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回忆项英（二）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我们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繁复,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分万危险的。

项英认为我们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机构,其中有三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顾顺章的特务部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股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帮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什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积极性的。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