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价值激发内需

一、管理者的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法国社会民主党的若斯潘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影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第三条道路是针对资本主 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言，指不同于两条相对立的道路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若斯潘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来源于对资本主义老朽制度的怀疑，指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监督、控制的必要。“只有当人们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确定了更为平均的社会发展模式 ，只有遵循谨慎的规则和银行标准以及国家有效干预之后，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中国要么回到老路去代替已经倒下的老大哥，要么全面折服西方所谓普世之道。选择前者根本不通，后者则断后路。此刻，邓公的南巡讲话将国家重新拨回改革开放之路，此后走向了真正的“第三条道路”。此道路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跨越了若斯潘的底线。诺斯潘强调政府有必要对经济发展实施监督和控制，而中国政府不仅行使了管理者、监督者的职能，而且把手伸到了经济活动之中，充当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参与者。

二、信用价值的提出

很多经济学者早就关注到管理者“伸手”的现象，并意识到这不是只停留在凯因斯理论或林毅夫－杨小凯之争（请参考拙文《经济学家的立场》）的浅层逻辑上，而是在这个现象中可以发现一条从现象到本质的理论探索路径。

经济学者过去的那些探讨，基本都是沿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并不能触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核心本质。从中国改革开放所进行的变革中、从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桎梏的特色发展道路中受到启发，并通过验证、确认中国经济改革成果，可以逐渐创立出中国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

为了证实我的推测，我列举下面几个概念：

1，社会资本价值生产

社会资本价值生产，是指政府职能、政府直接组织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生产。这里已经不是政府的管理、监督行为，而是明确定义的是生产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的。初期阶段先从一部分商品价格的开放做起，当初称之为“双轨制”，从商品的自由市场，逐步发展出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培养出市场经济的经济体。

然而，国有企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国有企业承载了双重任务：其一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体系下，发挥出更强大的经济建设力量、为中国 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其二是完成计划经济的惯性轨道上的国家建设任务。国有企业所承载的双重任务之其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惯性，也是管理层通过在特殊时期的特色变革而形成的一套特色机制。这个特色机制，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理论和若斯潘道路，把管理之手，通过国有企业这个经济体，用于“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中。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随着政企分离、机构精简，很多管理之手被划拨到社会资本生产之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信用与价值生产

信用有几个层面，从大往小处说有人民对国体的信用，然后是对社会的信用，然后是团体和个人的信用。可以看出最大的信用就是对自己国家的信用。信用的对价应该是公平，人民对国家的信用，应该换来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合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完全阐释了国家信用的核心意义。 中国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国家信用的巨大价值，这个价值不仅应该用于回报国民的信用，做到最大范围的社会公平，而且还可以用于帮助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既要公平又要发展，这就是社会资本价值生产的推动力，也是中国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国家信用价值的用武之地。这个信用价值，直接、间接地产生了货币信用价值、虚拟经济信用价值、 印钱消费虚拟价值、还有社会资本生产的信用价值。这些价值，实际是利用了国家信用的超前“支出”。

3，信用价值的体现

国家信用价值，通过信用价值生产来体现，体现在既要公平、又要发展的两个方面。国家信用价值的具体实现，是通过社会生产来完成的。这里面即有社会资本价值的生产，也有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信用价值的生产。

社会资本价值生产，比如高铁、大飞机、南水北调等国民经济重大工程。这些社会价值生产，带来的是更广泛意识上的社会公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的经济效益，又可以作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是通过大型国企、央企的利润实现税收）

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信用价值的生产，解释为资本条件下的非商品的社会产品生产。其生产的产生物是社会共享产品，具有社会价值而并无价格表现。或者，某些非资本信用价值生产隐含在价格商品之中，价格远远不能表现出其价值。这类隐藏与价格商品内的生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性商品的一种“补贴”。

4，信用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激励

中国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几个层面：一个就是基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以及证券、期货、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的虚拟价值生产，这个虚拟价值生产已经和信用脱不了干系；第三个就是社会资本生产，这个就是完全基于国家或社会的信用基础之上。

这三个经济活动层面，有着单个层面经济活动的自激循环，也有层面之间的互激，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经济过程。虚拟信用生产与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互动，利用国家信用的超前“支出”产生的货币信用价值，来调配投资和消费比率，化解经济危机和发展滞胀。而第三层面的社会资本生产 ，实现了对生产环境的附加价值，产生出与前两个层面的生产的循环激励。

如果中国国体稳定，没有外来干扰，即使在孤立主义回潮的当今，这是一个理想的、内循环的一个经济结构体系。但是，外部干扰始终是一个消除不掉的存在。

三、理论思考

信用是建立在人之上的，无论是国家信用、社会信用、还是团体个人信用，都是“人”所产生的信用。价值产生于劳动生产中，所以说信用价值生产，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上。劳动是劳动者的生产行为，劳动价值生产其实质是反应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信用价值生产依旧是反应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强调的是劳动者和人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 ”又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通过上面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信用价值，来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是劳动生产者，也是商品消费者，信用价值的产生，促进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社会资本经济，完全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马克思经济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劳动生产与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等理论上，西方经济学也只是停留在、或者是重点关注在商品交换价值以及其边际效应等方面。

中国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强调社会信用价值和社会生产价值，主要侧重在宏观经济方面，但对微观经济活动缺少足够的探讨。如何从社会信用价值出发，来支持、激发微观经济需求，这对打开今天的内循环发展的消费瓶颈会有帮助。

四，激发消费内需

上面讲了信用价值经济可以促进三个层面的经济活动，可以“超前”支出国家信用促进消费。但信用价值生产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生产之上，不可以单纯超前支出而脱离劳动价值生产。要突破当前经济下滑的瓶颈，当务之急需要找到可以产生劳动价值的国家重大项目。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国家财政投入四万亿货币刺激政策，而负责劳动价值生产的是高铁建设项目。每当房地产市场遭遇困境之时，都是国家信用价值生产推出“铁公机”来推动劳动价值生产。这次同样面临无法依赖房地产经济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找到高铁般的项目并依靠国家信用价值来推动内需，这是笔者的一个建议。

1. 新能源汽车及无人驾驶环境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已经领先世界，汽车已经从出行工具变为一个智能空间，无人驾驶今后是必备功能。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补能）设施、无人驾驶道路环境、还有一些相关设施的建设，可以成为今后国家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

2. 共享经济生活圈

共享单车在逐渐走向正规，今后可以肯定会出现共享汽车、其他消费工具或生活设施，这些共享经济依靠社会信用价值，来降低消费成本，社会资本应该加大力度考虑这方面的投资。

3. 空间建设

结合共享汽车、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向空中发展新的交通、居住环境，为社会公共设施扩大空间。

上面三点完全是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都围绕着依靠社会信用价值、并建立在劳动生产价值之上的项目，不同于印钞发钱消费的方法。

——以上文字是对多年前文章的整理和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