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人物志：马仲英昨日赤色（五）

1931年4月，马步芳兵出扁都口突袭马仲英部，双方激战于民乐三堡，马仲英不敌败退酒泉，此战马步芳打出的旗号是“讨赤”，也就是说马仲英已然“赤化”。原来，共产党以红旗作为无产阶级的标志，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或受共产党影响者，皆被反动派称之为“赤化”，而马仲英之“赤化”亦非空穴来风，“尕司令”聚兵河西招揽共党，国民党报刊纷纷传其已然“赤化”，而最为恐惧此种流言的莫过于马仲英的亲族河州诸马，每每听说马仲英满口“革命”，族人宿老莫不心惊胆颤，便劝和马仲英、马步芳划界分治，自此斩绝马仲英与宗族诸马的来往。

赤化（剪纸）

自1928年5月马仲英起兵，三围攻河州失手而陷于被动，马仲英部苦战周旋全无后方，仅以一时一地挑动回汉对立，或攻城屠戮他族民众，或迫回民投军、纳财，使人马粮草不至断绝，最终沦为劫掠嗜杀的“流匪”，后队伍哗变散落被马鸿宾、吉鸿昌等收编，马仲英辗转赴北平、南京、泰安。至1930年９月冯玉祥西北军败于中原大战，马仲英返宁夏打算再度起兵，马鸿宾授其教导大队长一职，又派人暗中监视防之走脱，时任教导大队参谋、宁夏中学教师的共产党员高锦尚欲助“尕司令”一臂之力，望其编练一支革命队伍，嘱以打球为名接近宁夏中学学生，动员20余名学生入职教导大队，又派人赴中卫联络马谦部来归。原来，马仲英部分割散落多处，以马谦部千余人编制尚全，该部先经吉鸿昌收编后驻守中卫，此时士兵闻讯皆愿重投马仲英麾下，马谦不能制止遂只身远走天津，马仲英便以“打鹰”为名自省府拉出教导大队赴中卫汇合，故复又聚拢士卒展翼河西，得共产党之助力颇多。

宁夏府

此后，马仲英依托张掖、酒泉为根据地，筹组“河西省”打算干出一番事业，便打破军队清一色回民的狭小圈子，吸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任命共产党员张雅韶为总顾问兼秘书长、吴应祺为参谋长、杨波清为政训处主任，其中张雅韶早于1930年前后便与马仲英相识，当时马仲英在马鸿逵军中任参议，张雅韶任政治教官，双方都是甘肃人遂相亲近，马仲英又敬重张雅韶学识渊博，彼此之间留下较好的印象。当马仲英驻兵河西招揽人才之时，张雅韶受委派赴马仲英部，至1932年马仲英派遣张雅韶赴陕西拜会杨虎城、邵力子等人，请杨虎城斡旋获得“肃州警备司令”一职，于是吸收更多共产党员至参谋、秘书处任职。

张雅韶

马仲英有鉴于军队散乱、纪律败坏的惨祸，决心大力整顿军队，不独要建制度还要革旧弊、振士气，张雅韶、吴应祺等正好助其一臂之力，于军中设置军需、军法、政训、参谋、军械、军医、秘书、副官八处料理军务，专设被服厂、军械修理厂等负责后勤工作，以马仲英之第马仲杰领导直属教导连，搜罗训练优秀青年作为预备军官，先前纷杂的番号诸如“黑汉旅”“歪嘴团”“枣骝队”等皆以正规编号代之；同时于军中整肃纪律，约束士兵加强正规训练，严禁打骂、抢劫百姓及调戏妇女等恶行，且革除军中滥行体罚、欺压新兵等陋习，严格按条例执行军事纪律，稳妥解散“流匪”习气偏重的“尕黑鹰”“枣骝马”两个团，由此军队逐步步入正轨，指挥部署更加整体划一。

流匪武装

此外共产党深入军队向官兵宣扬“三民主义”“抗日救国”等进步主张，且创刊《甘州民声报》以为舆论喉舌，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民众，得益于共产党的宣传与工作，军中克扣军饷的恶习得到遏制，底层士兵待遇得到改善，军容士气都有很大改观，士兵与百姓的关系亦日渐融洽，马仲英于当地招募数千新兵的计划也迅速完成，使河西短时间内出现“政通人和”的气象，这些成绩的取得就是南京方面指斥的“赤化”，毋庸置疑，国民党的论调甚为愚蠢！

饱受压榨的底层士兵

然而，马仲英的思想有追求进步的一面，也有狭隘落伍的一面，而且一方面斗争环境强迫其讲求实际，一方面其本性又流露出年轻人所特有的善变，其既会被各种新思想所吸引，也会根据现实需要（主要是军事需要）而改弦更辙，这种矛盾之处恰好证实了“尕司令”的最大特征即惟军事论。《诗经·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仲英纵横西北所仰借者惟有军队，设官治民是其短处，即便面临军队的弊病亦不忍心加责旧部，故引重共党以收“攻玉”之效。

马仲英

这种现象并不仅见于此，当时闭塞的大西北久困于回汉对立，马仲英亦“为矛为盾”使彼此仇视以收其利，早于1929年5月马仲英弃守宁夏府时，便散布谣言称“吉鸿昌见回不留”“吉鸿昌来宁夏要杀尽回回”，企图裹挟恐慌的回民随军逃离，然而吉鸿昌入城后，立即严令不准干涉宗教活动、不准杀戮无辜百姓，使全城疯传的谣言不攻自破。就这样，马仲英部逐渐失去道义，加之一路转战残民过甚，更失民心而难以号令西北民众，成为一股散乱不收、盲动的流匪武装，这也是其于酒泉整军的一大因素。

吉鸿昌

可是马仲英赤化的问题究竟难以肯定，可以说马仲英在一段时期内被“赤化”，也可以说当“赤化”使军队再度强大起来时，马仲英已然“赤化”，总而言之马仲英仅受到短暂的影响，就像将颜料涂抹到玻璃上一样，只是看上去色彩斑斓而已，可玻璃仍然只是玻璃。也许马仲英心中包藏着更为狂妄的野心，就像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描述的那样，“我（马仲英）到南疆去招50万兵，两年内征服全中国，然后再花三年时间征服苏联，最后把我们的边界推到土耳其，我要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家。”可悲的是，马仲英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时候，正是其一败涂地退往南疆之时，奋战不止的“尕司令”终被逼入死角，伴着缥缈的空想栖息于呓语启示之中。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