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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与贸易发展是共生共融的。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亨利·皮伦(HenriPirenne)的著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他认为伊斯兰的扩张使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tate)(481~751年)长期远距离贸易终结，导致了第一个法兰克王朝的衰落。

在他看来，639年达戈贝尔一世(DagobertI)死后，流入国库的收入减少，从而改变了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是经常发生的。

当贸易繁荣时，国库财政供应充足，国王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一支私人卫队，以控制世俗和教会显贵。

8世纪后半叶，境外贸易收入开始下降，贵族们从国王那里攫取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于是无政府状态变得更加严重。

皮伦认为，“从本质上讲，贸易在墨洛温王朝的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高于包括土地税在内的其他收入来源。”

在中世纪，不仅是商业共和国如威尼斯和热那亚，而且许多其他国家也从贸易收入中获利颇丰，以至于他们的财富与贸易波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从贸易中获利的能力首先取决于一国在贸易路线上的地位，这些路线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被广泛使用，以应对该区域和全世界的地理、经济和政治变化。

当墨洛温王朝在西方衰落时，哈扎尔汗国(theKhazarEmpire)(约7一10世纪又称可萨汗国)开始在东欧南部草原崛起。

汗国起初就依托城市进行着活跃的商贸活动。

这个由犹太贵族统治的草原国家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的中下游，从其南方邻国倭马亚哈里发(公元750年后)和拜占庭，以及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过境贸易中获得巨大的收入。

哈扎尔汗贸易政策的特点之一是给予外国商人完全的行动自由，而且似乎哈扎尔人没有自己的商业阶级。

穆斯林世界对来自北方的产品，如毛皮和奴隶等有很大的需求量，他们的主要交易货币是哈里发的银币迪拉姆(dirhems)。

从过境贸易中征收10%的关税所产生的收入，构成了哈扎尔统治权力的基础，当然它们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根据研究哈扎尔的经济学家努南(Th.S.Noonan)分析:“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为哈扎尔汗国提供了巨大的收入。

这些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来雇佣大量花刺子模的穆斯林人来扩充军队。

这支军队反过来又确保了向25个或更多的依附民族征收贡品，并提供安全保障，这使哈扎尔为商人经商提供了安全保障。”努南指出，就像墨洛温王朝的情况一样，哈扎尔汗国完全依赖伏尔加一顿河的贸易。

哈扎尔汗国的繁荣和政治活力是建立在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和发达的国内商业基础上的。

大约在公元900年，主要贸易路线从伊斯兰世界经不里阿耳(Bulghar)向欧洲俄罗斯的转移，导致哈扎尔汗国的收入急剧下降，从而威胁到其政治权力。

多样化的国内经济也无法弥补国外贸易的收入损失。

因此，当基辅罗斯的奠基者伊格(Igor)的儿子俄罗斯王公斯维雅托斯拉夫(Svyatoslav)在962年的战役中摧毁哈扎尔的商业中心，965年摧毁伏尔加河上著名的首都伊铁尔后，这一帝国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伏尔加河的贸易一度衰落，但并未中断。

众所周知，占领哈扎尔领土的征服者从建国以来就既是战士又是商人。

基辅罗斯成功地控制了从波罗的海的瓦朗吉人(Varangian)地区一直到拜占廷的第聂伯河(Dnieper)路线，其政治权力也因此加强。

此后，钦察人占领了伏尔加河下游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并从哈扎尔汗国时期继承了大量遗产。

如哈扎尔汗国时期，伏尔加河下游两岸有经营农业的哈扎尔人居民点，钦察人征服该地后也开始逐渐经营农业。

原来伊铁尔市场与伊朗、中亚及其他东方国家进行的奴隶贸易到钦察人时期仍然进行着，且该贸易在伏尔加河贸易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运输的奴隶主要有斯拉夫人、罗斯人.不里阿耳人以及各定居与游牧民族的战俘。

钦察人经略的贸易路线中，沿着伏尔加河从不里阿耳到高加索、伊朗、中亚、远东的路线十分重要，从哈扎尔汗国时期到金帐汗国衰亡为止，这条路线在东南欧生活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其中阿兰商人在贸易中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另一条路线是从伏尔加河流域与罗斯诸公国出发，通过克里木与特拉布宗，再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从不里阿耳、梁赞和第聂伯河地区将粮食以及中亚、高加索、伊朗所大量需要的亚麻运到钦察草原及伏尔加河下游。

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打耳班市场在哈扎尔汗国时期是东欧奴隶贸易的中心，并以罗斯亚麻市场而闻名于世。”运到设防的港口大城特拉布宗的有毛皮、亚麻、奴隶，还有来自罗斯的粮食。

通过特拉布宗对哈马丹、大不里士及其他各地进行着贸易。

这些贸易主要受小亚细亚的突厥、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操纵。

贸易发展给钦察草原带来了诸多好处。

首先是钦察人继承了伊铁尔、撒哈辛、不里阿耳、克里木等城市活跃的商贸活动，为其以后的商贸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从贸易往来中征收的赋税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征服中获得的战利品极大地充盈了钦察人的国库，但12世纪末13世纪初。

欧亚大陆的分裂混战导致丝绸之路不畅，阻碍了跨国跨地区的贸易往来。

1236年蒙古大军开始出征东南欧，拔都(Batu)为统率，速不台为副将。

几年时间里他们征服了不里阿耳城及其附近地区、钦察草原、克里木、高加索等地。

1238年征服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等，1240年占领基辅。

1242一1243年间，拔都回到钦察草原，在该地及邻近的广大区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

汗国统治者清楚的知道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东南欧城市地区对于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一次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生产力。

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

因此拔都及其后继者都致力于振兴伏尔加河两岸的经济，同时更加注重复兴城市和建立新城市。

伏尔加河下游被选为汗国的中心，有以下考虑。

一是有经由不里阿耳、罗斯诸公国、克里木与伏尔加河下游到花刺子模去的商道经过。

二是这里与蒙古帝国中心、其他蒙古汗国接近。

三是伏尔加河下游可以融合定居经济与游牧经济，有利于汗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在大汗宫廷中度过大半生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说:“拔都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帐营里，他选定地段，在过去原有居民点基础上建筑了新城萨菜(Sarai)。”

萨莱城的废墟在今离阿斯特拉罕以北120公里的谢利特连诺耶(Selitrennoye)，原来曾是哈扎尔人的都城。

之后别儿哥汗(Berke)时期(1255-1266年)又建立了一个新萨莱，称之为别儿哥萨莱(BerkeSarai)以作区分。

月即别汗(OzBeg)在位时期(1312-1341年)正式迁都于别儿哥萨莱。

直到1395年被帖木儿摧毁，别儿哥萨莱一直是金帐汗国的都城19世纪4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捷列申科发掘了别儿哥萨莱的遗址，位于今伏尔加格勒。

汗国的统治者们“冬天在萨莱度过，而夏天则在阿儿黑·塔黑山区逗留”。

城市的建立为其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基础设施，别儿哥萨莱的贸易随之发展起来。

别儿哥萨莱城的贸易情况，可以从当时旅行家的游记、史学家与当地商人特别是伊斯兰商人的对话、当地人的服饰以及捷列申科发掘的考古资料中窥见一斑。

东方学家乌马里写到:“别儿哥汗所建的萨莱城位于伏尔加河岸一片低洼的盐碱地上，无城墙。

统治者的宫殿构成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在它的顶上加建了一个重二埃及忻塔儿的金色月牙，四周被带有塔楼的围墙围着，埃米尔们就住在这些塔楼内，可汗就在这座宫殿内过冬”，“伏尔加河上，船只川流不息，可航行到斡罗思和斯拉夫地区。

萨莱是一个大城市，在这里有许多贸易点、浴场和庙宇，世界各地的商品汇集于此。

城中心有一小湖服务于手工工场作坊。

饮用水来自从伏尔加河，装在水罐中拉入城中出售”。

人们的服饰也反映了汗国与内外各地区有贸易往来。

人们夏天穿的衣服用丝绸、棉布等做成，这些原料从中国、中亚地区、波斯以及其他南部地区运来。

“冬天穿毛皮制的上衣、裤子,这些毛皮来自罗斯、大不里阿耳、匈牙利等北方地区。

外穿的皮衣多用狼皮、狐狸皮制成。

富人还会制作轻便保暖的丝棉衣，穷人则用棉布裁衣，或用狗皮羊皮来制作外衣。

羊毛的需求量也很大，他们会用粗羊毛制作毡子、鞍布和雨篷等。”

“捷列申科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不里阿耳的毛皮、伏尔加河下游居民运来的皮革、为制靴子裁剪的皮块、从埃及和叙利亚输入萨莱城的玻璃等，即是汗国与内外部各地区贸易往来的证据。

考古报告也显示:“在四周共为210俄丈、有15.5俄丈用小砖砌的四角形场地上有3个石地窖，里边放着蓝、浅蓝、黄、绿、红等各色颜料，马颈钜上的环、马衔、铁链等。

这种石头仓库几乎在所有的亚洲城市都有，可以推测这里原来是一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