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黄马褂的象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木木

编辑|观星


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帝制皇朝—所留下的史料相对比较丰富,无论是文献、图像还是实物—诞生了很多的轶事和传奇人物。

黄马褂到底是什么样的,乾隆时期的丢书案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御案”,清代修书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

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洗礼的咸丰皇帝是怎么度过元旦的,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昼到底是不是个“荒唐王爷”?

黄马褂是清朝特有的官样服饰,其色泽明丽而高贵,其形制简约而干练,其流变源远而绵长。作为昔日的宫廷御赏,如今已通过小说、影视作品为人所熟知。

各种“御赐黄马褂”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历史上的黄马褂究竟为何物,因何原由被赏赐,会穿着于什么场合,数百年间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值得细细道来。

一、满族特色帝王衣裳

清朝君臣的冠服,依穿戴场合可分为朝服、常服、行服、雨服等多种,其中的行服包括行褂、行袍和行裳,主要穿用于巡行、狩猎等外出骑行的场合。

行褂穿在全套行服的最外层,为便于骑马射箭而设计,故而又称马褂,其衣长只及腰股,袖长至于肘端。依清朝的典章制度,马褂被归入武备类服饰,正应了它利于骑射的初衷。

乾隆朝官员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记述道:“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其袖必及臂之半。”

马褂本是八旗勇士骑射所需的必备衣着,虽其短小宽松的特征在汉魏以来众多华夏服饰中偶能找到影子,但将其最终定型、形成制度并沿用二三百年,却是满族人的独创。

难怪梁启超说:“马褂,古无有也。”至康熙时,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也被这种英武帅气的服饰所吸引,竞相穿着。

雍正以后,因其活动便利、穿脱简捷,被百姓广泛接受,由行服演变为便服,成了国民服装。此后直到民国时期,谈到国人的传统衣着,往往都以“长袍马褂”来概括。

马褂虽如此普及,但若在前面加一“黄”字,便立刻显得身世不凡。自隋唐起,朝野服饰的颜色就有了明确区分。

黄色作为皇家专属色,一般只有皇帝、皇后、太子等皇族“头部”人员才可以使用。

那么黄马褂是否为皇帝所穿呢?清朝的典章制度本没有这种规定,在《皇朝礼器图式》中明确写道:“本朝定制,皇帝行褂,色用石青。”

可见,皇帝的朝服、吉服虽多为黄色,但马褂却被定为石青色。而且多有皇帝以黄马褂赏赐大臣的记载,若是大臣与皇帝穿相同颜色的服装,那还成何体统?

如此说来,皇帝的马褂就不应该是黄色。但实际上,皇权远远超越了既定制度,有极大的灵活性,皇帝的吃穿用度偶与纸面典制不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保存至今的古代实物最能说明问题。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多件黄马褂,其中一件以深褐色貂皮为里,明黄色江绸为面,上绣暗花团龙纹饰。

圆领,对襟,四开裾,衣襟自上而下有四组球形铜扣。马褂身长近60厘米,对中等身材的人而言,恰至腰股之处。通袖长近80厘米,正到两肘部位。

这件马褂还附带有一枚清宫原配的黄签,上书“世宗”二字。通过明黄色、龙纹及世宗字签等明确信息可知,这件正是清世宗雍正皇帝御用的黄马褂。

故宫收藏的其他几件黄马褂虽字签已失,但质地、款式、纹样均与其相类,可以推断同为皇帝所穿。黄马褂在古籍中也有只鳞片爪的线索。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在西南征战五年的定西将军、礼部尚书阿桂得胜还朝,彻底平定了川西地区的金川之乱,为乾隆帝除却了心头大患。

此时刚从东陵祭拜归来的乾隆帝大喜过望,许阿桂以头功,并不顾春寒料峭,“特解亲御黑狐腿黄马褂,先行随报赏赐”。赏给阿桂的黄马褂是皇帝刚刚从身上脱下来的,还带着体温。

结合清宫旧藏文物并考察史料信息可知,不只一位皇帝穿过黄马褂,每位皇帝也不只穿过一件黄马褂,黄马褂本就是皇帝的御用服饰。

二、职业着装功勋嘉奖

黄马褂是如何从皇帝的御用衣着变为对官员的恩赏之物呢,这要从康熙二十二年说起。

当年六月,闻名于世的木兰围场经两年建设刚刚启用,康熙帝首次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兵勇来到围场打猎,也借此时机确立了行围时的服饰规范,并为《清会典》所记录。

有资格穿黄马褂的共三类人员:一是贴身护卫皇帝的“领侍卫内大臣、前引大臣、前锋、护军统领”,获准全程穿着。

二是其他侍从护卫官员如“近御大臣、侍卫”,需经皇帝颁旨特批后才能穿着。

三是从随行上三旗官兵中“选善骑射者各十有五人,亦给以黄色马褂”,他们负责追赶、捡拾皇帝射中的猎物。领侍卫内大臣出自上三旗,共六名。前引大臣十名。

前锋、护军营各分左右两翼,统领共四名。上三旗善骑射者共四十五名。

可见定额穿着黄马褂的官兵总计六十五名,加之颁旨特准的人员,总数应不过百人,这在康熙时期三五千人的行围队伍中尤为突出,可谓尽显殊荣。

这些身穿黄马褂的官兵,都是近侍之臣,直接听命于皇帝,黄马褂虽穿在臣僚身上,却体现着皇权的延伸。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皇帝的御用衣着会逐渐让渡为对官员的恩赏之物了。

在八旗大军中身穿黄马褂还面临一个略显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八旗中正黄、镶黄两旗服饰本就是黄色,这该如何区分呢?《清会典》中规定,“镶黄、正黄旗色,褂用金黄色”。

此处的金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黄金的颜色,而是在明黄色中调入红色,形成一种接近于橘黄的色彩。如此一来,身穿黄马褂的官兵即便穿梭在正黄旗的队伍中,也能一眼分辨出来。

清代皇帝有巡游的习惯,不单赴围场打猎,还有东巡曲阜、西巡五台、南巡江南、北巡盛京等多项活动,行围穿黄马褂的规制也就被照搬到其他巡游活动中。

近侍大臣们“恭遇巡幸”,便要“支领黄马褂”装扮起来。康熙、乾隆两朝的各种巡游图中,也常出现黄马褂的身影。除了这类作为“职业着装”的黄马褂外,还有许多特例赏赐的情况。

其中重要一项便是对射术精湛,在行围射猎中有突出斩获者的赏赐。

乾隆五十六年,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随祖父行猎,不到十岁的旻宁引弓射中一头雄鹿,乾隆帝大喜,赐其黄马褂。但马褂为成人尺码,旻宁穿上后衣襟拖地无法正常行走骑乘。

只能先由侍卫将他抱走。获得这类赏赐最多的还是射猎中表现优异的蒙古王公。

嘉庆皇帝曾亲口说:“从前蒙古所得花翎、黄马褂,皆以扈从皇考进哨,射猎奋勉,始蒙恩赉。”随着时间推移,赏赐范围逐渐扩大,皇帝也不再真正关心获赏者的射术。

乾隆五十五年的一次行围,乾隆帝对外藩王公大加赏赐,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木、哈密郡王额尔德锡而。

青海固山贝子济克默特伊什、喀尔喀固山贝子索诺木旺扎勒多尔济、伊犁厄鲁特总管硕通等人均获赐黄马褂。

据乾隆帝自己说,这次赏赐并不是因为他们“射猎奋勉”,而是为了“示朕惠爱藩部臣仆之意”。

受赏人员上自郡王下至总管,囊括了漠南、漠北、漠西三地蒙古首领,以及新疆哈密的维吾尔族领主,笼络外藩之意不言自明。

还有一些赏赐并不在行围打猎中进行,而是针对各种重要功勋的表彰。前文提到乾隆帝因平定金川之大功赏赐阿桂,同一时期还有大臣于敏中获赐黄马褂。

乾隆帝曾说:“文职汉大臣、由鼎甲出身者,向无赏戴花翎、及赏黄褂之事。”而于敏中虽为文职汉臣,但在金川之战中办理军务,因而获赐—这是汉臣获赐黄马褂之始。

此后的汉臣大多也由于军务而获赐,如乾隆五十一年主持西北平叛的陕甘总督毕沅等。

至咸丰以后捻军、太平天国起义迭出,清朝依靠汉臣戡乱平叛,对汉臣赏赐黄马褂频度大增,不胜其数,人们熟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均曾获赐。

总的来说,获准穿着黄马褂的情况可概括为两类,依《清仁宗实录》所言,一为“任职应穿黄马褂”,一为“赏穿黄马褂”。

任职应穿黄马褂为皇帝身边侍卫近臣于出巡、狩猎等活动扈从皇帝时所穿着。赏穿黄马褂则为行围射猎奋勉、礼遇外藩王公、立有重大军功时由皇帝钦赐穿着。

有清一代,任职、赏穿的黄马褂不计其数,但穿黄马褂官军的正面肖像存世不多,目前有一幅睿亲王淳颖像,绘于嘉庆元年。

此时淳颖刚刚就任领侍卫内大臣,扈从皇帝时应穿黄马褂。像中这件黄马褂圆领、对襟、袖长及肘、四枚襟扣、色用明黄,可与文献记载和清宫旧藏文物相对应。

三、横恩滥赏晚清异象

经过康雍乾百馀年建立并完善的黄马褂制度,自嘉庆时开始松弛,晚清时产生了更多变异,原有的任职、功赏体系被打破,也由此带来更为丰富的变化。

嘉庆帝将祖辈定下的木兰秋狝制度较好延续,在位二十五年间行围十馀次。除行围时仍会嘉奖蒙古王公及善射勇士外,在其他巡幸场合也开始赏赐黄马褂。

嘉庆十年,皇帝赴奉天谒祖陵,途经卢龙夷齐庙,直隶总督吴熊光在庙前迎驾,嘉庆帝兴起,随即赏赐黄马褂。

吴熊光非近侍亲贵,不善射猎亦无军功,只因履行正常职务便被赏赐黄马褂,可以说开启了无功而赏的先河。嘉庆帝的宽松引来了更多人冒功邀赏。

皇帝巡幸山海关时,身边侍卫串通一气,谎报路拦惊马之功,为尚无黄马褂的同僚邀赏。木兰行围时,更有蒙古王公令奴仆套获野兽,谎称自己射杀,请赏黄马褂。

用嘉庆帝自己的话来说:“此等恶习,朕已深知。”可见当时形势之败坏。

后继的道光帝,虽自幼孔武善射,但即位后却以休养生息为由,将延续一百四十年之久的木兰秋狝彻底废止。

不过他仍赴南苑射猎,这种射猎规模既小,又无外藩王公参与,更像自娱自乐的休闲活动。

期间偶有侍卫射杀一狐一羊,都会被赏赐黄马褂,这与康熙帝“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的“战绩”相比,就能看出是何等儿戏了。之后几年间,步兵演练未见失误,赏。

侍卫递来的弓箭趁手好用,赏。副都统为太后备车妥帖,赏,自道光帝起,滥赏失度,一批无武功又无军功的官兵身穿黄马褂招摇于宫廷内外。

自咸丰以后,全国起义蜂起、战事频仍,北有捻军、南有太平天国,在平定内乱中成长起来的汉族能臣们是朝廷倚仗的力量,也是皇权拉拢的对象。

向他们赏赐黄马褂成了日常操作,频度是以往的数倍。但这些黄马褂在汉臣身上却穿得并不踏实,常出现一胜即赏、一败即革的现象,李鸿章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同治二年,李鸿章克复太平天国占据的苏州城,慈禧太后赐其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同治七年正月,捻军挺进直隶,威胁北京,朝廷震动,慈禧太后以剿匪不力之由收回了李鸿章的黄马褂。当年七月,李鸿章在鲁西歼灭捻军一部,又重新获赐黄马褂。

光绪二十年,甲午海战大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负领导责任,又被收回黄马褂,但朝廷还算客气,称此举仅是“以示薄惩”。

转过年来,朝廷指望李鸿章去日本进行和约谈判,黄马褂便又被赏了回来。三十年来三赏两夺,有的操作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

这种过山车的滋味,令李鸿章苦不堪言,无外乎有“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哀叹。但最后这次赏赐黄马褂,也着实让李鸿章风光一回。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穿着这件黄马褂,踏上了历时一百九十天、行程九万里的欧美之行,先后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加各国。

在西方的科技文化令李鸿章深感震撼的同时,这位七十三岁高大矍铄的老人也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记。

各国媒体纷纷对其行程跟踪报导,他身穿黄马褂的形象也被绘制在报刊封面保留至今,法国杂志Le Petit Journal便是其中最为写实的一个。

一度专属于满蒙亲贵的黄马褂,在清末不但成为汉臣的“流行”服饰,甚至还被穿在了女性身上。

故宫中藏有一幅《英嫔春贵人乘马图》,图中描绘咸丰帝的英嫔和春贵人男装骑马的情景。二位小主头戴暖帽,身穿黄马褂,腰佩弯刀,安坐于马上闲庭信步。

这幅画,与其说是满洲尚武精神在女性身上的体现,不如说是对这款代表着功勋与荣誉服饰的戏谑。当然,晚清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在这幅画中得以体现。

不止女性,就连洋人也有机会体验一把中国传统的皇家服饰。第一位穿上黄马褂的是英国人戈登,他是雇佣军“常胜军”的首领。

这支部队均由外国人组成,装备西洋枪炮,战力强劲,受清政府雇佣对抗太平天国。

同治二年李鸿章克复苏州城就是在戈登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后清洋联军势如破竹,太平天国于次年宣告灭亡。为表彰戈登的大功,清政府特别赏赐他黄马褂,并授予提督称号。

戈登对这件黄马褂也十分珍视,专门穿它留影,这张照片也被保存了下来。同光时期短暂的鲜花着锦之后,清王朝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终结。

就在清朝灭亡前不久,黄马褂还被频频赏给北洋官军,朝廷借此做些无望的挣扎。1912年1月2日,一件黄马褂赏给了北洋新军第三镇统制曹锟。

这时北京尚用清代皇帝纪年宣统三年,而南方已经进入了民国新纪元,此时距清帝退位只有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这位穿着黄马褂的曹锟,也会在几年后换上一身西式礼服,就任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这是末代皇太后和小皇帝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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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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