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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2年8月17日，英国政府向北京民国政府递交的《八一七备忘录》中，就要求民国政府与之谈判，签订一项书面协定，以承认英国备忘录中提出的有关西藏的要求，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英国鉴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内地和西藏地方的局势，并没有放弃其进一步扩大在藏势力的野心。

于是，英国转向与沙皇俄国进行频繁的交涉，以期解除束缚自己手脚的1907年“西藏协定”，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

1、英俄私相授受下的西藏局势

1912年9月18日，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由圣彼得堡专程访英，企图妥协两国间的种种冲突与矛盾，其中与中国相关者，是两国在西藏与蒙古的优势之争。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萨佐诺夫保证，英国并无侵占西藏的野心，只是对中国进军西藏万难同意，因此希望担负起维持西藏现况的责任；格雷也将英国在西藏与俄国在蒙古的地位相提并论，希望借着英国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权，来换取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利益。

但是，英国这一厢情愿的想法，马上遭遇到挫折，因为英国在蒙古根本没有政治实力与经济利益，相反的，俄国在西藏早有干预的实力，DALAI喇嘛也一再向俄国示好。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萨佐诺夫拒绝了格雷的要求。

但是，随着蒙古形势的发展，英、俄双方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又相互妥协。

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蒙古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为了取得英国对其在蒙古权益的认可，就必然在西藏问题上向英国让步。

因此，英驻华公使朱尔典高兴万分，说：

“当今《俄蒙协约》的缔结似乎送来了谈判修订我们同俄国的西藏协定的良机。”

于是，英俄两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交易，相互取得谅解。这就为英国放手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创造了条件。

2、西姆拉会议的背景

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英国虽然努力寻求俄国方面有关西藏问题的承诺，但并未达成任何协议或默契，而此时民国政府却采取一系列新举措，以加强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英国政府既担心中国中央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又企图抵御来自中国的民族革命思潮，因而制造“中国威胁”的想象，拟定了“战略边线”的政策，即积极将原有习惯界从喜马拉雅山麓迅速地推向山脊。为了确保“战略边线”并取得法律依据，对于英国来说，迫使中国同意召开中、英、藏三方面会议，已是十分迫切的需求了。

对于西藏地方来说，自辛亥革命后，以十三世DALAI喇嘛为首的地方政府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在西藏已没有中央驻军与官员，藏军与川军对峙澜沧江以西，怒江左右两岸。

DALAI喇嘛当然十分清楚，这些局面全赖英国势力的介入，没有英国的武器和装备的支持，西藏根本没有能力维持与中央对抗的军力。

然而，历经元明清三朝形成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并没有因清朝的覆亡与DALAI喇嘛的亲英而终止，民国政府已宣布五族共和，西藏地方理所当然涵盖在共和国的领域中。

西藏人民长期以来受英国侵略累积下来的怨恨，也没有因DALAI喇嘛态度转变而消除，相反的西藏有势力的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根本反对过度亲英，以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亲近中央势力也日益增长；DALAI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为了巩固实力、排除异己，只有继续依赖英国。

这正是西姆拉会议前夕十三世DALAI喇嘛的处境。

至7月14日，英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艾斯敦到民国政府外交部，称“关于讨论藏事，本国政府及西藏俱已派定专员，请贵国亦派定专员往森姆拉（西姆拉)会议”。

7月28日，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艾斯敦拜会外交部，正式出示英藏双方全权代表凭证文件，提交了中、英文本节略，说明全权代表之职权，并威胁：

中国若再拖延，不派全权代表参与会议，即表示中国自动放弃权利，将来所订英藏条约，中国无权过问。

民国政府便是在英国说服了西藏断绝所有进藏交通，并以否认中华民国治藏主权等恶劣手段逼迫下，权衡利害，终于同意出席英国处心积虑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与英国密谋策划。

1913年8月间，伦钦夏扎以西藏议约代表身份由拉萨前往印度途中，在江孜与早已在那里等他的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尔会见，此人在西姆拉会议中奉命协助夏扎议约。

3、西姆拉会议第一次会议

1913年10月13日，中、英、藏三方面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与会的三位代表与他们的重要助手分别为：

麦克马洪，英国全权代表，他是英属印度政府外务部秘书，既熟悉英国的印度政策，更明白英属印度政府的利益。

他带有一位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员娄师，其原任职于英国驻华使馆，奉派前往西姆拉协助麦克马洪议约。娄师手下有一名重要的汉籍书记韩荫甫。麦克马洪即在他们的协助下担任会议主席，掌控了所有议程。

更为荒谬的是，他竟然以英国议约代表身份而转变为大会的仲裁者。

夏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他是一位亲英分子，在DALAI喇嘛流亡印度期间受到重用，返藏后，仍任伦钦的要职。

会议期间，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尔奉命协助夏扎，夏扎的主张是在贝尔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陈贻范，中国议约全权大臣，曾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他于1913年9月13日携同随员由上海出发时，除议约大臣身份外，并兼有“西藏宣慰使”职务与关防。

因此，他是以职掌西藏的外交与内务双重身份前往印度的。

随即展开拜会，但其行动完全受到英属印度政府监控，没有机会与夏扎单独接触，更遑论带领西藏代表议约了。相反，夏扎与贝尔密集开会，早已整合了彼此的意见，拟妥了向中方代表提出的要求。

西姆拉第一次正式会议在1913年10月13日上午11时20分开始，会议开始作出两项决定：

(1)大会不设时限，不设议题，各代表有任何议题均可随时提出讨论；

(2)英文是会议语言。随后，西藏代表夏扎将早已备好的英文、藏文本《西藏要求条件》递交大会。麦克马洪随即作出裁示，让陈贻范带回研究，下次再作讨论。

会议便在11时40分结束，前后历时仅20分钟，足证英国早已做好准备。

陈贻范奉命赴印议约，最理想是恢复清朝在藏所有治权。

4、西藏界线之争

西姆拉会议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于1913年11月18日上午11时10分召开。主席麦克马洪认为，双方所提西藏界线意见悬殊，应先解决界务，再谈其他问题，夏扎立即附和。

陈贻范提议先讨论中国对夏扎声明中除界务以外的其他各项，解决西藏的政治地位，再来讨论疆界问题，但为麦克马洪所拒绝。在双方均不肯让步的情况下第二回合的正式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便于中午12时宣布散会，历时50分钟。

陈贻范会后，即电告北京外交部，英人要求先议界线，若要继续讨论下去，只有从其请，然则新疆、青海与西藏交界应如何划分？

于是，在北京的外交部同意下，西姆拉会议展开了冗长的西藏界线之争论。

西藏边线涉及省界与国界两部分，但历时8个多月的西姆拉会议中，中国代表陈贻范参与讨论的界务，局限在西藏与内地各省间省界的划分，全然未涉及印藏边界问题。

然而，即便原属内政范围的省界，因川边军与藏军的对峙，以及夏扎在贝尔的唆使下要求西藏自治、独立，致使原来单纯的省界之分演变成领域之争，即便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愿意稍作让步，但与之相关的地方力量未必首肯，议界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1913年10月13日西姆拉第一次会议中，西藏议约代表夏扎首度提出对于藏域的主张：

北起昆仑岭、阿尔丁泰岭、柴达木岭，接阿尔丁泰岭及河西利岭、白康普陀岭，向北至农波拿，接甘肃边界，旋折向南，包括俄洛、霍尔、瞻对、金川十二土司地、明正土司至打箭炉等处；向西沿西藏边界而止于礼马（力马）。

这条疆界不但涉及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并进入青海，据西康全部。

11月19日外交部明确指示同意先议藏界，但应先议川藏界，再论青藏界，川藏交界应在江达，江达以东属川，以西属藏，最大让步原则仅可退至丹达。

1913年12月1日由于西姆拉气温渐降，会议地点改到德里英印政府外交部，并于12月5、11、12、15、19日连续展开了五次非正式会议。

西藏代表夏扎始终坚持以第一次会议提出的西藏疆界为准，即北起昆仑岭以南、打箭炉以西全属西藏，并引唐朝吐蕃时代竖立的长庆会盟碑为证，荒谬地将青海诸地悉纳入藏域。

陈贻范则强调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青海与康区本是固始汗地，与西藏无关；雍正年间在宁静山立有界碑，乾隆年间康、藏、卫全部纳入版图，本此历史渊源，西藏根本就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1913年12月19日最后一次非正式会议中，麦克马洪见时机成熟，乃提议中、藏两方各自搜集证据，缮写成书面说明，在正式会议中提交，由英专员审量，审量结果再由陈贻范与夏扎分别向北京与拉萨报告。

5、漫长的争执

1914年1月12日在德里召开的第三次正式会议中，陈贻范与夏扎各自提出了对于西藏领域的主张，并各自提出了证明与说明文件。

1914年2月17日下午6时，召开了第四次正式会议。会中麦克马洪提出《英国对于藏域的声明》，交予陈贻范与夏扎带回研究。会议历时20分钟即告结束。

在这份《声明》中，英国荒谬地将西藏划分为内藏与外藏两个区域。

陈贻范在第四次正式会议结束后，即致电外交部请求指示。1914年2月19日，北京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电报后，亦深觉事情严重，除立即(20日)呈报国务院外，于21日先行复电陈贻范，分析绝不能接受麦克马洪的提议，并揭开英国蚕食藏域的阴谋。

1914年3月11日，在德里召开了第五次正式会议。会中毫无新意，麦克马洪只是将两日以前交给陈贻范的十一款“草约”正式提出，并敦促早日议结藏事；对于陈贻范3月7日提交的反驳内容，完全没有回应。会上，陈贻范首光声明川边军驻守在原地，并没有藏方指控的军事进攻行为，强调“草约”已电报中央，目前并未获得进一步指示，无从与议。

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1914年4月4日，顾维钧再度赴英公使馆拜会朱尔典，重申上述中国政府让步各点。但朱尔典对此并不满意，因而顾、朱会晤又不欢而散，朱尔典再度以自已非全权代表拒绝与外交部对话。

1914年4月7日第六次会议回到西姆拉召开，陈贻范遵外交部指示，重申民国承袭自前清，领土不能分割，但为了展现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愿意提出中国的最大的让步，即以怒江为界，以东为川，以西至江达划入西藏自治范围。

然而，如此大的让步根本得不到回应，夏扎称病缺席，直接由贝尔代表出席，因而决定待夏扎痊愈后再议。

1914年4月22日第七次正式会议。麦克马洪开宗明义说：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草约”，这是忙碌了六个月，彻底研究了双方主张后研拟出来的结果。陈贻范与夏扎均以未得指示，不能签约。

最后麦克马洪同意陈贻范的要求延期至4月27日上午。

6、究竟有没有签约？

1914年4月27日，第七次会议如期在西姆拉再度召开。会议一开始，麦克马洪强调约稿是经过三方面慎重考虑下完成的，讨论时间已过，任何调整均被视为破坏约稿原则；况且目前川藏边境仍有战事，若要结束战争，双方均须放弃部分利益。于是麦克马洪询问陈贻范是否画押，陈答：“未得训令，不能照办。”

陈贻范既怕会议中断藏事更为棘手，又怕英与西藏地方径自签约中国损失更大，再者英国在青藏界线上又稍有让步，权衡利害选择了先行画押，但画押前在大会中正式宣示：

“画押与正式签约是两回事，正式签约非要奉政府训令不可，现在立即将约文电报中央，也将尽快将北京中央的决定让麦克马洪知晓。”

1914年4月28日，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电报画押经过，立即复电声明：

“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如英愿意和平续商，仍应接议，中国固不愿遽行停议。”

陈贻范接电后，于29日立即向麦克马洪宣布“草约”作废，并要求继续磋商。麦克马洪表示既不正式画行，“草约”当然消灭，“草约”第二、四两款同时取消，会议即于当日告终结，决不续议。

1914年4月28日，外交部致电陈贻范声明“西姆拉草约”作废的同时，也将陈贻范被诱迫画押的经过电告驻英公使刘玉麟，令刘使正式备文向英国宣示“西姆拉草约”无效作废。

接着，4月30日外交部收到陈贻范29日复电后，为了让英国政府确认中国政府已宣告“草约”无效，再度通过驻英公使刘玉麟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强烈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5月1日由顾维钧亲自正式照会朱尔典，并与朱使进行了会谈。由于朱尔典态度蛮横，气氛十分不友好，最后在顾维钧言辞逼迫下，勉强收下了外交部所递《西姆拉会议草约宣告无效节略》。

同日，外交部再致电陈贻范，声明不同意麦克马洪片面宣布会议就此告终，表达民国仍然希望续议，议约地，点可改在伦敦或北京。

1914年5月25日，朱尔典再度拜会中国外交总长，强调西姆拉会议已告结束，草约画押即已生效；总长则宣称草约无效，议会可以再续，双方各说各话，会晤不欢而散。

5月29日，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电报，获知西藏代表夏扎定于6月1日回藏。

5月30日，外交部复电陈贻范：

“藏员既有行期，执事俟其去后始再定去留，以示中国始终无停议之意。”

民国政府外交部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转求俄国，希望通过俄国力量以牵制英国。6月1日，外交部致电驻俄公使刘镜人，令其转告俄国：中国政府并未签约，“西姆拉会议草约”无效。

1914年6月7日，朱尔典送来英国正式中英文本照会，强调“西姆拉会议草约”已获得俄国与西藏支持，中国若坚持不签押，则改由英藏径自签约，中国则不能享有条约中的一切权益。

同年6月13日，民国政府在一切办法用尽后，遂在正式答复英国的节略中，提出了对西藏界线的第六次让步：

(1)中国承认内藏界线在东经86度，北纬36度起，循昆仑山脉东行直达白康普陀岭，向东南斜行，循阿美马顷岭，向东南斜行至打箭炉，靠近北纬线30度折西直达巴塘之宁静山，沿金沙江南下，向西南斜行至门工后，沿怒江下游往上至当拉岭，西北行至东经86度，北纬36度，即昆仑山麓止。

(2)内藏境内中国得自由经营以巩固其地位，所有现驻之文武官吏，照旧执行其职权。

(3)DALAI刺嘛在内藏境内仍享有选派高等寺僧保守宗教之权。

(4)中国政府承认外藏界线自门工起，循怒江下游往上至当拉岭，西北行至东86度，北纬36度，即昆仑山麓止，所有此线以西俱为外藏自治范围。

如此大的让步，英国仍不领情，因为就英国而言，民国政府强调的六次让步范围，仍在英国所要求的外藏自治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民国政府只愿意在英国所要求的外藏自治范围内分两部分，一部分属中国内地领土，一部分同意在中国宗主权下自治。至于英国要求的内藏范围，民国政府主张那是中国领土，拒绝讨论。

7、最后的通牒

如此悬殊的差距，中英西藏交涉自然无法进行下去。6月25日，英使馆提出最后通牒：

中国在这个月之内仍不签约，则中国在西藏之所有宗主权全行尽失，中国驻藏大员欲回拉萨之举，展缓无期；本政府在能力所到之处，协助西藏抵抗中国之侵伐。

1914年7月1日，民国政府外交总长亲自接见朱尔典，提出“中国政府允诺不在三十九族地方派驻兵队”的让步，以换取英国继续议约。朱尔典全然不理会，坚决回复说，英外交部已决定在7月3日召开会议后，便告落幕。

并送来中英文信函，正式通知会议最后开会日期。外交部知道大局已定，无力挽回，只好立即(7月1日)致电陈贻范，明白指示：

“政府所要求的界线英方未能同意，万难签约；英藏双方签字不能承认，可于会议时声明。”

7月2日，陈贻范接到外交部电令的同时，也收到了英国议约代表“通牒”：

在7月3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中国政府若坚不签约，英藏将径自签署条约；英国不得不担负保护西藏疆域与自治之责，“西姆拉会议草约”上中国原有的权力亦不再保有；最后一次会议桌上，将有新旧两图，若由中英藏三方面共同签署，则用新图（即白康普陀岭、阿美马顷岭东北之地划归青海)；若仅英藏签约，则用旧图（即昆仑山以北之境划归中国，余仍旧)。

1914年7月3日晚上11时15分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麦克马洪声称：

“约稿”可称公允，是中英藏三方面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方法。随即询问陈贻范是否同意签署，陈贻范答称：“本政府对于界务办法未能同意，奉令勿签押。”麦克马洪转询夏扎，夏扎答已奉准签押。

麦克马洪随即宣布：今日签押一为《议约》，一为会议相关《文牍》。陈贻范见英、藏将径自签约，立即声明：“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签之或类似文牍，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麦克马洪承诺会将此声明载入会议记录后，便与夏扎签押（签字)。麦克马洪仍未死心，向陈贻范表示将于7月7日离印，在此之前欢迎陈贻范随时画押。

7月5日外交部接到陈贻范电后，立即令其即备文声明：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改变疆域，故不能签押；亦不承认未经中国同意之英藏条约或类似之文牍。

1914年7月9日麦克马洪离印返英，13日夏扎起程返藏，陈贻范则在11日离开西姆拉经加尔各答候船返国，历时近9个月的西姆拉会议遂告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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