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遗址：高风亮节的禅让制背后的血腥真相

据《史记》记载，黄帝去世后，黄帝的孙子颛顼继位；颛顼之后，颛顼的侄子帝喾继位；帝喾之后，则由帝喾之子挚继位，但由于挚能力欠缺，被其弟尧所取代，尧随即成为天下共主。

《史记》中记载尧“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尧极具人格魅力，管理能力也很强，各路诸侯对其非常敬重。

尧在统治后期与属下讨论接班人的问题，有属下建议让尧的儿子丹朱继位，但尧认为丹朱顽劣，不堪大用，让属下继续举荐其他接班人且不分贵贱。大家随即又都一致举荐舜，认为舜既有品德又有智慧。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并从中对舜进行考察。经过三年的考察，舜无论是在家事还是公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尧对舜也非常认可，因此在自己年老体衰时将大权交给了舜，让舜摄天子政。

司马迁评价尧将其权力的禅让为：“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意即尧如果将天子之位传给丹朱则是对丹朱一人有利而对天下有害，如果传给舜则是对天下人有利而只对丹朱一个人无益，所以尧大公无私，最终选择了对天下人有利的方式，而将天子之位传给了舜。相对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后世也把这种生前就把权力转交的方式称为“禅让制”。

但是，即使实质上完成了权力的禅让，但是在形式上仍然要遵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规制。因此尧去世后，舜在名义上并没有直接继任天子，而是先让丹朱继承了尧的地位，舜则“辟（避）丹朱于南河之南”。但是各路诸侯只去朝觐舜而不去朝觐丹朱，出现纠纷都去找舜来决断而不去找丹朱，大家都只歌颂舜而不歌颂丹朱。舜觉得时机已到，便取代丹朱而登基称天子。

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称为五帝，他们统治的时期也被称为五帝时期。

到了舜统治后期，因大禹治水有功，舜依照禅让的方式将大禹定为帝位继承人。在舜去世后，大禹也按照舜的方式，并未直接登基，而是让位于舜之子商均，自己则“辟（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但四方诸侯均去朝觐大禹而不去见商均，大禹遂效仿舜而登天子位，成为天下共主。

大禹登基之后，也按照尧舜禅让的方式，先是授政于皋陶，但皋陶没有继任就去世了，大禹遂又举荐了益。大禹去世后，按照尧舜禹的惯例，益避大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启为人贤德，天下之人皆对其敬重，而益由于辅佐禹的时间并不长，威信不足，并未受到天下人的敬重，所以四方诸侯都去朝觐启而不去朝觐益，于是启就继承了天子之位，益并没有得到登基的机会，尧舜开启的禅让制的模式自此又被打破。

但尧舜禹的这种禅让登基的形式却被后世所模仿，战国后期就出现过一个诸侯国主将君主之位禅让于其大臣，这就是燕王姬哙。

燕王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好贤”、“行仁”，对历史上尧舜禹禅让的传说非常仰慕，企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一种君位任贤的制度，于是他听从了大臣鹿毛寿的建议，将燕国大权托付给了相国子之，同时还为了防止太子平及其属下不服，燕王哙还将俸禄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信收起来交给子之，即将官僚的人事任免之权也交给了子之。子之南面而坐行君主之权，燕王哙向子之行臣子之礼，国家大事都由子之来裁决。

但燕王哙的理想化行为并没有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子之并未在燕国赢得尊重，反而引起了太子平等旧贵族的不服。三年之后，燕国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合谋攻打子之，但没有取胜。百姓却反戈攻击太子平，酿成了几个月的祸难，死者达数万人，众人恐惧，百姓离心。燕王哙、太子平及子之分别在这次大乱中死亡。第二年，赵武灵王送立太子姬平之弟姬职继燕王位，是为燕昭王，这场因禅让制而带来的荒诞闹剧才最终结束。

这之后历史上也多次出现以禅让为名的权力更替，但是在实质上却逐渐变味，禅让制成为后来历代篡位者使其夺权合法化的一种固定模式。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氏夺魏、武氏代唐等历史上的著名的改朝篡位事件都是以禅让的名义。

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初的原点，尧舜禹时期的禅让真的如《史记》中记载的这么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吗？

西晋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一位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取了战国时期的魏襄王墓，得到墓冢内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经数次编订，称为《竹书纪年》。因成书时间较早，比《史记》更具真实性。

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尧帝年老之后，威望逐渐降低，于是舜趁机将尧囚禁在平阳，取代了尧的帝位，又把尧的儿子丹朱囚禁起来，让他们父子无法见面。

《竹书纪年》由于内容亡佚较多，未有对舜统治后期的记录，但结合史料可以推断出，由于大禹治水有功，在诸侯中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舜，因此在舜统治后期，舜的权力基本上已被架空，故《韩非子·说难》中说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到了启即位，《竹书纪年》则冷冰冰的记载了一句话：“益干启位，启杀之”。由于益影响了启的帝位，启就把益杀了。——这就是禅让制背后血淋淋的真相。

历史上真实的禅让尚且如此，后世模仿的禅让制就更不必说了。在中国历史上，以禅让为名的权力更替多达数十次，除了“內禅”（即同姓相禅，大部分为父子或兄弟）之外，绝大多数禅让的背后都是血腥的历史。

在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山岗上，有一处以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时期的古代城市遗存，因地处当地人所称的王城岗（望城岗）之上，被称为王城岗城址。古城址依山傍水，东侧毗邻颍河支流五渡河，南邻颍河，北距嵩山仅8千米，西北距二里头遗址50千米，东南距传说中的“启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约40千米。

1959年，为寻找史籍中的“夏墟”，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对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随后，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持续30年对该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1977年，这里发现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铜器残片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王城岗遗址考古现场

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颍河冲毁。21世纪初期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圈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

王城岗遗址考古探方

现代学者根据史籍中“禹都阳城”的记载，推断王城岗城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之所在，也就是大禹“辟（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地方。

王城岗遗址历代土层

告成原名阳城，“告成”之名来源于武则天时期。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武则天在嵩山的峻极峰修筑神坛，进行祭祀活动。次年，武则天又来到嵩山，奉嵩山为天下五岳之首，并对嵩山进行封禅。武则天通过封禅嵩山，向天地和世人宣示其政权的合法性。随后，武则天下诏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并把当时的嵩阳县改为登封县，把阳城县改为告成县，以示“登嵩封岳大功告成”之意。

王城岗南侧的大禹碑

五帝时期（属于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政权中心大部分时间都在晋西南地区（今山西省运城市境内），王城岗遗址距离当时的权力中心直线距离约170千米，符合“禹避商均”的逻辑，同时该地区在东周时期即名为阳城，与史料上“禹都阳城”的记载也颇为吻合。

在王城岗城址北8千米的太室山（属嵩山）南麓万岁峰下，有一处开裂的巨石，被称为“启母石”。

启母石

据《淮南子》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妻涂山氏化为巨石，石破北方而生启。汉武帝游嵩山时，为启母石建庙，即启母庙。东汉时期又在启母庙前建神道阙，即为启母阙。启母阙与太室阙、少室阙并称为“中岳汉三阙”，是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该批国宝文物中古代建筑类的前三名。

启母阙

启母阙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两汉时期，王城岗所在的告成和登封周边即被当做是大禹的势力范围，也被认为是启的出生地。但截至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证明王城岗遗址与禹都阳城的直接关系。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城址地面上并无明显的城址遗存，小城大都毁于河道或湮于地下，大城所在的位置也大都是农田。王城岗城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期望能够发掘到有价值的文物遗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搞清楚王城岗遗址是否真的就是禹都阳城之所在。

王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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