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 图片来自网络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 “不以国府为对手” 的声明。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份声明与其说是“不以国府为对手”，还不如说是不以蒋氏为对手来的更为准确些。

虽然说，近卫发表的这份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把蒋氏逼到谈判桌前议和，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份声明一出，蒋氏就被挤到了墙角，这不是逼着蒋氏与日本死战吗？

果然，这份声明一出，瞬间让蒋氏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再也不能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了，只能坚持抗战。如果不抵抗，别人皆有退路，唯独他没有退路。

此时的局势让蒋氏不由得想起《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桥段，曹操率83万大军南下，意欲扫平江南。占领荆州后，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欲与将军会猎于江东”。

东吴的文武官员们对是战是降争论不休。

此时，鲁肃私下里对孙权说，东吴谁都可以投降曹操，唯独孙将军不可。孙权问何故？鲁肃答道，众人投降曹操，都不失郡县之位，而将军投降曹操，高不过封侯之位，哪还能独霸东南，称孤道寡呢？

孙权不抵抗，或许还能有个封侯之位，而蒋氏不抵抗，等待他的要么是沦为阶下囚，要么逃往他国。对于他这样一位执掌几百万兵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国领导，岂能受此羞辱？

想到这里，蒋氏又想起了蒋百里曾经对他的一番话：

“对日作战，无论达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放在过去，蒋氏对蒋百里这番言论的理解还不深，可经过了近卫的“不以国府为对手”声明一事，使蒋氏更加认清了一个道理，日本人的“荷包”是永远也装不满的，英、美、德、苏等国的盟约是永远也靠不住的。

既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势利的，国与国的交往难道就不是了？

看来，求人不如求己啊！要想让别人看得起，自身就要争气。

从此，蒋氏下定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这也是摆在他面前的仅有的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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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坚定抗战决心之路可谓艰难

自清朝末年开始，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东渡日本求学之路就开始热闹起来了。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明白，为何弹丸之地且虚弱不堪的日本会在短短时间内崛起为能够击败庞大清朝的国家？

蒋氏也是抱着这种心态东渡日本的学子中的一员。同样，这批东渡求学的人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在近现代成为一代名臣和名将的人物。

因此，这就造成了在近现代对日本抱有恶感的名将和名臣其实并不多，持有好感的人却不少这样一个事实。

甚至在日本人强占了东三省后，国人的反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因为在当时大多数国人的眼中，中国的疆域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并没有把东北包括在内。

而且，在清朝灭亡之后，原清朝各地的督抚们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新朝廷的督军，变成了事实上的军阀。这些新军阀们一会儿割省自治，一会儿联省自治，以省籍为派系，以派系为亲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嘴上喊的都是正义，暗地里讲的都是利益。偌大的中国被这些前赴后继的军阀们搞的是体无完肤。

那时候的中国哪里还有国防啊？汪逆兆铭虽然是个巨贼，但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只有省防，根本就没有国防。

而日本则利用这个机会，今天支持这个军阀，明天支持那个军阀，今天怂恿你打他，后天怂恿他打你，左右逢源，多方下注，在中国攫取了莫大的利益。

蒋氏不是不知道日本人在暗中搞得这些小把戏，可他无力抗拒，只能投入英、美的怀抱，想要借西方之力与日本抗衡。这也是蒋氏为何要与宋氏联姻的根本原因。

蒋氏的算盘打得挺好，一来，他想借助背后有英、美资金支持的江浙财团支持养兵，二来，是希望在日后中国与日本开战的时候借助英、美之力调停。

可在1928年发生的“济南事件”之后，整个中国，包括上层的官僚和普通民众对日本都充满了恶感，他们没想到，之前在人前文质彬彬，礼貌多多的日本人竟然能够干出这等人神共愤之事。如果说，蒋氏是何时预感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应该就是在“济南事件”之后。

但当时，日本人的野心虽大，但手段还尚属能收得住，采取的策略是经济侵略为主，军事侵略为辅，吃相还没那么难看。

而在九一八之后，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的侵华策略发生了巨变，由经济侵略为主，军事侵略为辅变成了军事侵略为主，经济侵略为辅，后期又加入了一个文化侵略，可谓是三管齐下，亡我之心不死。

这种策略已经具备了“蚕食”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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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蚕食”？指的是先挑起事端，然后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然后侵占中国领土，成功后在两军交界处设置非军事区。待到把占领区消化完毕之后，再故技重施，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蚕食”策略看似没有“鲸吞”策略表现的那么直接，但阴险程度犹有过之。

而且，日本“蚕食”中国领土的速度是惊人的。1931年侵占了东北后，在短短的4年内，就消化的差不多了。紧接着，对华北的“蚕食”开始了。1935年，冀东22县又被“蚕食”掉了。

两年之后，冀东22县被“蚕食”完毕，日军下一步“蚕食”的目标就是整个华北地区。

其实，“卢沟桥事变”能引发中国全国性的抗战是日本始料未及的。因为当时，日本并没有做好“鲸吞”的准备。他们之所以要在华北挑起战事，其目的在于掠夺华北的棉花。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可能吗？日军在卢沟桥主动挑起战事就是为了抢夺华北的棉花？

大家对这件事有疑问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大家不知道的是，当时华北的棉花产量占了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7成以上，如果任由日本强占了华北，把棉花的控制权抢走了，一年我们可以不做新衣服，两年我们可以穿旧衣服，可时间长了呢，恐怕我们连衣服都没得穿。

春夏秋三季尚可维持，可到了冬天怎么办？

所以说，日本主动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是日本军事侵略为主，经济侵略为辅的惯用策略。

可让日军没想到的是，中国部队在卢沟桥竟然奋起反抗了，这对一贯骄狂的日军中下级军官来说是好事情，因为他们多年来千方百计对中国的挑衅终于逼得中国还击了。

可日军高层却并不开心，因为日本对“卢沟桥事变”究竟是该扩大战事还是控制战事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

蒋氏此时仍然没有想与日军开战的计划，他还是幻想着与日军进行一场有限度的战争，仍然认为在英、美两国的所谓调停下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可在全国民众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中，他也只能与日本开战。

虽然说，蒋氏表示抗战，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幻想着由列强把持的“国联”能够在关键时刻出面调停，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让他终于认清了列强们的真面目。

列强趁火打劫、背信弃义之举可谓多端

淞沪会战本是一次由中国部队主动发起的战事，意图在淞沪地区歼灭敌军的海军陆战队，以防止日军在淞沪地区进兵，使中国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可由于蒋氏过于依赖于“国联”的调停，在张文白部已经准备好出击的时候却三次叫停，以至于延误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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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沪战场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一线部队正准备陆续撤兵进入预设的国防工事御敌的时候，蒋氏再次叫停。因为当时蒋氏又委托了“国联”调停，此时，蒋氏仍然希望淞沪会战是一次局部战争，就像1932年的淞沪抗战那样，在“国联”的调停下停战。

要说“国联”，在此次确实是出面调停了，这是因为他们也在淞沪地区有着利益。如果淞沪地区被日本一家占领，将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可日军已经杀红了眼，哪里肯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肥肉”让出去。为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本来，淞沪守军是有时间撤到国防工事内的，可由于在撤兵时被蒋氏叫停，强令部队返回原来的阵地。

可还没等中国部队回到原地，调停失败了。

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就丧失了撤退的良机，在日军的追击下损失惨重。

“国联”虽然没用，但蒋氏认为德国还是比较靠谱的。可没想到，德国那位战争狂人又下令，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所有人立即撤离，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德国是蒋氏一直效仿的对象，德国也确实帮了蒋氏不少忙。比如，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卖给中国装备，甚至把一些装备的设计图纸也给了中国。

虽然德国在交易中也占了不少便宜，比如，在中国战场对德军参谋人员进行实战训练，从中国购买工业原料，把一些已经淘汰的装备图纸卖给中国等等，但毕竟也算对中国有所帮助。

可在抗战初期的关键阶段，德国突然来了这么一手，让蒋氏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德国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虽然卖给中国的东西仍然是真金白银照收不误，但毕竟那是用于战争的东西，蒋氏也认了。

可事实证明，蒋氏还是表错情了。在武汉会战爆发之前，远在东北边境的张鼓峰苏军与日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吃了亏的日军立即调动关东军第十九师团反扑，可却被苏联红军围住。

蒋氏得报后大喜。

此时，日军正在攻打九江，蒋氏认为，如果能在九江击退日军，斯大林定会高看自己一眼，对中国的援助将会更多，更大方一些。有可能的话，苏日之间发生一场大战，这就会延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因此，蒋氏不顾九江的地形根本就不适合打一场硬碰硬地攻防战这个事实，强令张发奎率部在九江死守，害的张发奎损兵折将。

就在蒋氏幻想着苏日双方能够在张鼓峰发生一场大战的时候，苏联却突然收兵，与日本握手言和了。

更让蒋氏痛恨的是，原本存在英、法等国银行的国府储备金和海关收入，竟被两国以国府西迁，已经沦为地方机构为名扣下不还。

当时，中国本身的外汇就不多，仅有的外汇主要用来支付购买装备等物资。而如今，这些救命钱却被两国扣下了，这无疑是掐住了蒋氏的脖子。

一连串的，并且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让蒋氏心力劳瘁，也让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利益永远是排在前列的。他终于放弃了幻想，开始正视眼下的这场中日战争了。

而日本那位首相近卫文麿呢，则给蒋氏来了一记神助攻。

本来，蒋氏就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不定，而近卫“不已国府为对手”声明的发布一下子把蒋氏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了。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须再退。蒋氏终于难得的雄起了一把，宣布解除自己身上除军职以外的其他所有职务，专心率军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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