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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 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现代化进程已经成就斐然, 昔日在欧洲大陆利益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俄罗斯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沙皇及其身边的人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因为欧洲开始了迅猛的发展过程, 这在将来可能会对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构成威胁。”

1856年,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军械陈旧、供给不足等战败, 包括沙皇在内的许多俄罗斯人都意识到, 农奴制导致了国家的虚弱和贫穷。

此外, 残酷的农奴制招致了农民强力反抗, 虽然没有出现类似18世纪声势浩大的普加乔夫起义那样的事件, 但有不曾间断的农民骚动, “1856~1857年, 农民骚动达270次。1859年, 农民骚动增加到900次。” 1861年, 沙皇在外忧内患的夹攻之下进行了农奴制改革。

农奴制废除后,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 传统的以农奴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模式逐步退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 1854年俄罗斯的工厂数目是9 944间, 到了1881年增加到31 173间;1860年俄罗斯仅有铁路1 488俄里, 到了1 870年就增加到10 202俄里, 1 880年增加到21 155俄里。至19世纪末, 俄罗斯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

与显著的经济发展相比, 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则很迟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推行过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改革, 譬如设立地方自治机构。这一政治组织的运转不仅滋生和培养了俄罗斯近代自由主义者, 同时还尝试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向沙皇提出了立宪请求。

然而, 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 “他对如何阻止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化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 打压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 加强对书籍、报刊的审查和管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沙皇尼古拉二世奉行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统治, 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而这时的俄罗斯社会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自由、民主的思潮涌现,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有了政治觉醒, 批判沙皇专制制度的声音日益强烈。

其代表人物米留可夫认为, “如果说当今俄国社会最紧迫的需求是建立一个合法政府的话, 那么, 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把无限君主制改变为有限君主制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在1905年革命前, 自由主义者们创办了宣扬政治理念的《解放》杂志, 成立了政治组织“解放同盟”和“地方立宪同盟”, 此外, 自由主义者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

然而, 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要求, 沙皇都置若罔闻, 直到1905年革命爆发后, 俄罗斯迟滞的政治改革才开始有所变化。

“行宪”或“专制”:1905年革命后沙皇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

1905年革命: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1905年革命在史学上被定性为民主革命, 因为其矛头指向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追溯缘由, 1900~1903年遭逢的经济危机、1904年俄日战争的失败, 是导致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而企盼政治现代化的俄罗斯社会对实行政治高压的沙皇强烈不满, 是革命的深层原因。

“整个俄国都对现状, 即对政府的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流血星期日”的发生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索, 俄罗斯社会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失望累积到顶点, 反对沙皇专制的1905年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

工人的政治罢工遍及全国, 最主要的两个口号是“要求立宪会议和八小时工作制” , 苏维埃历史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就在这一过程中成立;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 农民暴动也风起云涌;一向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的自由主义者组织集会, 强烈呼吁沙皇立宪。

俄罗斯社会各阶层与沙皇的矛盾日益突出, 沙皇的专制制度成为众矢之的, 要求沙皇“立宪法”“开议会”的呼声此起彼伏。

面对不断高涨的革命态势, 沙皇做出妥协的姿态, 承诺“开议会”, 宣称“在维持根本法不可动摇的情形下, 从居民中选出得到人民信任的、值得尊敬的人参与事先制定和讨论立法提案”。

1905年8月6日, 由大臣布里根奉命起草的《国家杜马设立宣言》《国家杜马章程》《国家杜马选举条例》三个法律文件正式颁布。

其中, 《国家杜马章程》明文规定, “设立国家杜马就是要事先制定和讨论立法草案……立法草案要通过国务会议呈报最高统治者;国家杜马有权提出废除和修改法律及颁布新法律的提案, 但提案不能涉及根本法规定的国家体制”。

很显然, 国家杜马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立法权, 只是一个立法咨议机构, 与真正承载民主价值的议会相距甚远。

徒有其表的布里根杜马并没有搪塞或迷惑住俄罗斯社会, “8月6日宣言既辜负了革命者也辜负了自由主义者的期待”。1905年10月, 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 俄罗斯爆发全国政治总罢工。

这场民主革命达到了高潮, “承诺要给俄罗斯带来宪法”。沙皇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革命压力迫使其必须作出政治抉择, 蒙混过关的方式已经不能平息革命浪潮。

“十月十七日宣言”:沙皇选择行宪的允诺

1905年革命成了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所有人都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但是谁也不能回答应该怎么办。一些人建议推行自由宪法, 另外一些人建议组建协商性的机构, 还有一些人坚持专制。”

维特向沙皇提出建议, “要摆脱目前严重的国家局面, 政府有两条出路: (一) 赋予受信托者以无限独裁之权, 以便果断有力地从根本上镇压任何与政府作对的表现, 即便大规模流血也在所不惜。

(二) 向公众做出让步, 并以此为基础指示未来的内阁走行宪的道路。”“行宪”还是“专制”, 从沙皇的政治立场出发, 自然不会选择前者。然而, 面对愈来愈汹涌的革命, 特别是“兵力不足, 无法实行独裁” , 沙皇只能同意行宪。1905年10月17日, 沙皇颁布了维特起草的《整顿国家秩序宣言》。至此, 沙皇向俄罗斯社会表明了自己行宪意向。

“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内容主要有三项:“1.依据确保人身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的原则, 恩赐平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

2.不阻止原定的国家杜马选举, 在杜马召开前剩余期限内尽量吸收迄今全无选举权之居民阶级参加杜马, 依据新确立的立法制度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

3.确立下述不可更改的原则, 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保障民选机构能够监督沙皇所授予权力的行使是否合法。”解读宣言, 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宪法精神, 从实质上看, “宣言是对宪法、民主和代议制的允诺” 。

首先, 宣言认可并允诺保护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等公民权利。在西方国家反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过程中, “公民”“公民权利”这两个与法治、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的语词迅速传播开来。

对于君主专制延续几个世纪的俄罗斯而言, 个人一直处于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 “臣民”、“平民”等称谓司空见惯, 而“公民”、“公民权利”却是奢侈的语词。宣言中“恩赐平民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 是沙皇对“平民”享有“公民自由”的认可以及对其进行保护的许诺。

这种表述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尽管有“恩赐”二字, 但并不能粉饰沙皇的失守和退让。尼古拉二世一直奉行迫害宗教少数派、镇压政治异见者的统治策略, 随意逮捕、禁止集会、取缔报纸的行为屡见不鲜。认可并允诺保护公民自由, 于俄罗斯人而言是从无到有的一种积极变化, 于沙皇而言却是对其专制权力的一种限制。

其次, 宣言为国家杜马成为真正的议会提供了制度铺垫。布里根杜马遭到抵制的原因在于它不是真正的议会, 而只是一个附庸于沙皇的咨议机关, 无法满足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限制沙皇专制权力的期许。

相比之下, 宣言勾勒出的国家杜马则具备了议会的主要指征。从构成上看, 宣言称要努力实现普选, 这意味着据此构建的国家杜马是民选代表机构。

从职权角度看, 宣言明确规定“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与布里根杜马仅有立法提案权和法案讨论权相比, 国家杜马拥有了真正的立法权。此外, 国家杜马还享有监督权。而国家杜马所享有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都是近代议会所必备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