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前期多有政变，然而在史书记载中，在每次政变之前，似乎都有星占预言的预示。因此，从天文星占的角度，切入唐代前期的政变。

利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从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唐隆政变以及先天政变这四次唐代前期影响重大的政变入手,对与其相关的天文星占进行梳理，用天文星占的视角对政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局进行阐释是有必要的。

一、学术史回顾

研究发现，唐代前期政变发生前的星占，一方面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作为一种参政者与当权者进行上下之间政治互动的辅政措施，星占对当时的政变起到了导火索式的推进作用。

另一方面在史书记载中，星占又起到了为政变上位者宣扬即位合法性的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体现了唐代前期政变中对星占的双重利用。

具体来说，政局进行到一定程度，作为政局外显的星占带着参政者选择的符合当下情况的占辞出现，推动了政局的进一步发展。

而政局的进一步发展又成为了星占应验的依据，最后再有选择性的对星占及其占辞进行记载，完成了星占最后“造神”的使命，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

随着时间的推进，唐代前期有着连接上下之间政治互动的星占至武韦干政时期受到了破坏，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星占机构脱离秘书省管辖以及炮制的星占祥瑞愈发频繁，甚至出现炮制星占作为攻讦敌对方的事例，最终这一时期的占术乱政在玄宗掌权后才逐步恢复唐初制度。

从星占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唐代的政治社会的成果。从星占角度切入来探讨唐代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这方面最为系统的研究当推赵贞。

早在其博士论文《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中，已对唐代星占与帝王政治的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

2016年，赵氏新作《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更为系统和全面的从揭示星变的象征意义、天文星占过程的解说、天文星占功能的考察、禳星救灾理论的探讨以及祭祀礼仪中星官神位的等级和秩序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天文星占对于帝王施政的影响和作用。

赵氏《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臣政治生涯的影响》一文通过对各类星占占辞的梳理，揭示星变对于唐代宰辅大臣的影响。

在其《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一文中，从梳理唐前期各个政治斗争事件中天文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天象是宫廷政变、政治革命以及朝臣攻谮的舆论工具这一本质。

黄一农《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第三章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最吉天象“五星会聚”，通过考据测算推出汉代以后最壮观且最易测见的两次“五星会聚”，均发生在女主当政之时，即吕后与韦后当政时期。

但此两次天象均未被记载，可能被以男性为主的后代史官抹杀。刘海波《论唐代宗与天文星变》将传统史籍与出土的墓志资料相结合，围绕着唐代宗前期瞿昙譔因奏事不确以致罢官的事件，对史书中记载代宗重视星变的评价做出解读。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认为汉代以后，天文星占学的重心转向灾异占，星占学由单纯的吉凶占验转而被赋予人事休咎的意义。

并从灾异论的角度出发，主张灾异起于人事，修德修政可以消灾致福入手，探讨了汉唐间政治行为主体间的责任分配，以及其涉及实际的政治活动。

仇鹿鸣则是从对安禄山谋主严庄之父严复的墓志研究入手，以其中的四星聚尾切入，通过对玄宗、安禄山两边对于天象的不同应对的探析，解析了这一时期的德运之争。

周能俊通过对汉唐记载的“枉矢”星占的梳理，揭示了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造成了其时人对“枉矢”星占的迷信。

王逸之在《论五行与唐代星占术------以五星占与流星占为例》《阴阳五行与隋唐术数研究》中，通过对隋唐五星占、流星占的分析，揭示出占星学说的虚妄本质及五行理论中部分科学合理性。

王西坤则通过对“太白昼见”占辞的梳理，对三则贞观年间“武周改唐”的预言进行研究，揭示了预言在记载中被武则天附会以宣扬武周天命的本质。

孟宪实认为李君羡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说明除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在历史书写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学位论文方面，张如伟《唐代前期的术士与政治》，通过对唐代前期术士群体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梳理，分析了不同术士对于天象解读不同的原因以及政治事件中术士派系的归属问题，并指出了唐代前期术士群体对政治事件产生相应影响这一事实。

宋神秘则通过对日月五星以及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十二命宫、五行、本命五个主题的分析，探析了星命术在唐宋时期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其生存状况。

刘凤霞在《谶纬之学与唐代社会》中，通过分析谶纬之学和天文占卜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天文候占类书籍中引纬较多以及谶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流变，谴纬观念伴随着数术占卜得以呈现的现象。

朱小巧则通过对唐代女主干政的个案考察，揭示了灾异书写中存在着极大程度的当权者干预现象，认为这体现了权力对技术在思想与制度方面的渗透。

其三是对唐代前期政变的研究成果。唐代前期政变频发，学界对于唐前期政变的研究成果甚多，笔者在此仅述其与本文研究范围相关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通过考证李唐宫室位置，指出玄武门之变太宗能制胜的关键在于守卫玄武门的禁军。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中认为在玄武门之变中，占卜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但同时也认为星占在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舆论鼓吹的作用。

郑宝琦则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并且指出正是“太白经天”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王兰兰《五王政变名实考》认为五王政变实为李显、李旦与太平公主兄妹主动发起的一场“改周复唐”的政变，故政变名称应取其发生时间而称“神龙政变”为宜。

其在《神龙政变与中宗朝政局关系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神龙政变“改周复唐”的性质，导致了通过政变得利的统治者们在政变后内部矛盾丛生。

这造成了中宗一朝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持续不断的现象，这些遗留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宗朝的政局，甚至波及到了睿宗朝的政局，直到玄宗即位，权力归一，中央统治集团的斗争才归于平静。

胡戟在《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中认为，从酷吏政治，经二张专权,到五王政变，是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何磊则认为，武则天去世后，“武周革命”所形成的武氏集团对李唐王朝的影响力依然存在，直到太平集团的覆灭,才标志着“武周革命”对李唐王朝影响力的最终消失。

孟献志则以上官婉儿在中宗朝的官职变化为线索，分析中宗在力图掌控朝局的基础上根据权力制衡原则，先后分别对复国功臣与韦氏集团、韦氏集团与太平公主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

金子修一则通过对唐中宗复位大赦的考察，认为中宗的复位并不是对武周政治的全盘否定。

刘思怡《李隆基唐隆元年宫廷政变发微》认为掌控北衙禁军是唐隆政变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而作为政变中一股重要力量的郡王府兵力，后来为开天之际玄宗李隆基裁撤诸王官僚机构的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赵雨乐在《武、韦时期的巫术与政治》中认为武、韦时期的政治人物往往借由巫术趋吉避祸，构成帝王的基本信仰，这种影响为玄宗时期的政治改革埋下伏笔。

其后在《唐代武、韦政权辨析：从二后袱葬问题说起》中通过对武、韦的袱葬问题的倒叙性的观察，论述了二后死葬与生前政治的关系，对武、韦政权的认受性做了初步探析。

张剑光《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认为睿宗朝末期,政坛上存在着三股互有矛盾的势力，以太平公主、睿宗、玄宗为代表，虽然玄宗与睿宗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但最后睿宗、玄宗联合起来诛夷了太平公主。

唐雯则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重新考察了先天政变的过程，从而展示了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唐华全在《试论唐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认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斗争是因权力的再分配和政见不一所引起的，它与以往那种诸武势力和李唐宗室间的矛盾斗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太平公主不是武氏利益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而是李唐政权的忠诚捍卫者。

李锦绣在《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一文中认为睿宗一朝政治，是睿宗利用太平公主动摇玄宗势力以巩固其帝位的政治，也是玄宗千方百计逼其父交出政权的政治。

在文中，李锦绣还注意到了彗星所引发的政治斗争。就唐前期政变整体来说，孙英刚在《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中提出了“一君两储三方”的概念，认为拥有权力的皇帝或者太上皇与各自拥护一位皇位继承人的两大政治集团形成了三方势力。

唐朝建国的特点，是这一格局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推动这一格局持续影响政治的，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直至玄宗朝，李氏独尊的地位得到恢复，这种格局才逐渐消失。

总结

不论是围绕某个异常天象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军事事件进行分析研究，还是通过对某个或者某类政治人物与星占的关系进行探究。

亦或者是对星占中具有特别政治意义的某一类异常天象进行集中分析讨论，都是具有可操作性和能够获得较好的研究效果的，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