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号大盛魁(一)-概 述

旅蒙商号大盛魁(一)

——概 述

一 翁

大盛魁是昔日蒙古地区（包括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最大的一家旅蒙商号，持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活动于外蒙（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部地区和内蒙西部地区。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额之大，获利之多，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一、清朝对蒙贸易政策和大盛魁的创立

外蒙（也称喀尔喀蒙古，即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原来是三汗部七和硕，清初划分为四汗部八十六和硕，再加上科布多地区的十九和硕，共为一百零五个和硕。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廷谕，把外蒙的四汗部改为爱玛克（蒙语译音，部落、盟、省），用会盟的地名为盟的名称。

车臣汗部改为“巴尔和屯”盟，土谢图汗部为“罕阿林”盟；扎萨克图汗部改为“毕都里雅”盟；赛音诺颜汗部改为“齐尔里克”盟。

有清以来，清廷是以它的边禁政策来对旅蒙贸易实施严格监督和管理的。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朝的“马市”，只开辟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县）等几个贸易中心点；稍后，也许可商人请领票照在蒙古各地进行流动贸易，但限制相当严格。

1789年颁布的《理藩院则例》“边禁”条对旅蒙贸易作了些原则规定，在发放经商票照时，又有一些不成文的具体要求和限制。

主要有这样一些规定：

凡不持票照的商人，不许进入蒙旗；

实际人数超过票照上的人数时撤销票照；

不按票照的指定路线和地点，进行贸易的予以处分；

禁止贩卖铁器；

商人在蒙逗留期限为一年，当地王公务须于一年内勒限催回票照，免其在外逗留生事；

禁止商人同蒙古妇女结婚；

禁止以大量的白银贷给蒙古人……官方对于旅外蒙商号的总数及其从业人员的总数，掌握得特别严格。

最初在外蒙经商的几家主要商号，都是随营贸易性的；

由于行之年久，这些限制不免逐渐松弛，内地商人趁机流入外蒙的络绎不绝——蒙汉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这就是大盛魁成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队在杀虎口（在今山西右玉县）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

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出卖。

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的集市，特别是为费扬古部队采买食用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和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方法。

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也肩挑着货物随军前往，作随营贸易生意。

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合伙的集体小商伙，以“吉盛堂”为“堂名”，粗具商号的雏形。

二、大盛魁从业年代

大盛魁究竟是哪一年成立的，众说不一。

呼和浩特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有一面横匾，正中写着：

“阴山古刹”四个大字，右端第一行写着：

“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边写着：

“大盛魁敬献。”匾左边第一行靠近下边写着：

“榆次王用慎书”；

末后一段写着：“光绪甲辰，大盛魁财伙等，因见先年敬献之匾,凋朽将坠，恐泯忱迹，遂为重书重刊，葺而新之，谨书数言，以志重修之岁时云尔”。

在“大盛魁敬献”五个字的上面，刻着一个枣核形的图章，上面用篆书刻成“晋三都”三个字，以红颜色涂染，表示明显而庄重的意思。

根据这一记载，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据此可知大盛情魁在归化城至少存在了二百四十年左右。

三、大盛魁的发展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人们一般把乌里雅苏台的驻军称为“前营”，把科布多的驻军称为“后营”。相沿日久，“前营”就成为乌里雅苏台的别名，“后营”就成为科布多的别名。

其时，清朝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金山额鲁特北部。

乌里雅苏台是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服务。

大盛魁的初期，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和归化城只是它的分庄，它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了大盛魁。

1803年（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

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

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也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它又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受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

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又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账的数量，而且清廷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络，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四、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和资本积累

大盛魁的经营范围无所不包 它经营的商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

甚至于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包成大量的“扁食”（饺子），冻了以后，也当作春节的应时商品运往外蒙各地出售。

大盛魁的实际经营范围，从它的组织和营业的分工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印票”部分；

（二）日用百货部分；

（三）牲畜部分；

（四）皮毛、药材部分。

这四个部分，都配备一定的专人，具体地加以组织，各有分工。

比如：印票部分的营业，是放高利贷的业务；

日用百货部分的营业，是把全国各地采购的日用百货，运到外蒙各旗进行销售；

牲畜部分的营业，是把从外蒙收印票账得来的羊马运到归化城，再销售到全国各地；

皮毛、药材部分的营业，是从外蒙交换或收购皮毛、药材及其它产品，运到归化城，再向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这几个部分的营业员，都熟悉本行业务，特别是各部分主要负责人员，对他们所担任的业务，更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长；

但是，大盛魁是以放高利贷为主要业务的，因此，它的牌匾上就用“大盛魁印票庄”几个字来表明。

大盛魁开始时，是一种“人力合伙”的性质，没有“财股”这个名堂，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几个创始人去世后若干年，仍然是“人力合伙”，没有设立“财股”。

1805年（嘉庆十年），大盛魁为死去的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人各以股银一百两记录在“万金账”内，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道光年间），又对王、张、史三个创始人的股份，重新做了规定，以两千两银子做为一股；

三家各有一个股，王相卿另有世袭身股半个；

总共为七千两银子，以“财股”的名义，记入万金账的是三个股，共为六千两银子。

但是这些“财股”既不是创办时的投资，也不是中途的增资，实际上只是对三位创始人追念性的“褒赏”；

因此可以说，大盛魁从创始到歇业，一直是一家“人力合伙”，没有股金的商号。

大盛魁初期是肩挑小贩，外蒙人称它为“丹门庆”；极盛时期成为一座垄断外蒙的巨大商号，据估计每年贸易总额一般年份达到一千万两银子左右；

孟榘写的《乌城回忆录》中说，大盛魁的“资本近万万两”；大盛魁的财产总额究竟有多少，现在已无确实依据。但是它的资金“极其雄厚”，这一点确是人们所共认的。而这些极其雄厚的资金完全是它二百几十年长期积累下来的“公积金”。

五、大盛魁在归化城贸易中的地位

归化城是清朝设置的对蒙古贸易的中心点之一，是全国各地商人同蒙古和新疆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归化城就成为大盛魁的重要基地。

它从全国各地贩来的货物，都经过归化城，在这里缴纳了税款，领上票照，以骆驼队为运输力，运到前、后营，分向外蒙各“和硕”销售。

它从外蒙各“和硕”贩来的牲畜，皮毛和其它产品，也都是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大盛魁的贸易额在归化城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巨大。在小手工业生产时代，进行大量货物的购、运、销，是十分困难的．而大盛魁却在各行业中，都有它的小号为它组织货源，它有自养的大量骆驼队为运输力；又有放印票帐的批发货物的门路。

总之，在购、运、销三方面都具备了极其优越的条件。别的商号买不到的货物，它能大批量地买到，别的商号运不出去的货物，它能及时地运出去；别的商号运到销售地的货物，一时还销售不出去，它则能成批地推销。

总之，它能取得更高的利润，是有它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的。

归化城市场上的几种重要商品都由大盛魁来开盘，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进来，就必须推迟开盘；归化城市面上有“过标”、“过骡子”的制度，如果大盛魁的“房子” 在“过标”期、“过骡子”期以前回不来，可以改期。

清初，归化城就有“崇厚堂”的组织，设“四乡耆”负责主持，其性质类似商务会；民国以后，改为商务会。

大盛魁在“崇厚堂”和商务会内，都居于重要地位；“集锦社”也是包括在“崇厚堂”内的一个大社，是以走前后营的商号为成员的；大盛魁是“集锦社”内最大的一家商号，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大盛魁是归化城最有地位的一家商号。

清朝开了捐例以后，大盛魁在北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的座庄掌柜，都买了官职头衔，归化城总号的经理，则买到“候补道”的顶戴；人们对其地位称作“半个归化城”，这不仅是说它有庞大的财产总额，而且归化城的许多事情，也是由大盛魁操纵的。

据说，归化城最早有三家大商号，人们称为三大号：一家叫“天元号”，一家叫“宏图号”，一家叫“范家号”；以后又有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新的三大号；人们就把原来的三大号，改称为“老三大号”，以示区别。

“崇厚堂”初期的组织情况，是“四乡耆”直接同各商号联系。不久，就有了“集锦社”，它是走大外路的通事行，大盛魁就属这个社。

接着又有了“青龙社”和“伏虎社”，行社逐渐增加，成为七个大社，八个小社，各社包括的商户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崇厚堂”的组织也随之改变，它直接联系十五个社，由各社分别联系所属的商户。

稍后，增加了十二个“总领”，协助“四乡耆”，联系各社及其所属的商号，“总领”亦由各社轮流担任，这些商社都和对蒙贸易有一定关系，而且都由大盛魁起支配作用。

辛亥革命后，把“四乡耆”和“十二个总领”的组织改为商务会，各行社的组织也有所增加。

有的按行业立社，有的按地区关系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