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杨凌为何与兴平 “ 抢 ” 马援?

■来源|风尚兴平(ID:fengshangxp),图为扶风新区马援雕像。



作者简介 | 田大刚,男,陕西兴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

本文原名《马援故里辨正》,原载于《咸阳师院学报》2017年1期。



马援故里在今陕西兴平市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扶风、杨陵两县区不具备作为马援故里的条件,其所凭依据多为清人附会,与历史事实不符。


马援故里在扶风郡茂陵县(邑),即今陕西兴平市东北,这是《后汉书·马援列传》所明确记载的。然而今陕西扶风县和杨陵区的地方志书和民间学者以及多数马氏后人,却分别根据马援墓、茂陵山、马援祠等晚出遗存古迹以及《马氏家谱》等文献,认为马援的故里在今扶风县或杨陵区,甚至马融、马超等马氏后人的故里也在其境内。不仅如此,两县区还进一步认为汉姓马氏的发祥地亦在其地,杨陵区甚至还据此举办了“海内外马氏宗亲祭祀先祖马援典礼”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于马援故里的认定问题,扶风县地方学者、民间以及马氏后人的说法影响较大,甚至得到了某些主流搜索引擎的青睐,制造出了看似真实的声势。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马援故里在兴平

  

马援,字文渊,功封伏波将军、新息侯,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东汉开国功臣之一。马援故里,史有明文。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同样记载东汉历史的《东观汉记》也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不仅《后汉书》、《东观汉记》等早期文献明载马援乃扶风茂陵人,后世之雍正《陕西通志》、乾隆《兴平县志》、新修《兴平县志》等文献也作了相同的著录。可见,马援乃东汉时期扶风茂陵人当确信无疑。


那么,此“扶风”、“茂陵”分别指的是何处?


秦汉时期,以郡统县,故史籍记载人物故里(籍贯)一般采用先郡(国)后县的书写格式,这一原则也是《后汉书》行之全书的通例。同时,《后汉书》作者范晔为了行文简洁起见,多将作为通名的“郡”和“县”等字省略,如《后汉书·张霸列传》载:“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同书《郡国志》著录蜀郡下辖有成都县,因此,“蜀郡成都人”一语是指蜀郡成都县人。而蜀郡作为单字郡名,“郡”字是不便省略的。这样的例子在《后汉书》中不胜枚举。


另外,也有省略“郡”字的情况,此类情况在《后汉书》中所占比重很大,如《光武帝纪》云:“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


通过对《后汉书》人物籍贯书写习惯作的分析,再结合《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右司隶校尉部下辖七郡,右扶风为七郡之一。又,右扶风下辖十五城,茂陵乃十五城(县)之一。可知,“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一语中的“扶风”乃指(右)扶风郡,“茂陵”则指茂陵县(邑),两者均系当时的政区名称,“扶风”并非唐代才设置的延续至今的扶风县,“茂陵”也并非一些人认为的自然地理实体(茂陵山)或村落(茂陵村)的名称。只可惜有些人不顾这样的传统或行文上的通例而故意曲解文献,人为地造成了理解上的差错。


综上所述,马援的故里是两汉时期的(右)扶风郡茂陵县(邑)。


关于(右)扶风郡的设置,《汉书·地理志》载:“右扶风,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又据《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可见,右扶风作为地方行政建置,最早设置于西汉武帝时期,到东汉时期正式成为郡,是三辅地区的重要行政建置之一。所以,更确切地说,马援是右扶风郡人。


关于茂陵县(邑)的设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又据《三辅黄图》:“(茂陵)本槐里县之茂乡,故曰茂陵,周回三里。”而《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郡下有“茂陵”县。可见,茂陵地区原本属于槐里县(治所在今兴平市东南),其作为“邑”则最早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东汉时成为右扶风郡所辖的十五城(即十五县)之一。


众所周知,西汉武帝茂陵在今兴平市东北方向的南位镇茂陵村。而茂陵县(邑)作为两汉时期具有特殊意义的陵邑(县)之一,其地望自然应当在西汉武帝茂陵的附近。


2003年考古人员经过半年多的钻探,在东距茂陵1.1公里的陪葬墓的东侧、茂陵东司马道以北的兴平市道常村、井王村、陈阡村、宇家庄一带发现了汉茂陵县(邑)城址。城址平面呈曲尺形,四周围绕有沟渠,其中南渠长1830米,西渠总长3760米,北渠长3150米,东渠长2450米。城址内均发现有丰富的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砖块、陶器口沿残片、井圈、下水道等遗物,断面上暴露出大量的灰坑,其中的包含物均为常见的汉代建筑材料、生活器皿等。该遗址规模巨大,内涵丰富,当为汉茂陵县(邑)城址确之无疑。


此外,紧邻茂陵县(邑)城址的窦马村,其村名来源于东汉时期的窦融与马援。该村人口众多,规模巨大,应当具有较为悠久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故其村名来源应当是较为可靠的。因此,窦马村的村名似可作为井王村一带发现的汉代遗址是汉茂陵县(邑)城址的旁证。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我们认为马援的故里应当位于陕西兴平市东北的道常村、井王村、陈阡村、宇家庄一带。


扶风县和杨陵区不仅认为马援故里在其境内,并且根据晚出古迹认为其为汉姓马氏的发祥地。那么,马援是否是汉姓马氏的始祖呢?汉姓马氏的发祥地又在何处?


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也就是说,马援的先祖乃战国时期的号曰马服君的赵奢,《马援列传》只言“(赵奢)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文献并未明确说明赵奢的后代到底在什么时候改为“马”姓,可能在武帝之前的赵国(都城),也可能在武帝之后的茂陵。因此,马援并非马氏始祖,汉姓马氏的发祥地可能在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也可能在今陕西省兴平市。


然而,今人刘心长先生却根据《元和姓纂》等资料直接认定“赵奢是马氏的始祖,从赵奢的孙子兴起改姓马,由邯郸徙往咸阳扶风。”且不论《元和姓纂》乃唐人作品,所记之“奢孙兴,赵灭之徙咸阳”与《后汉书》、《东观汉记》等早期文献的有关记载相矛盾,单就刘先生所言与《元和姓纂》所记来看刘先生的说法就明显存在问题。《元和姓纂》云“赵灭之徙咸阳”,而刘先生却要在“咸阳”后面加上“扶风”二字,显然是为了将马氏与后置之扶风县扯上关系,秦时尚无汉代之右扶风,更何来唐代之扶风县?刘先生的说法显然不足凭信,汉姓马氏的发祥地并非扶风县。


马援故里扶风说不可信


无论是清代以来的扶风县地方志书(包括《杨陵区志》),还是民间学者,均认为今扶风县(包括杨陵区)为马援故里和汉姓马氏的发祥地,其根据无非是马援墓、茂陵山(马超岭)、马援祠、明代《马氏家谱》以及兴平市目前缺乏相关遗存的表象等。下面本文一一对其进行辨析。


扶风马援墓


扶风县城西伏波村有马援墓,此乃扶风县认为其为马援故里和汉姓马氏发祥地的最主要的物证,是马援故里扶风说的主要依据之一。


从现存资料来看,最早记载扶风县有马援墓的文献应当是明代嘉靖《陕西通志》,其在《古迹下》“扶风县”条说道:“马援墓在县(指扶风县城)西南八里伏波村。”清代早期所修雍正《陕西通志》也在《陵墓二》“扶风县”条记载:“汉马将军援墓,在县(指扶风县)西南八里伏波村。在县西有碑存。”清代后期纂修的嘉庆《扶风县志》同样认为“汉伏波将军马援墓,在县西七里伏波村”。新修《扶风县志》则更加具体地说道:“马援墓位于县城西南约3.5公里处东、西伏波村之间……在冢北约一公里处的西宝公路南侧立有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制‘汉伏波将军马援墓’碑一通。”《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扶风县部分虽然收录并标注了马援墓,但其文字说明均系明清文献和清人的说法,缺乏考古证据以及早期文献的支撑。此外,诸如秦川、张润棠等当代学者也认为马援墓在扶风县。


由此可见,自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书以及部分学者对于马援墓在扶风县持深信不疑的态度,这只是明清以来的说法,距马援生活的时代久矣。那么,明代以前的文献又是怎样的说法?


《后汉书·马援列传》对马援的去世与埋葬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文曰:“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于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由《马援列传》可知,马援是在攻打武陵五溪蛮夷的过程中染病去世的。文中的“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一句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马援的墓地在城西。至于此“城”的地望,由于史书疏于记载,加之马援生前居住过的地方较多。因此,马援墓地所在的“城”的地望似乎难以确定,可能是指马援曾经为官的东汉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可能是马援的故里——茂陵县(今陕西兴平市东北),也可能是马援作为新息侯的食邑(今河南息县),还可能是马援晚年的屯田之地——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但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是晚至唐代才设立的扶风县。


然而,新修《扶风县志》则在其《大事记》编直截了当地说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伏波将军马援病死军中,还葬于本县今伏波村。”此说法似乎没有任何文献根据。联系《马援列传》的上下文暨马援的生平事迹,我们认为马援墓最有可能位于东汉都城洛阳的附近。


因此,现知扶风县马援墓并非真正的马援墓,马援不可能被葬在扶风县。扶风县的马援墓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后世迁居于此的马氏后人的墓葬,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马援的墓葬。退一步讲,即便扶风马援墓属实,马援的故里也不可能在扶风县,葬处不等同于故里(籍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性问题。


另外,抛开文献不说,扶风现存马援墓也不足以成为马援故里在扶风的依据。因为据说安徽省淮北市也同样存在一座马援墓,由此看来,扶风县的马援墓也根本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将马援墓作为马援故里在扶风县的依据在证据上缺乏唯一性。


茂陵山(马超岭)


茂陵山(马超岭)也是马援故里扶风说的依据之一,持此说者主要是民间学者和马氏后人。


茂陵山,又称马超岭(实际上只是由于湋河下切在南岸形成的坡地),位于湋河南岸的杨陵区五泉镇茂陵村(亦即扶风县所说的杏林镇南,此地现属杨陵区)一带。茂陵山最早出自《大明一统志》,其文曰:“茂陵山:扶风县东北三十里,林壑秀美,汉末马超居此。”有人据此认为既然马援的后裔马超在此居住,所以这里就是马氏的故里。并且当地尚有以“茂陵”命名的村落,结合“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即可认定茂陵山也是马氏先辈——马援的故里。然而,《三国志·马超传》不仅明确说“马超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人也”,而且根据其对马超生平事迹的记载可知,马超虽曾在关陇一带活动,但不仅未曾在今茂陵山一带居住过,相反,他还经常活动于其故里——槐里县一带。因此,扶风、杨陵两县区以此作为马援故里的根据,显然不足凭信。


另外,据《关中胜迹图志》:“茂陵山,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通志》‘陵’一作‘林’,相传为汉威侯马超故里。”可见,毕沅对此也是持保留意见的。并且,由“陵”一作“林”可知,茂陵山的真正名称应该是与马援毫无关系的茂林山,改称茂陵山纯粹是为了附会茂陵邑。


对于此茂陵山,马正林先生指出:“今天扶风县东的茂陵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并不是政区名称,仅为一条很小的土岭,怎么能成为马援的故里!把传说当成历史事实实在是一个严重错误,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马先生的认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茂陵山不可能是马援的故里。


另外,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马超岭一带有一处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的马超岭城址。根据标绘有已知县级政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今马超岭一带并不存在两汉、三国时期的县邑城址。因此,马超岭城址也不可能是汉茂陵县(邑)城址。

综上,今杨陵区境内的茂陵山(马超岭)及其所在的茂陵村并非马援的故里。


马援祠


马援祠位于今杨陵区五泉镇毕公村,与茂陵山的直线距离约为5公里,同样是马援故里扶风说的依据之一,另外尚有其他祠庙。


与马援相关的祠庙,明清地方志书对其记载如下:嘉靖《陕西通志》云:“飞凤山,在(扶风县)城南一里,隔湋水有东汉伏波将军东显王庙。”又“马援祠在县东,金大定中,元重修”。《大明一统志》云:“马援祠:在扶风县治东,援,东汉伏波将军,金大定中建,元重修。”]嘉庆《扶风县志》云:“三马祠,在飞凤山,旧专祀马援。”又“伏波祠,在县东关坡上”。


由此可知,明清文献中的确记载了今扶风、杨陵境内有马援祠、伏波祠、东显王庙、三马祠等与马援相关的祠庙。


然而,众所周知,祠庙是用来祭祀历史人物的,祠庙所在地与人物故里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些著名人物的祠庙甚至遍布全国,如孔庙、关帝庙等。同样作为著名历史人物,马援的祠庙也并非只存在于今扶风、杨陵两县区,在马援曾经征战过的今广西、湖南甚至越南等地,同样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马援祠庙以及与马援有关的地名,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马援籍贯就在其地。显然,扶风、杨陵两县区以此作为马援故里的依据,在证据上缺乏唯一性和直接关联。再者,扶风、杨陵境内的这些祠庙都是明清以来的建筑,缺乏明清以前的文献支持,来历存疑。


因此,扶风、杨陵境内现存的马援祠庙也不足以成为马援故里在其境内的依据。


明代所修《马氏家谱》


除上述晚出古迹外,明代所修《马氏家谱》也成为部分地方学者和民间学者认定马援故里在扶风县的重要依据。


现存于山西柳林县的明代所修的《马氏家谱》对于马援有如下说法:“始祖名援,字文渊。东汉光武时伏波大将军、新息侯,谥忠成(侯),封忠显王。家世西秦,其府凤翔,其县扶风,县东三十里茂陵山居住,系定安里六甲人士。将军墓在县西十里,伏波村。九月十四其生日也,三月初十其卒日也。合族献戏数日,县东门外东坡有祖庙一座,南门外飞凤山有古班马祠一座,西门外有古牌坊一座,上书‘班马名区’四字,由茂陵移居县东南二十里伏波古庄,又名马家窟宅,有家祠祖庙一所,前有水一池,俗名涝壩。”


针对《马氏家谱》的说法,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马氏的始祖问题。根据《东观汉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远祖徙成欢里,生宝,宣帝时以郎持节,号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马,仲生援。”可知,马援之前尚有其父马仲、祖父马宝等人。若马援是马氏始祖,则依《后汉书·马援列传》的相关记载,马援应当生活在西汉武帝以前,而事实上马援生活在晚于汉武帝170多年的东汉光武帝时期,因此,马援并非马氏的始祖。其次是马援生活的乡里问题,《马氏家谱》说马援故里在“定安里”,而据《东观汉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远祖徙成欢里。”可见,马援的故里在成欢里,并非《马氏家谱》所谓的定安里。再次,《马氏家谱》云马援“家世西秦”,也就是说,马援世居于西秦,然而《后汉书》的记载却是“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也就是说马援的先祖生活在赵国,在西汉武帝时期才迁居于茂陵邑,《马氏家谱》显然搞错了马援先祖的籍贯。最后,《马氏家谱》将马援的生卒年月记载得十分清楚,但按常理而言,史书是难以将人物事迹记载到如此细微的程度的。


《马氏家谱》将马氏始祖、马援故“里”,以及马援先祖的籍贯都能搞错,可见这个问题百出的撰修于与马援生活年代相隔千年以上的明代家谱,其可靠性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其他根据


兴平市缺乏与马援直接相关的遗存表象也是扶风、杨陵两县区史志学者和民间学者认为兴平并非马援故里的理由之一,但是他们忽视了兴平有窦马遗址、茂陵以及马融墓等遗迹、遗存的事实。


另外,还有人根据扶风县马姓村落和马姓人口较多认为扶风为马援故里和马氏发祥地。这些人应当忽视了兴平市以马姓为主的村落也有很多的事实,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与马援有关的窦马村,其人口达5000人以上,这样的人口规模恐怕是扶风县所不能及的。


当然,扶风县马援墓所在地有一伏波村,然而根据《扶风县地名志》的记载,伏波村原名三宝村,当与马援无关,也不能成为马援故里扶风说的依据。另外,杨陵区又根据茂陵山附近的茂陵村认为其为马援故里。然而,以“茂陵”命名的村落在全国不止这一处,北京、广西等地均有茂陵村,难道这些地方都是马援故里?


总的来看,以上晚出古迹、文献和表象等均不足以成为马援故里在今扶风县、杨陵区的依据,马援故里扶风说不可信。马援故里在今陕西兴平市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马援故里扶风说产生与盛行的原因


从上文分析来看,马援故里在兴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然而清代以来扶风县地方学者和民间学者却一再辩称扶风县才是马援的故里,以至于马援故里扶风说长期盛行,甚至几乎湮没了兴平说的真相,致使普通民众对此深信不疑,使得原本十分清楚的毫无争议的马援故里变得争议不断,真假难辨。那么,扶风县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何在?


古人对文献记载的误解


四库全书本《太平寰宇记》在《凤翔府·人物》卷有:“汉有班彪子超、固,傅毅,马援,马融,郭伋扶风茂陵人”的说法,而在同书《雍州·人物》卷则缺少了这些属于扶风安陵、茂陵两县的人物。可见,宋代文献《太平寰宇记》直接将作为政区名称的“扶风茂陵”理解成了扶风县茂陵村而非扶风郡茂陵县,较早地明确地将马援等不属于凤翔府(下辖扶风县)的人物置于该府,这可能是马援故里扶风县说的根源所在。


宋人直接将两汉时期的(右)扶风郡等同于晚至唐代才设立的扶风县,这种理解或做法传递出了错误的信号,直接误导了后人,使其对马援故里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如明代所修的嘉靖《陕西通志》虽然将马援及其后人著录于《西安府·乡贤》卷中,但与其他人物不同,并未明确注明马援及其后人的籍贯。同时该书又明确记载马援墓在扶风县,由此产生了以马援墓所在地作为马援故里的认识。


到了清代,雍正《陕西通志·人物一》中称“马援,字文渊,茂陵人”,其文明显省略了茂陵前面的“扶风”两字,显然已经对马援的故里不太明确了。新修《扶风县志》则直接将从未在该县做过官的马援置于该书之内,似乎已经认为马援乃扶风县人。而《杨陵区志》则将马援及其后人均收录其中,虽未言明马援籍贯,但于马援后人却写到“马融……右扶风茂陵(今本区五泉乡)人”,可见其也是将马氏当作杨陵人对待的。


另外,也有人直接认为马援乃“东汉陕西茂陵以西人(今陕西扶风县人)”,这样的说法缺乏起码的文献根据,不仅起不到廓清事实的作用,而且还会误导一般民众。


当然,也有学者对相关史实进行过考辩,并且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结论。如清人宋世荦在嘉庆《扶风县志·序》中说道:“然则志扶风者,以昔扶风之境宇事实,为今扶风之境宇事实,不可也。……又以昔扶风所属茂陵、平陵之境宇事实,为今扶风县之境宇事实,则尤不可。”宋先生早已明确指出了扶风县修志者将两汉时期的(右)扶风同于后置之扶风县的错误,可惜其正确观点并未引起后人的重视。


总而言之,宋代以来,对马援故里——“扶风茂陵”一词的理解偏差甚至曲解,以及对与马援相关的墓、祠等晚出古迹缺乏必要的考证,导致了马援故里扶风说的产生和盛行。


狭隘的乡土观念


马援故里在扶风县的说法自明清以来之所以如此盛行,主要还在于狭隘的乡土观念在作祟。扶风县在两汉时期属于右扶风郡美阳县辖地,直至唐太宗年间才有了今扶风县的设置。由于扶风县建县较晚,缺乏上古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而唐代以后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后世的知名人物相对较少。作为建县较晚的扶风县,其知名历史人物更是较少。于是扶风县索性牵强附会,将扶风县与右扶风郡混为一谈,将文献记载清楚的属于右扶风郡其他邑县的历史人物及其故里统统挪到了建县较晚的扶风县,以至于人为地造成了马援故里扶风说。


而一般民众则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容易接受并坚信这些说法,经过明清以来几百年的口耳相传,竟在当地深入人心,久而久之成为普通民众深信不疑的事实,目前网络上流传的许多坚信马援故里在扶风(包括杨陵)的博客、微博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狭隘的乡土观念不仅使得马援故里扶风说深入人心,甚至在祭祀本县历史人物的扶风县乡贤祠中都祀有班彪、马援、窦融、郭伋、耿弇、班固、班超、马融等事实上属于今兴平市和咸阳市的历史人物。新修《扶风县志》甚至还不加考证地将班固、马援、马融等历史人物置于本县的县志内,显然是认为这些历史人物的故里是扶风县。


扶风县之所以如此作为,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为了弥补本县缺乏早期著名历史人物的缺憾,增强民众的自豪感、优越感;而改革开放后,则有可能是为了借名人故里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当地旅游业,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综上所述,马援的故里并非扶风县或杨陵区,无论从文献记载、现存古迹以及考古发掘来看,两县区都不能成为马援的故里,真正的马援故里在今兴平市。


同时,兴平市也需积极做好相关工作,设置马援纪念馆等设施、举办一些纪念性活动,让马援故里在兴平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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