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家暴、学习神学、打架斗殴；“红色巨人”斯大林的少年时光

16岁的斯大林

1907年6月26日，第比利斯正迎接着夏日的酷热，费雷林斯卡亚大道是上流阶级住宅区，那里的富人们如同往日一样将他们豪宅的大门紧闭，希冀将炙热挡在门外，整个大道都异常地安静。费雷林斯卡亚大道离中央广场仅一步之遥，广场的街角上有好几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青年小伙，他们穿着亮色的宽松衬衣和肥大的水手裤，他们的怀里都揣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广场上有家声名狼藉的酒吧，名为“迪利普丘利酒馆”。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革命者已经占领了这座酒馆的酒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邀请过客进来和他们共饮一杯。而他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等待卫队马车的经过，即时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将引爆第一个炸弹。那一年，约瑟夫29岁。之后它将以“斯大林”之名为世界熟知。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的时间就如同他本人一样扑朔迷离，官方称出生于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却是1878年12月18日，二者整整相隔一年。不过别的信息还是明了的：约瑟夫祖上是奥塞梯农奴，籍籍无名，像沙粒一样随风飘荡于历史的风潮之中，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其祖父扎扎才终于被沙皇解放。扎扎一共生养二子，其一的乔治被土匪杀害，另一个则是约瑟夫的父亲维萨里昂·“贝索”·朱加什维利。贝索最初是在第比利斯的G.G.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工作，后来，来到他哥里，为那些俄国军人做靴子。也是在这里，贝索遇到了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凯可”·格拉泽。

“贝索在我的朋友中很受欢迎，她们都梦想嫁给他”凯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女伴中，我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多人追求的。”贝索与凯可无论是在身份地位还是外貌上都是天生一对。婚后，朱加什维利一家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贝索制鞋技艺精湛，找他做鞋的人络绎不绝，在很多格鲁吉亚人还在住泥浆筑的破房子时，贝索已经开了家自己的作坊了。在幸福之际，凯可生下了一个男婴，但是两个月后他就夭折了，贝索痛苦不已，开始酗酒。之后，凯可再次生育，次子不过半年便死于麻疹。

“我们的幸福彻底被粉碎了。”贝索绝望不已。为了能让孩子活下来，他们曾向天神祈祷过。1878年12月6日，她诞下了第三个男孩，男孩被取名为“约瑟夫”，昵称“索索”——他也是日后的“斯大林”。经受了两次丧子之痛，母亲凯可视索索为心头肉。贝索也疼爱这个孩子，他喜欢给索索讲高加索义士的故事，他们会“和富人斗争，偷王子的钱财散给农民们”。

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好，可是他任然嗜酒如命，格鲁吉亚人有将葡萄酒作为货币的习惯，这更加加重了贝索酗酒倾向。之后，贝索交了一个名叫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民意党政治犯，因此斯大林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革命的熏陶了。

此后，贝索的酗酒越加疯狂，他经常醉酒打架，甚至被人取了个“疯狂贝索”的绰号。索索5岁时，贝索便因酗酒患上了妄想症，对待妻儿也愈加粗暴。有一次，索索跑到了熟人家里，他的脸上全是血，他哭着喊道：“救命啊！快来！他要杀了我妈妈！”等到他们跑回家时，他们发现贝索快要把凯可掐死了。

暴力的家庭环境毫无疑问对小斯大林产生了消极影响，他是在家里学会暴力手段的。在这个阴沉的家中，母亲凯可成了索索唯一的精神支柱，凯可一直很宠爱小索索，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斯大林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可是在暴力的环境中，小索索也在悄然变化，“他变得很内向，经常独处，不再喜欢出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他说他想读书。”

十岁的索索参加了教会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他已失去工作能力的父亲贝索却对此感到很是愤怒，贝索一直希望儿子未来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鞋匠。尽管面对着父亲反对的怒火，索索还是在母亲凯可的支持下入学。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

斯大林的教会学校位于哥里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在学校里，斯大林显得与众不同，他在短暂的经历中，经历过天花，车祸，也经历过污蔑——他曾被传言为杂种。这些经历使他更加多疑内向，他身上总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

哥里市政厅前斯大林雕像

索索学习成绩优异，“他很聪明，”他的唱歌老师说，“我不曾记得他考过低于5S（相当于A）的分数”，同时他还是唱诗班里的明星。可索索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腼腆优等生，家乡的风土人情也塑造了他的性格。格鲁吉亚自古以来就是战争频发之地，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而哥里也完美继承了自中世纪的勇武好斗的风气。斯大林从小在这片土地上耳濡目染，他即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学校的顽童经常在哥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学校对斗殴明文禁止，参与者会遭到监禁甚至开除的处罚，“但索索依然乐此不彼”。

摔跤打斗无法完全消耗男孩们的精力，他们就会参加团伙斗殴。孩子们就像随身携带玩具一样在身上装备小刀，弓箭等武器，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地到处恶作剧。有一次，斯大林甚至在一位王子的果园里放了一把火。在索索一些熟人的回忆里，斯大林是个可怕的小混混，他不但打架闹事，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那些工人阶级的生活。

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索索从小就展现了一定的政治天赋，他对其他团伙的孩子很残忍，却会保护自己的手下。同时，索索也擅于审时度势，“索索有其所属的团伙，但他又经常背叛自己的团伙领袖，参加敌对的团伙。”

他甚至敢对抗老师。冷血的亚历山大三世倒行逆施，处处打压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最终，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团结在一起，反抗沙俄。沙皇决定，所有格鲁吉亚孩子都得学习俄语。拉夫罗夫——此人是学生们最为憎恨的老师，他禁止一切和格鲁吉亚有关的事情——逼迫斯大林向他告密到底谁还在说格鲁吉亚语，这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和几个18岁左右的胆大孩子联合起来，把这位教师骗到了一个没人的教室里，并威胁要杀了他。

总之，这段时间里小索索在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同学们对他毕恭毕敬；教会学校的老师们对他又爱又怕。

1890年1月6日，索索所在的唱诗班走出教堂，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撞在了索索身上，车轮从索索腿上辗过。他受了重伤，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接受治疗，然而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

“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贝索希望重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这次他成功了。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让索索身心俱疲。尽管在阿德尔汉诺夫鞋厂的这段时光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纯粹的工人经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段艰苦的打工经历任然深深的震撼了这位自视为“高加索好汉”的教会学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实干的政治家，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将哥里的街头暴力与古典教育成功融合在了一起。就像其他同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样，斯大林将自身经历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著名事件，不管是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还是卓有成效的“斯大林模式”，都暗含了斯大林在童年家乡养成的专横独裁的性格以及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生态。如果当时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未来的斯大林大元帅，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

曾经的万人迷凯可为了她的儿子到处求情，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斯大林得以重返学校。虽时隔数月，索索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不过索索也任然喜欢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拉多这里，斯大林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

13岁那年，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有一天，索索对他的朋友们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朋友们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似乎这个神学院的优等生不应该说出这种话，其实斯大林或许从一开始就不会成为他母亲希望的那样托起圣杯，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教父。索索是勇武好斗，崇尚正义的格鲁吉亚的产物，在格鲁吉亚，“索索”式的人物绝对不止他一人，甚至在哥里小城，索索式的人物都不止他一人，索索式人物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然而斯大林却只能从小索索一人蜕变，是什么让索索彻底蜕变成一个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许不是所有“索索”的母亲都支持孩子上学，这些有资质的孩子就这样永远沉溺在肮脏工厂的恶臭中，最后岌岌无名如风尘；又或许不是所有读过书的“索索”都见过激情的左派人士，又或者他们没读过《物种起源》，他们或许会成为凯可所希望的教父。可是真实的索索却不会如此了，他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接触过左派人士；阅读过《物种起源》以及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事件——这些事情其他人或许永远没有机会接触。正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独特事迹造就了能够孕育斯大林的索索——这就说明了斯大林的产生又具有偶然性。

1892年2月13日又将是斯大林终生难忘的一天。在教会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前去参观绞刑。接受处刑的犯人一共三个，沙俄官方宣称他们偷窃还袭警，可是，男孩们了解到三个死囚只是“被地主压榨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盗为生。他们只会偷当地地主的东西，还会帮助其他农民。神父们常说“汝不能杀戮”，可斯大林不明白，既然神父们都以十诫教诲他们，这些人又为何要惨遭绞刑。

人群开始不安起来，两队俄国士兵把广场牢牢围住，教会学生都被这场景“吓坏了”。“索索·朱加什维利和我，以及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令人恐怖的场景。”格里高利·拉兹马泽回忆道。

三个戴着脚镣的死囚走上绞刑架。其中一个和另外两位分开了——他被赦免了。神父为两位即将接受绞刑的死囚祈祷：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则拒绝接受。两人都希望喝点水，然后抽根烟。英俊而又强壮的“匪帮领袖”——冲着观众大笑，甚至无畏地和他们开起了玩笑。时间终于到了。绞刑吏踢掉了高脚凳。当局处刑手法拙劣，二人几乎是在折磨中死去。他们的灵魂到底何去何从？斯大林安慰同学们道：“不会的。他们已经被处以极刑了，如果他们再遭惩罚，那将是不公平的。”

后世的传记作者经常描写这场绞刑，说它刺激了斯大林，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同情这些“盗贼”，也憎恨压迫他们的俄国人。斯大林的某些对旧社会的幻想也在这场处刑中被杀死，他秉持公平，反抗一切压迫与剥削，成为了一个彻底反叛者。

学生索索已经像个传统的格鲁吉亚义士了，他饱含对劳苦大众同情，拥有对正义的执着，不同的是，索索接受过传统教育并且对新式书籍有着别样的渴望，这些都参与塑造了这个独特的索索。尽管索索现在还没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但是历史的洪潮终将会使他们相遇。毋庸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灵魂已经在索索的体内种下，未来的红色巨人正在他体内不断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