾体咸属水，用苦属火，化辛属金，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用克化，化生体。

《辅行诀》中肾体甘属土，用苦属水，化咸属火，体用化的关系为体克用，用克化，化生体。肾欲坚而苦燥，故其功能的发挥需苦味相助，即肾之用以苦为补。

为防苦坚太过而失润化燥，故以甘缓之柔克制刚坚之性，即肾之体以甘为泻，因而体用关系为：体克用。

当心之体、用的生理功能异常，而出现“肾苦燥”的病理状态，且因体用失常无法化生化味，故“急咸以润之”，咸属火能生土助体克用，故化生体。

若体、化之力过盛则抑肾之用，故用克化以保持脏气平衡。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的版本问题探讨《内经》《辅行诀》的五脏苦欲补泻理论体例相近，且《辅行诀》在五脏苦欲补泻段首皆加有“陶云”“经云”的标注。

“陶云”则述五脏之德，于《内经》中同五脏之欲，“经云”内容与《内经》体例基本一致，五脏之德/欲、所苦、补味以及肝之泻味、肝心脾之急食之味相同。

故可知《辅行诀》是以《内经》之义解《汤液经法》医方之秘。因此，笔者认为二书的五脏苦欲补泻出自于同一蓝本，但其中一书文字内容有所篡改。

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前，书籍多载于竹帛之上，《灵枢·禁服》中述：“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

可见，《内经》著作之时即出现蒙垢脱简之况，在历史长河的流传过程中历经多次亡佚、缺失、补校，衍讹倒错之况在所难免，经唐代王冰整理、宋代林亿的校正后更不知其原貌。

仅林亿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就于王冰注本的基础上“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文者两千余条”。

可见《内经》在流传过程中文字及内容与原版已有较大出入，而《辅行诀》为魏晋时期陶弘景所著，且封藏于藏经洞近千年之久，其“经云”内容较现今流传版本更近原貌。

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对《内经》与《辅行诀》中的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的补、泻之味及急食之味进行考辨，认为《辅行诀》的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更符合中医理论以及临床应用。

因而，《辅行诀》版本的五味的五行归属、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内容可能与《内经》原貌一致，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版本的溯本清源有助于《内经》进一步的复辑、校勘及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