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乱后汉武帝为什么不立成年皇子而一定要立刘弗陵做太子

#文化历史解析#汉武帝一共六个儿子，太子刘据，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髆，汉昭帝刘弗陵。刘闳早死连儿子都没有，刘据死于巫蛊之祸，连他的三子一女一起遇害。刘髆死于后元元年，加上他亲舅舅李广利掺和巫蛊被族，又投降匈奴，他就算活着也没有可能继位。

剩下三个，刘旦和刘胥同母，刘胥又是个荒唐诸侯从来都不被刘彻喜欢，最早出局。

刘旦在刘据死后已经是事实上的长子，本来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他太心急。大哥自杀没多久，他就上书请求入京宿卫，赤裸裸的表达了想当太子的野心。对武帝来说，于公，国家刚刚经历风波，失去了太子，人心惶惶。于私，他都快七十了落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刘旦还上赶着朝亲爹心口捅刀……这特么不是典型的不忠不孝不悌吗？这种人能当太子？

很好啊！武帝立马把送奏章的燕国使臣下狱，后来又因刘旦藏匿亡命之徒削了燕国三县，燕国一共才七个县……刘旦出局。

那只剩刘弗陵咯。

汉书对此描述很清楚——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刘弗陵的哥哥们不是死了就是作死，所以轮到他了。事实上你说武帝很想立刘弗陵么？未必。他直到死前两天才下诏立太子，甚至霍光在接受周公辅成王图之后还茫然不知自己的成王是谁，问了之后武帝才说立少子。这怎么看都是武帝是拖到没法再拖才终于松口吐露了谁是太子。

长的幼的，我看武帝都不咋中意，只是相比他觉得上位一定会坏菜的刘旦刘胥而言，刘弗陵还有更多可能，那就只能是他了。最后托孤霍光，也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由于对长生的追求，武帝十分抗拒册立太子，并在其死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昭帝的即位由霍光等人谋划，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针对昭帝政治合法性的表述以及霍光本人“行周公事”的叙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今人在讨论武帝的立嗣决定时，往往直接引用汉书的说法，认为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根本不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即“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 ”因而昭帝实际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如果具体观察燕王与广陵王所谓的“过失”，则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燕王旦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这里先讨论一下广陵王刘胥，汉书解释广陵王不得立的理由为：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然而汉书所建构的此种叙事能否成立，刘胥的此种行为与“终不得为汉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首先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考诸汉代此前的立嗣选择，那么刘胥的种种行为实际上并不算是极为重大的过失，汉初的景帝甚至在年少时提杀吴太子，引发吴王不朝的政治事件，但是其太子之位同样未曾动摇。

事实上，即使是对于当时人而言，广陵王也远远不是“早早出局”：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特广陵王。

在昭帝去世后，群臣“咸特广陵王”，这说明广陵王的种种行为远远谈不上罪大恶极，需要被排除在嗣君选择之外，相反其一度成为最受支持的候选人。然而广陵王最终未能入继大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便在于霍光。

在群臣“咸特广陵王”的背景下，“光内不自安。”这说明霍光对于广陵王的入继十分担忧，却又无法直接阻止。此时一位郎官的上书给了霍光理由：郎有上书言： “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

观察昭帝去世后霍光与群臣的反应，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汉书中对于广陵王终不得为汉嗣的叙述。广陵王并非早早被排除在后嗣之外，其最终未能入继，主要是由于霍光废长立幼的干涉。

事实上，这并不是霍光唯一一次干涉立嗣。在武帝去世后，霍光一生历经三帝，三人均为年少即位，就此而言，废长立幼实为霍光执政时期的惯例，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显然是昌邑王刘贺。李广利想把自己的外甥拱上皇位，为此他不断地寻求各种同盟。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李广利出征匈奴离开京城时，刘屈氂为李广利饯行。告别时，李广利对刘屈氂说：「咱们是亲戚，你有机会就在皇上面前建议立昌邑王为太子。

昌邑王将来要是做了皇帝，你的相位也就可长保无忧了。」

刘丞相认可了李将军的提议，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此绑在了一辆战车上。这二位在做春秋大梦，他们很傻很天真地认为真的有机会能把昌邑王拱上皇帝的宝座。但他们并不知道，在武帝最后的剧本里，根本没给他们留位置。李广利出征后不久，后方就传来了消息，他和他的丞相亲家都要完蛋了。

内谒者令郭穰密告丞相刘屈氂的妻子，因为刘屈氂曾多次遭武帝责备而心生不满，诅咒皇上早死。与此同时还牵出了刘屈氂与李广利共同向神祈祷，希望昌邑王将来做皇帝。还是同样的配方，只不过咬人的「狗」又换了一批。刘屈氂大逆不道，被处以腰斩，尸体游街，灭族；李广利的妻儿老小被逮捕囚禁。打掉太子党，是武帝怕被翻后账。打掉昌邑王党，是武帝怕外戚势力大，怕军功上台的李广利在他死后专权，并偏离他定下的下一届国策。

所有干扰我千古一帝剧本的人，都跟我一起走吧！

刘屈氂已经被灭族了，但李广利全家却暂时还活着，原因不过是因为他手中还有七万骑兵。得到消息的李广利不知所措，他太知道武帝是什么样的人了，有部下劝他投降，回去也是个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搏一把，以大战功来赎罪。脑子已经燥热的李广利拿七万好儿郎的性命，开始了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豪赌。

在并不了解敌情与战略部署的情况下，李广利盲目地挥师北进，深入匈奴腹地，寻找匈奴主力，并最终输掉了全部筹码。李广利投降匈奴，并在一年后被一个先投降过来的叫卫律的人陷害，被匈奴人像牲口一样杀了祭神，远在家乡的亲属也被武帝灭族。昌邑王一党，也被清洗掉了。此时的武帝，已经狂飙五十年了。

他几乎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自己人生救赎的所有准备。「巫蛊之祸」两年后，李广利降匈奴一年后的公元前 89 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戍边屯田，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举朝震惊的事情出现了：这种国防性开支居然被武帝否定了，这是五十年来的第一次。随后武帝下达了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我摘了一部分给大家，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认识到了自己多年来的穷兵黩武，对天下伤害极大，挺后悔的，今后禁止苛税与暴政，休养生息吧。武帝在自己的终场哨响前，再次创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第一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这个传统一直被后世沿用。武帝临终前的性情大转变，给自己的历史形象加了很高的分。后世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时，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

昌邑王即位二十七天便被废，本质是其与霍光的权力之争。刘贺继位后亲信昌邑旧臣，希望掌握权力：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
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在张敞请废昌邑王的上疏中更是直指刘贺任用故旧而忽视霍光：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

甚至与刘贺相同阵营的王吉、龚遂也早已预见了危险，劝谏刘贺不要与霍光相争：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

王吉所劝谏的“政事一听之”恰恰体现出了霍光执政时期的基本特色。早在昭帝即位时，“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而在刘贺被后，霍光立宣帝，“及上即位，乃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昭宣时代，霍光对于朝堂乃至立嗣的影响是极大的，广陵王胥因霍光反对未能即位，昌邑王贺因与霍光争权而被废，其后即位的宣帝则在霍光生前极力依顺，直至霍光去世方才掌权。

以上的分析基本都源于史料本身，然而如果基于这样的视角，那么昭帝继位前后叙述同样值得重新审视，倘若广陵王、昌邑王、宣帝的废立都与霍光直接相关，那么同样年少即位的昭帝又如何呢？

客观的说，基于目前的材料，我们看不到昭帝实为霍光等人拥立的证据，因此我也在本回答开头便坦率的承认，此观点仅为暴论，然而考诸相关材料，昭帝即位前后的记载的确存在可疑之处。

实际上，早在昭帝即位前后，针对昭帝本人以及霍光等人合法性的质疑便屡见不鲜，燕王刘旦便曾提出：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
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

尽管所谓昭帝为霍光子的说法过于离奇，难以采信，但是这的确反映出在武帝辞世、昭帝即位的动荡背景之下，政治上的权力真空。

而针对霍光等辅政大臣，疑点同样存在。武帝去世后留下的辅政大臣包括霍光、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金日磾五人，然而这份名单实际是基于汉书不同章节共同整理而成，汉书昭帝纪、外戚传、霍光传、车千秋传均只收录了五人中的一部分。

更为可疑的是，时人王忽曾公开质疑霍光等人假借武帝昭明为自己谋求侯爵：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

尽管此事仅仅涉及霍光等人封侯一事，而未涉及昭帝即位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同样从侧面说明，在霍光彻底掌握权力之前，时人对于政局是多有争议的。

从另一方面而言，汉书中多有关于昭帝即位合法性的记录，比如“类我”、尧母门、诛杀钩弋夫人，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令霍光“行周公之事”的叙述。

关于此类记述，需要从两个方面考察，在我看来，无论是“类我”还是尧母门，都无法在因果联系上直接导向立太子，而出于立子杀母的考虑逼死钩弋夫人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抛开汉书的叙述逻辑，显而易见的是，从“类我”到立太子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逻辑跳跃，尧母门同样如此，汉书对于尧母门的解释仅仅是“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未提及立嗣之意。

实际上，在汉代的语境中，“尧”具有复杂的语义，并非单纯的指向君王，眭弘便曾主张“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要求汉室像尧一样禅让，因此仅从尧母门的命名上很难推断立嗣之意。

而所谓出于立子杀母的目的逼死钩弋夫人则更是不无疑问，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根据汉书记载，逼死钩弋夫人时昭帝“年五六岁”，而昭帝直到武帝弥留之际才被立为太子，彼时“帝年八岁”，二者间隔两三年之久。

对比北魏时期立子杀母情形，往往是在决定立太子后，同时逼迫其生母自杀，随后完成立太子的程序，除元恂因涉及政治斗争外，基本不会超过数月，然而从逼死钩弋夫人到正式立昭帝为太子，前后拖延两三年之久。

若是出于立子的目的杀母，为何久久不册立太子？如果我们回顾武帝的晚年，结合他对于长生的追求，我们或许可以推导出其他解释。

武帝与秦始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其中一点便在于他们都狂热的追求长生。而这一点到来的副作用是：他们十分抗拒死亡，因而也随之抗拒立太子——秦始皇从未册立扶苏为太子，至死，扶苏都只是“公子”扶苏。

基于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武帝对于燕王旦的愤怒，或许可以得到不同的理解：

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

传统上认为，燕王的殷勤与急切引起了武帝的不满，但是从更加根源的视角而言，武帝，或许根本就不想立太子。而正是这一点，在武帝去世后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霍光等人，正是崛起于这种权力真空的废墟之上。

由于本篇回答只是一种暴论与猜测，因而在回答的最后，我再重新梳理一下我做出此种猜测的推导逻辑：

第一，正如本篇问题所说，就常规的政治逻辑而言，废长立幼是一种不合常规的行事，而广陵王被排除的理由十分牵强。

第二，具体到武昭之际的史事而言，汉书中关于昭帝合法性以及霍光行周公事的表达存在诸多疑点，并且时人对于昭帝的即位同样多有非议。

第三，从后世昭宣之际辅助来看，霍光的确长期存在刻意废长立幼，以控制朝堂的倾向，这从侧面加深了武昭之际的疑点。

基于以上推论，我猜测彼时的情形可能是：由于武帝对于长生的追求，他在去世时都未册立太子，而作为越发成熟的内朝系统成员，霍光、上官桀、金日磾联合外朝桑弘羊、田千秋控制了局面，并拥立年少的昭帝。

伴随着昭帝的即位以及霍光通过政治斗争彻底掌握局面，一套关于昭帝即位合法性的叙事，以及令霍光行周公事的表达逐渐成型，成为整个昭宣时代霍光合法性的来源。

而在暴论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昭帝的即位是否为武帝本意，霍光在昭宣之际的专权确为事实，而燕王等人对霍光专权的不满也为事实，霍光所处的位置实际与汉初的吕后近似，他们都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皇权的执剑人。

然而吕后与霍光的结局却不尽相同，尽管两人都免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而是过程却截然不同。吕后在时，没有任何诸侯王敢于真正向她发起挑战，而在其死后，齐王刘襄立刻发动诛吕之变。然而霍光的执政生涯，几乎全部的威胁都来自于朝堂。

这种变化实际反映出了汉代政治体制的两个重要变化：内朝权力的强化，以及央地力量的失衡。

就前者而言，霍光不同于周勃、陈平等汉初功臣，我们对于他此前的政治生涯几乎一无所知，他的权力来源仅仅来自于不断完善的内朝权威，通过靠近武帝、谋取信任，他一步步成为武帝的幽魂，西汉皇权的代理人，以及内朝体制下创造的政治怪物。

就后者而言，刘旦对霍光的恨意显然不会比刘襄对诸吕的恨意更少，但是二者的实力对比已经截然不同。刘襄通过全齐之地，与楚王刘交联合，便可攻至荥阳直至长安，然而相比之下，刘旦的燕国只有七县之地，在其惹怒武帝后更被削去三县，根本无力对抗中央。

究其本质而言，正是由于后战国时代的终结，诸侯王不再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西汉中期的政局越发集中于中央与内朝，刘旦请求宿卫，以求更为接近“权力”本身，而当败局已定，他只能谋求加入上官桀的阵营，进行朝堂上的政变。

时代变了，霍光不是周勃，王莽也不是吕后，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光武帝刘秀活到六十多岁，他之前几个儿子是跟郭太后所生，因废后也同时把太子给废了。从阴皇后的孩子算起，刘庄就是嫡长子，自然而然被立为太子。刘庄当太子十四年，三十岁继位，那算不算状年太子，党羽满朝？刘秀何故不怕？

已经有人解释刘旦和刘胥的性格作风，都不是什么做皇帝的好货色，史书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而燕王旦上书，原归国入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於北阙。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我再补充一个原因，当时子以母贵，卫皇后一族失势，顺着下来只有钩翼夫人赵婕妤给汉武帝刘彻生了儿子，其余夫人可以说不知道地位谁高谁低，但是刘旦和刘胥的生母是李姬，肯定不如夫人地位高。简单来讲，谁让其母不受宠呢？

索隐：“众妾之总称。此名之不正者。”

泪痕大师在讨论刘彻立太子的原因，犯了根本不了解当代背景的错误。

刘彻自继位起就被皇太后窦氏所制，几经斗争才大权在手，因而形成他对后宫、外戚颇为警惕的原由。卫子夫和刘据为此早已感到不安，刘彻还专门去找卫青解释太子温厚好静能安天下，让你们卫家不要多想。只是卫青死后，下面的人认为已经没人护着太子，均构陷起太子。

巫蛊之案的原因过程复杂，说法各不一样，泪痕大师抛开这个重点不谈，却把康熙、杨坚、孙权一众皇帝拉下水乱弹一通，显得对刘彻立太子的背景是一点也不理解。

继而刘彻立刘弗陵为太子，顺便杀了钩翼夫人以绝后宫干政。所选辅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史书在记载他们早期故事时都突出一个重点，就是他们跟随汉武帝刘彻多年，皆忠实可信。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日磾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
《汉书·外戚传》：少时为羽林期门郎，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授桀。桀奉盖，虽风常属车；雨下，盖辄御。上奇其材力，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道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

熟悉汉史的同学也知道，霍光和上官桀又为争外戚身份打的死去活来，最终大权落入霍氏之手，故刘彻认为这几位同学忠实可信也不尽然，分明是他最后的无奈之举，却被解读成什么自古皇帝皆如此。

至于泪痕大师说以下这段话更是胡说八道，皇帝的权威跟权力的构建与统治者的能力有关，自刘邦建汉，铲除异姓。自刘恒、刘启执政时与功臣的矛盾持续爆发，再到刘彻分丞相实权，设立内朝官员，将汉帝的权力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且靠外儒内法巩固皇权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人都在对权力进行调整，即便是一朝一代人的权力都没法一概而论，那你怎么可以轻易下结论说皇帝算个屁？皇帝固然是一个职位，但是在解读每一个皇帝所拥有的权力同时，你连当时的权力分化，官僚职权提都不提，何谈当时的人对皇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基于人们最本能的想法，永远都是皇帝算个屁啊。如果你称职，就赶紧下台；如果你不台，大家就用武力把你弄下来。对此只要看看鸟参鱼汤（尧舜禹汤）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

谈自刘彻以后的西汉史，都离不开外戚、大司马、大将军几个关键词，谈东汉史往往也离不开外戚与大将军、录尚书事几个词。明朝则莫有不谈内阁，清朝则要谈军机处。皇帝是不是用太监，跟这些政治制度也密不可分，每一个都是足以写一篇论文的话题。

若是了解中国制度史就能明白，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一直在进化并且休整，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用什么外戚、太监、分封就能概括的。但凡一个人轻易跳跃中国上下数年前乱弹历史，大家把他当作说书人随便看看就行了，一个断代史的资料都如同渊海，怎么可能有人精通古今历史细节呢？无法是抓着几个较为著名的典故胡乱比较罢了。

汉武帝当时都70多岁了，他在中国高寿皇帝中可以排到前十。汉代很多皇帝活不到50岁。就算他立了一个年长的太子，这个太子眼看着汉武帝也没有多少日子了，难道自己好端端的孝子不做，非得要去搞什么幺蛾子？而且武帝立昭帝为太子已经是在临死前了，没过几天就驾崩。他就算立了刘旦和刘胥当中的一个，太子当前最要紧的事恐怕也是准备父皇的后事了。他等着抬棺就有份，莫非还真会想着去逼宫。所以纯粹就是汉武帝不喜欢这两个儿子而已。

主少国疑这个道理皇帝都懂，所以皇帝在考虑储君人选时，即使不严格按照嫡长制进行挑选，往往也会优先考虑年长的皇子。李世民废了李承乾后立李治为太子，李治底下可还有几个幼弟的，当然李治被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嫡子。唐玄宗李隆基在废掉太子李瑛后，也选择了较年长的肃宗为太子，肃宗下面还有20来个弟弟吧。

国赖长君。立幼君的一个合理理由是因为幼子是嫡子。如果不是，跳过所有年长的儿子立幼子往往容易引发继位风波。汉武帝立昭帝就存在这个问题，先是上官家族谋反，后来昭帝早死，霍光立了昌邑王又将他废掉。其时霍光权倾朝野，如果他有不臣之心，说不定汉家的天下都难保了。想想王莽、杨坚是怎么篡位的。另一个例子是孙权晚年立年幼的孙亮为太子，结果孙亮继位后被权臣废掉并谋害了。

如果汉武帝知道自己死后汉室发生了这么多风波，他很可能会做出另外的选择。难道他会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眼光独到，托付得人吗？法家将帝王之道归纳为法、术、势三个方面。驭下之术是讲究制御和均衡的。英明的君主不会将江山社稷只维系于某个臣子的忠心上，那怕这个臣子是自己的儿子。

不是说皇帝要防范儿子，而是皇帝要防范一切侵犯君权的可能。对于太子，有许多制度和礼法上的约束，在这些制度以及伦理纲常的制约下，太子基本上不可能发展出可以和父皇抗衡的势力，这和太子是否成年没有什么关系。历史上许多因为意图谋逆而被废的太子，他们的实际行径只是到了私自交接外臣这一步，有的甚至只是私下有怨望之语。被人陷害的太子也为数不少，比如李隆基的太子李瑛，后来他弟弟肃宗给他平反了。

所以约束太子的权力是制度性的安排。不仅是皇子，皇帝也要约束身边一切和权力有关系的人，大臣、外戚、将领、宦官等等。而在这些人当中，对于皇帝来说，当然还是儿子最信得过。中国历代共有几百位皇帝，据说死于非命的有一百多人。在我印象当中，死于儿子手中的皇帝要比死于权臣、外戚甚至奴仆手中的要少得多。其实想一想，就算太子的势力真的可以威逼父皇，皇帝还可以当太上皇嘛。如果是权臣的势力足以挟持天子，这就往往不只是失去帝位的问题了。

以汉武帝之睿智，刘旦、刘胥是什么货色早就一清二楚了。

刘旦颇有才略，博览经书杂学，但心术不正，被封王时，汉武帝精心为他写了策文，反复告诫他：“悉尔心，毋作怨，毋作匪德”。到封国后，果然把父亲的嘱咐抛到脑后，召集各地游说之士，好事没做多少，天天吃喝游猎。

刘胥更不堪，此人胆大妄为，视法度为无物，体格健壮，酷嗜声色，力能扛鼎，能空手与猛兽搏斗，跟纣王类似，更是早早就被排除了。

刘弗陵体格健壮、聪明伶俐，汉武帝认为他很像小时候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武帝还找到了一个“稳”到了极致的人——霍光，而汉朝的政治路线接下来需要的就是一个稳。

为防止有人威胁霍光的地位，他还狠心除去了钩弋夫人。

所以，就是“刘弗陵+霍光”这对组合了，而其作为也确实达到了汉武帝的预期。

让刘弗陵做太子，本质上是汉武帝为保全自己，而设下的「阳谋」。玩了一辈子政治行为艺术的武帝，在人生中最后一次甩出了大招！他的「随口」一说，算是拉开了武帝一朝最血雨腥风的政治风暴大幕。

所有人，都明白了武帝的用意……武帝晚年和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地面上的事基本都干完了，开始迷信升天与修仙。

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方士和女巫开始聚集到长安，他们都希望能够在一顿胡说八道后，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帮「跳大神的」每天神秘诡异，妖言惑众，一些有影响力的「高级」女巫甚至被召入宫廷，教宫中的女眷与宫女避灾求福。

避灾求福的方式非常诡异，叫作「巫蛊之术」。

所谓「巫蛊之术」，就是用一套谁也听不懂的咒语，将不喜欢或有威胁的人做成木偶，进行诅咒，并伴以或火烧或针扎或掩埋等方式。

其实「巫蛊」很早之前就有，很傻很天真的阿娇姑娘，当年被废掉的罪名就是这个。

武帝修仙后开始上行下效，这股不正之风以惊人的速度在武帝朝晚期裂变到了军备竞赛般的地步。

你要是不先把别人搞死，你就该被别人咒死了。

这种活动一开始都是暗地里做，但后来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几乎每个房间里都埋藏有「巫蛊」的木偶。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武帝还是不知道此时的宫廷早已是妖风阵阵了。

武帝就想修个仙，谁知道最大的副产品竟然是这个东西。

不过，世上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这个秘密还是被武帝知道了，是被一个叫作朱安世的大侠捅出来的。

公元前 91 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骄横奢侈，吃拿卡要，竟然贪到了武帝的头上。

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被捕入狱。

这个公孙贺，娶了卫君孺，就是卫子夫的姐姐，等于他是武帝的大姐夫。靠着这层关系，公孙贺此时官至丞相。

这也是此时卫家，尤其是太子刘据在外朝的最后依靠。

武帝想睡觉就有人给递枕头，公孙敬声这个「官二代」，成为武帝搞掉太子外援的有力突破口。

此时，武帝正诏令各地紧急通缉一个号称「阳陵大侠」的侠客朱安世，此人具体犯了什么罪不可考。但可知其很有能力，因为他在全国通缉下，还能一直逃窜在外。

而且，从武帝能亲自过问这件事来看，此人的罪过应该不会小。

尤其是他的称号太过于嚣张，居然敢叫大侠？要疯啊！这种出风头的现象是东南西北四方不败的武帝所不允许的。眼看着儿子进去了，老爹自然非常着急，公孙贺请求武帝让他来负责追捕朱安世这个头号逃犯，为其子赎罪。

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后来，公孙贺用尽各种手段，终于将大侠朱安世逮捕。

但朱大侠却使尽了最后的力气，与公孙贺同归于尽。

朱安世从狱中上书朝廷，揭发说：「公孙敬声与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而且两人在武帝的驰道上埋藏木人，诅咒武帝。」

这是一个很有杀伤性的控告，因为公孙敬声是卫家人，是太子党，尤其是在越来越恶劣的朝局之下，诅咒武帝早死，他们好迎接新天地的理由着实充分。

朱安世之所以敢言之凿凿地检举，说明了他肯定知道在御用的驰道下，真有诅咒的木偶。

但这个木偶，具体是谁埋的，何时埋下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答案完全是开放性的，完全是扣谁脑袋上谁死。

大侠就是大侠，路子都这么野，而且自带河豚属性。

熊熊烈火燃烧你我，谁都别活了！

经查证，「巫蛊」罪名属实，丞相公孙贺也被逮捕入狱。

后来，公孙贺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被灭族。

不仅丞相被武帝推倒，随后阳石公主和卫子夫所生的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全都被牵连了进去，悉数被杀。

刀已经砍到太子的亲妹妹这里了。

这一大堆的娘家亲戚被杀，使得太子在外朝的所有外援全部被打掉了。

这也使得刘据在最后的政变当中，失去了最关键的人力资源。

朱大侠不知道的是，他临死前发出的巨大功力，不仅报了自己的仇，还牵扯出了整个西汉一朝波及人数最多、牵扯范围最广的政治大案，史称「巫蛊之祸」。

未央宫的上空，妖风阵阵。

武帝在朱安世一案后彻底地知道了后宫中居然有这种诅咒手段，怪不得自己最近总是头疼脑热、脚后跟疼。

作为全国最大的被诅咒对象，总是心虚的武帝开始恍惚见到各种木偶在对他搞小动作。

大怒之下，他下令彻查此事，大量的妃子、宫女、官员被牵扯其中，上百人被处死。

此时的太子，风声鹤唳，头顶悬雷。

已经是光杆司令的他，最终没能躲过这一劫。

有一个小人自鸣得意却傻不愣登地当了武帝的那杆好「枪」，并因自己的私欲害死了很多人。

这个将太子牵连进来的人，叫江充。

江充原名江齐，因其妹善操琴歌舞被赵国太子刘丹看上了，因此他成为赵王刘彭祖的座上客。

后来，江齐与刘丹交恶，江齐逃入长安，更名江充，并向朝廷告发刘丹与赵王嫔妃有奸乱，而且危害赵国百姓。

随后，刘丹被判死罪，这是江充搞掉的第一个太子。

事后，武帝召见江充，江充穿了一身奇装异服，具体表现是织丝禅衣，帽上插了一堆鸟羽，走路摇头晃脑，鸟毛乱颤。

年老的武帝审美也不太正常了，觉得这个「鸟人」与众不同，对左右人说：「燕赵真是奇士多啊！」（人上岁数了，喜欢鸟倒也正常。）

江充上前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让武帝大为高兴，随后赏了他一个官做。

江充的上位，抓准了一个思路：哗众取宠，损人利己。

随后，江充瞄准了武帝一朝最好干的营生——酷吏。

江充开始各种弹劾贵戚近臣的不法动作，令他们出钱赎罪，一度靠着开罚单给武帝创收了数千万钱。

江充这个官吏是捞钱的好工具，因此得到了武帝的喜欢。

后来，江充越玩越大，越玩越不知自己姓啥，最终将威风抖向了万人踩的太子。

一日，江充随武帝前往甘泉宫，正巧见到太子刘据的家臣坐着车马在驰道上行走，被江充拿下。

刘据得知后，派人向江充求情说：「我并非舍不得车马，只是不想让陛下知道后怪我平日不管教左右，希望您宽恕一次。」

按说太子都说这话了，你就应该顺坡下了，人总得给自己留点后路。

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江充不理睬，要将造型玩出新高度，他要用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谁也收买不了我！随后他便将此事上奏武帝。

武帝听后每个汗毛孔都舒展开了，表扬江充道：「作为人臣应当如此！」

「人臣」江充在装完大尾巴狼之后开始害怕了，他突然意识到，武帝的岁数不小了，万一哪天嘎嘣一下子歪过去了，人家太子就熬过来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永远无法揣测出人类的丑恶程度。

江充决定利用「巫蛊」之风，抓紧送太子上路，保自己的平安。

因为他的这次奸险，整个长安城即将血海滔天！

武帝自「巫蛊」盛行后就一直小毛病不断，江充抓住武帝疑神疑鬼，希望再活五百年的心情，吓唬武帝说：「陛下的病，恐怕仍是『巫蛊』作祟！」

武帝正好也纳闷，自己的身体一直挺硬朗的，这是咋了呢？听到江充的理由后觉得很有可能，于是武帝派江充当使者，专门负责处理「巫蛊」事件。

江充找到很多巫师成立了专案组，「针对性」极强地到各处掘地，寻找诅咒木偶。

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找到了证据，倒不如说是创造了证据。

他们对被捕之人严刑审讯，逼供认罪，并拾起了武帝当年吃大户时的招数，鼓励百姓互相举报。

因「巫蛊」案而牵连被捕的人数迅速扩大，长安、关中乃至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有数万人，太多的莫名其妙被恶意栽赃成了铁证如山。

先前仅仅是涉案规模数百人的「巫蛊」案，被江充胡拉烂扯地搞成了牵扯朝堂内外几万人的超级大案。

此时民间已是一片腥风血雨，江充没有忘记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太子，于是他将案子办到了皇宫。

他先是从失宠妃嫔的房间入手，然后依次搜寻，最终搜到了皇后和太子宫中，并「成功」地搜出了大量证据。

得意忘形的江充扬言道：「太子宫中找出的诅咒木偶最多，还有很多丝帛诅咒文书，内容大逆不道，我们要马上奏闻陛下。」

江充忽略了一件事情，这种构陷相当于明火执仗地对人家动刀子。

图穷匕见之下，对方势必和你鱼死网破。

他虽然抓到了所谓的证据，但此时的武帝却不在长安，而是在长安以北的甘泉宫。

江充高兴得太早了。

善嘚瑟者，必死于嘚瑟之下。

被江充逼到了墙角的刘据和自己的老师少傅石德，开始合计对策。

太子并非不知道武帝的打算和当前阴云密布的政治形势，正在刀刀砍向自己。

石德对眼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眼下这种事，我们已经无法解释清楚了，现在只有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粉碎他的构陷。况且，现在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宫，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皇上，现在是否在世都不一定，奸臣竟敢如此，难道您忘了秦太子扶苏的事了吗？」

石德的话中透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是武帝被控制了吗？开玩笑，谁能搞得动他！尤其是从后面的事情发展来看，见武帝似乎是件很轻松的事。

但为何皇后、太子这么高级别权限的人却见不到呢？老子不想见你！当年扶苏被逼自杀的事情点醒了刘据，退无可退的刘据只能按照老师所言，仓促启动了自己无可奈何的最后预案。

政变夺权！

继诸吕之乱后，时隔九十年，西汉王朝再次迎来了政变。上一次的政变，西汉功臣集团和刘氏宗亲联手灭了吕家不成器的后生。在说这一战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政变的优先级。

还记得古代政变的优先级排序吗？武器 ＞ 截断政令 ＞ 政令中枢 ＞ 军队。

最重要的是武库。无论用哪种方式，合法或不合法，都需要第一时间占领这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也能阻止别人武装部队。

关键：开源节流。第二，要占领未央宫的宫门，干掉或拿下此时宿卫宫门的卫尉武装，截断政令。关键：拿下政治唯一合法性，保证你说的话是唯一算数的！第三，进去控制郎中令的部队，控制皇帝，拿下全部印符。关键：占领政治制高点，取得合法文件印章。

第四，是剩下的南军和城外的北军。关键：兵源并非最重要。

这是理论上古代政变密谋的整体思路，基本上每次讲到政变，都以此为基础。但是，刘据这次面对的问题复杂化了。除了第一个环节武库外，后面截断宫禁、控制权力中枢、控制南北军的三个环节全变了。此时武帝并不在皇宫，而在长安城北二百里的甘泉宫。

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如果此时武帝在长安，刘据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能发动政变。坏的是武帝此时离得有点远，而且身边安保并不空虚。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刘据此时发动政变，武帝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

但是，武帝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核心武装力量仍然在长安内外。

他能反应过来不意味着能马上组织起力量平叛成功，因为那些武装力量离刘据更近，甚至他会有因为远离权力中心而被反杀的可能。武帝居于甘泉宫，是刘据此次政变面临的第一个复杂性。而第二个复杂性，则在于此时政变比九十年前的「周勃们」的难度又高了一大块。

「周勃们」需要拿下的环节和刘据比起来，完全是两个量级的。

因为武帝进行军改了。过去，长安城的主要力量分为殿军（千余人）、南军（两万人）、北军（五万人）。你只需要控制住郎中令、卫尉、中尉这三大环节就行了。

但武帝在公元前 104 年进行了军改，情况复杂了许多。卫尉主管的南军裁撤到了不满万人。

殿军则加入了「建章营骑」和「期门骑」两支天子侍卫禁兵，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羽林军」和「虎贲军」的前身。

「建章营骑」守卫建章宫，后更名「羽林骑」。

武帝又取阵亡将士子弟于「羽林骑」中抚养，组成了一支「羽林孤儿军」，总数量在千人左右。「期门骑」，是武帝为了各地「旅游」，专门又加的一只「特种兵」保护力量，有五百人左右。

武帝晚年基本上就在新建的建章宫待着了，这两支禁军力量是属于武帝直管的。

北军也得到了加强，在北军的基础上，武帝增设了八校尉。

分别为中垒校尉，掌北军门垒内外；虎贲校尉，掌轻车；屯骑校尉，掌骑士，有员吏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步兵校尉，掌上林苑苑门屯兵，主宿卫，领士七百人；射声校尉，掌宿卫兵，有司马一人，掌待诏射声士，有员吏一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越骑校尉，掌越兵，有员吏一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取材力超越者为之；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有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员吏一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这里面除了中垒校尉、虎贲校尉、胡骑校尉编制不详外，每位校尉领兵七八百人，八位校尉领兵总数为六千人左右。

这八校尉互不隶属，官职皆为二千石，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挑选出来的常备精兵。

八校尉区别于北军、南军的兵役制兵源，属于职业军人，有常备武装（区别于普通手无寸铁的北军），类似于常备特种兵。这也是中国古代募兵制的开端。

这八支力量，也是属于武帝直管的。除了驻扎于北军门垒的中垒校尉外，其余七校尉的防区在长安周边，大约是在下页图中的这个黑圈范围内布防。

这就相当于南军的力量被削弱了，武帝手中还多了八千左右的「特种兵」直属部队（羽林、虎贲、八校尉）。

而且，更关键的是，长安周边各郡同样有常备武装，叫作「郡兵」，也称「乡兵」。

各郡皆设校尉，辅佐太守处理武职工作，见虎符发兵。

由于武帝远离长安，这些郡兵也成为刘据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这场政变在武帝增强直属力量且远离长安城后，情况变得颇为复杂。此次刘据政变如果想成功，政变顺序就变成了：

第一，武库。

第二，迅速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南北军、囚犯、市民）。

第三，迅速包围甘泉宫，截断武帝与八校尉、各地郡县的联系。

武库依然是最重要的，但随后的次序全变了。

中间的变化在于，需要迅速组织起一股力量把老皇帝困在甘泉宫，阻止他的权力向外施展。这和「诸吕之变」中截断司马门的操作是一样的，截断皇帝与外界的联系，保证政令的唯一合法性。但是，在可操作性上，又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就是出兵包围甘泉宫的速度。

这个速度，决定了此次政变的成败。

武帝身边是有一批「特种兵」保护的（至少有「建章营骑」「期门骑」和部分校尉武装），你需要迅速组建好足以消灭武帝亲兵卫队的武装部队，并迅速包围甘泉宫！因为只要让武帝回到长安，这五十年「东亚第一监护人」的气场积淀将粉碎所有的政变者！把亲爹堵在山旮旯的甘泉宫里，是刘据此次政变成功的唯一关键点！

而武帝方面，在破解太子政变时，最关键的一环同样也是速度。

你越早现身长安，太子能动员起来的力量就越小。

那么，刘据表现得怎么样呢？

可圈可点，但因自身实力有限，导致翻盘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们一点点来看吧。

公元前 91 年（七月壬午日），刘据派门客冒充武帝使者，逮捕了江充和他的「巫蛊」重案组成员。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不肯接诏，被太子的门客杀死。

很快，刘据亲临，斩杀了江充，骂道：「你这个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离间我们父子！」随后将江充手下的所有巫师与部下烧死在上林苑中。杀掉江充后，刘据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将一切报告给了卫子夫，然后调发长乐宫卫队，打开武器库。

没问题，这个环节对，首先占武库，得到老娘手中的部分南军力量。

刘据占领武库后，召集文武百官是这么宣布的：「陛下因病困居甘泉宫，我怀疑可能发生了变故，奸臣们想乘机叛乱。」

（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

在这里，刘据犯了个重大失误。

他将此次政变定义成了「皇帝可能被控制了，我们要清君侧救皇帝」。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武帝方面表现出自己没被控制，太子所有言行的合法性就全不在了。

刘据政变的目的，是被逼到悬崖后干掉老爹，先下手为强！一旦政变，就没有任何后路了！此时此刻，刘据必须要斩钉截铁地说：「老皇帝已经被奸臣害死了，所有甘泉宫出来的政令无论是不是加盖玉玺的，全都不合法，全都是奸臣在乱政！」这样，晚年多病的武帝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亲自露面，才能恢复政权的合法性。

这将能给刘据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可能性，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老皇帝病了，驾崩的可能性很大。

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可能被你裹挟。你这个太子的威力最大化，必须是你爹死了，你就是下一任皇帝！而且，你爹跟普通皇帝还不一样，武帝必须「死透了」，这才是彻底消除武帝五十年深厚威信的唯一办法。

结果就是太子的政变宣言给出后，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纷纷传言「太子造反」。

太子将关在长安狱中的囚徒赦免放出，命少傅石德及门客张光等分别统辖，又派囚犯如侯持符节征调长水校尉的胡人骑兵，全副武装地前来长安会合。

史书上仅给出了刘据调八校尉之一的长水校尉的史料，并没有给另外七校尉的史料，在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刘据全都调了，但不好使，因为这一路后来出现剧情了，才被记录下来。

第二，另外几个校尉正在甘泉宫保护武帝的安全，周边仅有长水校尉能争取过来。

我个人倾向于是第二种可能，因为刘据始终在不断地扩大长安城的兵源，而并非率领手中的部分南军和囚犯军直接堵他爹去。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武帝在甘泉宫的力量是刘据此时此刻拿不下的，所以他必须争取更多的力量。

刘据的动作都没问题，释放囚犯增加兵源，将可争取的力量往长安调，减少武帝的直辖力量。

但是，这场政变最关键的因素——时间，成为他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在卫家的外朝支援被全部打掉后，太子失去了所有的组织型力量，他缺乏军官资源去迅速组织战斗体系。

比如，他派去调长水校尉的那个如侯，是一名囚犯，连宾客都不算，他的宾客此时正在指挥刚被释放出来的罪犯群体。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据此时人手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根本无人可用！

因为巨大的实力差距，这场政变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除非武帝方面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否则太子根本不可能赢。

说完这边，再来看看太子刘据发出政变信号后，武帝这边的动静吧。

曾经说过太子坏话的宦官苏文，在刘据政变后逃出了长安，飞奔到甘泉宫（此时用了行进二百里的时间），轻松地见到了皇后和太子死活见不到的武帝，报告道：「太子造反了。」

此时武帝非常明白地说道：「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才发生这样的变故。」（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

所有人物冲突的核心点，他都知道。武帝真英明！随后武帝派使臣召刘据前来。

武帝这个时候也犯了个巨大的错误，太子那边已经占领武库政变了，作为应对，你要迅速调集所有力量保护自己，并前往长安，用存在感镇压政变者。

但他选择派人召刘据来，而不是自己迅速回长安平乱。此时的武帝仍然是自信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会前来认错，接受处罚。

江充被你杀了，无所谓，他已经完成任务把大粪泼在你的身上了。

但你杀了他，也就坐实了你确实心里有鬼，狗急跳墙。

你这个窝囊小子赶紧过来认错，让我办你！

历史没有给刘据出这道艰难的选择题，因为武帝派去召他的使臣成为无意间推动历史进程的小人物。

这哥儿们压根就不敢进入长安，只是在长安边上遛了一圈就回去报告武帝，说：「太子已经造反了，要杀我，我逃了回来。」

这一来一回又耽误了行进四百里的时间。

武帝终于大怒了。

与此同时，不仅苏文逃出长安向武帝汇报了情况，身在长安的丞相刘屈氂，听到太子政变的消息后，同样第一时间连印都来不及带就逃离了长安，并派长史乘驿站快马奏报了武帝。

这个长史同样「非常轻松」地就见到了武帝。

武帝见长史后问道：「丞相是怎么做的？」

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请陛下圣断。」

武帝怒道：「事情都到这步了，封锁得住吗？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难道周公不杀管叔和蔡叔吗？」

武帝也猜到了刘屈氂的小算盘，于是给他颁赐了印有玺印的诏书，命令他：「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用牛车做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造成过多杀伤，紧守城门，绝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

这个时候，武帝才开始从甘泉宫返回，来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并颁布诏书征调关中「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部署二千石以下官员，归丞相统辖攻伐长安叛军。

「三辅」各地的郡兵武装也被武帝动员起来了。

等武帝回到建章宫的时候，刘据此次的政变基本上就已经宣告失败了。

老皇帝在山旮旯里，你没封锁住他。

现在老皇帝就在不远处，你的合法性明显不如你爹。

刘据这边不断扩大自己人马的部署，也被步步局限封锁。

武帝派遣侍郎莽通前去调集长水校尉的胡人骑兵时，和刘据派去的如侯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莽通砍了如侯，随后带领这支外援部队前往长安参加平叛。

（长水校尉军是参加了长安平叛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另外几个校尉很可能一直在武帝身边，不然不会只想起这支部队来。）

刘据打算武装起北军，他亲自来到北军军营南门外，站在车上，将护北军使者任安召出，颁与符节，命令任安发北军。任安拜受符节后，返回营中，再也没有动静。

任安的闭门不出，表明了他不认可太子的政变。

刘据无奈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

这伙「民兵」刚到长乐宫西阙外，正好遇到丞相刘屈氂率领的军队，双方开始混战。

长乐宫西阙在哪里呢？

刘屈氂从各地临时调来的更远的郡县兵，居然在这个位置截住了太子叛军。

此时此刻，离最初发动政变已经过去了四天。

只能说成建制的武装，远比松散的囚犯和市民更容易组织调动。

顶着窝囊帽子的刘据，要比太多政变者的水平高多了，他几乎没有走错哪一步，只是输在已经把他拔秃的那个千古一帝的老爹身上了。

双方混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将长安染红。

与此同时，武帝尚在的消息开始通达四方。

刘据的号召力开始大盘跳水，民间都说「太子谋反」，大家不敢再依附太子，太子的队伍开始消融。

此消彼长，平叛的兵力却在不断加强。

七月庚寅，政变仅仅九天，刘据兵败逃亡。

武帝回到长安后下达诏命：收回皇后的印玺和绶带。

卫子夫自杀。事后清算时，谁也没帮的北军护军使者任安被武帝认为是骑墙派，腰斩；太子的众门客，一律处死；凡是跟随刘据发兵谋反的，一律灭族；各级官吏和兵卒凡非出于本心，而被刘据胁迫的，一律放逐到敦煌郡。总之只要是掺和太子兵变的，全都没跑了。至此，太子一党，被彻底连根拔除。

太子败后，妻史良娣、长子刘进等家眷皆在长安被杀，刘据向东逃到湖县隐藏。包庇太子的人家境贫寒，只能靠织卖草鞋来奉养他。有一位与刘据以前相识的富人住在湖县，刘据派人去联系，于是消息泄露。

八月初八，刘据的藏身之地被发现，地方官围捕刘据。刘据闭门自缢，两个随逃的皇孙一同遇害。武帝终于将自己的爱子干掉了。他是复杂的，但他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要的太多了。

干掉太子是他最后一战的第一个环节。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太子是对的，当年和小舅子卫青聊天时，他就知道。不过，最后几年武帝玩大了，只能把正确的太子牺牲掉了。

国家确实必须要转舵掉头了，但这个过程，必须由武帝自己亲自完成！

太子被牺牲掉后，武帝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平反。我被蒙蔽了！有坏人挑拨我们的父子之情！我必须再把太子的形象树起来，不然我无法迅速顺理成章地开启后面的休养生息阶段。早在刘据兵败逃亡还未死时，已经有不怕死的明白人出来说话了。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壶关人冒着被雷劈的风险上书武帝，帮武帝捋明白了几件事：

第一，江充是市井奴才，他纠集奸邪小人对太子进行栽赃陷害，使你们爷儿俩的关系阻塞。第二，太子被陷害后无处申冤，他盗用陛下的部队，不过是为了免受迫害而已。

第三，江充这货有前科，他曾以谗言害死赵太子，天下人无不知晓。今陛下不加调查，就过分地责备太子，发雷霆之怒，征调大军追捕太子，还命丞相亲自指挥，致使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第四，请您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结束对太子的征讨吧，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

第五，我对陛下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这份奏疏递上去后，大杀特杀太子党的武帝并没有劈了令狐茂，而是没有任何表态。按说这是头号太子党啊，应该把他扔敦煌去啊！

没办法扔。因为人家已经帮武帝把罪全推到江充身上了，他们父子完全就是被小人蒙蔽了，这就是武帝后面迅速有台阶下的理由。他要是劈了令狐茂，后面就不会有人再上这种奏疏了。不过，这篇奏疏上早了，太子还没死，现在我没办法表态。

等太子死后，武帝迅速重启了「巫蛊之祸」的各种罪证调查，并不可思议地发现了很多不真实的情况。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又一神奇案例。几乎所有「巫蛊之祸」陷害的被陷害的当事人（好几万人）都被杀掉后，武帝又奇迹般地发现了诸多冤假错案。此时，一名叫作田千秋的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郎官，嗅到了武帝不同寻常的态度，上疏为刘据鸣冤：「做儿子的擅自动用父亲的军队，其罪应受鞭打。

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又有什么罪呢！我梦见一位白发老翁，教我上此奏章。」给祖宗守灵的人戳中了自己的心事，这个台阶太好了。

于是，汉武帝召见田千秋，说道：「我们父子之间的事，外人难以插言，只有你知道其间的误会之处，这是高祖皇帝的神灵派你来指教于我，你应当担任我的辅佐大臣。」

随后，武帝任命奏疏上得恰到好处的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挑拨的宦官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所有逼死太子的人都被满门抄斩了。当初参与谋害太子或与太子兵戎相见的人，像丞相刘屈氂等相关人物也以各种理由被杀或自杀，被诛杀牵连者甚广。后来武帝特地修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

武帝再次用杀人如麻的行为艺术，表达了对自己孩子蒙冤而死的痛心，将所有的锅都甩给了曾经用过、此时被抛弃的那群人。太子刘据的冤，随着田千秋的这封托梦上疏，以及武帝的迁怒清洗，最终画上了句号，只不过这个句号来得有些晚。「巫蛊之祸」波及的范围有些广，最终受牵连者达到了惊人的四十万之众。

太子冤死了，但冤死的又何止太子一个。所有人，都是木偶。所有人，没有赢家，包括后面牵线的那位。给太子平反的同时，武帝走了第三步。话说刘据刚死不久，和平了近七年的北疆在公元前 90 年再起波澜。一月，匈奴突然发动了两路侵袭，一路入侵五原，一路入侵酒泉，杀汉都尉各一人。

匈奴人用这种幽默的方式，给正在享受人生三大悲之首的武帝随了份子。匈奴人唤醒了已经不愿再起干戈的狮子，醒盹儿的武帝于当年三月，调集了十万骑兵、三万步兵，举兵三路向匈奴进攻。这最后一战的大标题，变成了「赌徒的孤注一掷」。

这个赌徒是武帝的舅子，是武帝同样要打掉的外戚隐患，李广利。太子死后，储君的位置空出来了，事关后面几十年的荣华富贵，所有权力场上的角色都在动着心思。李广利也不例外，因为当年带给他大富贵的那位倾国倾城的妹妹给武帝生下了一个皇子，后被封为昌邑王。

回顾武帝的一生，他为后世的统治者留下了一整套的统治系统，几乎所有的帝王之术与执政敛财、征兵手段，全部在武帝一朝草创完成。最后，武帝还留下了一个服软博同情的大招。后世皇帝采用「罪己诏」时，往往仅能搏个同情，根本没领悟其精髓之处。「罪己诏」的真正威力，在于武帝用这种强烈翻转的行为艺术，彻底奠定了下一任皇帝的执政思路——休养生息！

所有的干戈暴虐，在我这里打住了！是我自己悔的，是爷们儿自己悟明白的！下一任皇帝的思路也是我开启的！任何别有居心的人，都别想着再找我翻五十年的旧账了。

后面盛世渐渐开启，厥功至伟的源头，还得找到祖宗我这里！为了保证自己后续的执政思路，武帝精心选派了处理自己身后事的代理人。

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春，武帝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武帝在死前顺便带走了刘弗陵的母亲，也就是那个「尧母」，理由是为防止子幼母壮再出现吕后当政的事，并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赐予了下一章的主角。武帝选的这个「周公」，是给他当了三十年秘书，没有势力背景，从未出过差错的霍光。

说到底，武帝的最终政治托孤，是让没有派系的霍光（卫家已被灭门），这个用了三十年的踏实秘书，去执行自己布置给下一任皇帝的大政方针。

霍光，你是我培养了三十年的人，我相信你会做好的。等刘弗陵亲政时，大汉已经休养了十多年，百姓应该已经缓过来了。多年后，尘归尘、土归土，人们将会淡忘曾经血雨腥风的岁月。

未来的人们，只会怀有被给予的感恩。千年后的人们仍然会歌颂武帝的功德。因为人性是喜欢慷他人之慨的，人们只会在乎自己的手指破没破，肉价为什么涨了三毛钱，然后叉腰说别人对国家的付出是应该的、值得的。曾经付出过无数血泪的那数千万人的感受，后人根本不会懂。

公元前 87 年（二月丁卯日），汉武大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在位五十四年。这位千古一帝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离开了大汉百姓。

正如将他引出时，我写的那段文字，他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性最大的皇帝，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无法给他定性，也无法进行具体评价，因为他太复杂。他的复杂，并非千人千面的刁钻角度，而是一千个人心中，会有五百个人认为他英明、光荣、正确，另外五百个人则会骂他鞭笞万民、好大喜功。

对他的争论，我相信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为每当人们翻过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在他的治下，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在他的治下，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盐铁专营制度正式诞生。在他的治下，儒家的学说正式奠定思想领袖地位，并沿用了整整两千多年。

在他的治下，整个中原大地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千家万户，民不聊生。在他的治下，中国的大名第一次响彻世界的各个文明，「丝绸之路」因强汉而耀眼夺目于世界的殿堂。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政权彻底打赢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系列大战。犯强汉者，虽强必戮，虽远必诛！在他的治下，能臣、酷吏乃至爱子，全都是他剧本中的棋子，为他的千古帝业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在他的治下，「汉」彻底地成为一个民族的代号，他们开枝散叶、百折不挠、奋勇向前，时至今日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并在这个世界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个血性到了极致的男人！这个权谋到了极致的男人！这个大福大报到了极致的男人！这个复杂多变、难懂到了极致的男人！

给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千古一帝的奇男子，将永远成为一代代华夏子孙，翻开这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卷时所无法绕过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