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皇帝都崇信巫术？

在远古时代，巫术往往是和祭祀交织难分，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巫术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在先秦时期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但是各民族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异。在两汉四百多年之间，除了汉高祖刘邦（206-195 BC）和汉武帝刘彻之外，其他皇帝都没有崇信巫者的明确证据，相较之下，从魏到隋朝（220-618），将近四百年期间，即使有三位皇帝曾经采取压制巫者的措施，但却有二十一位君主有信巫的记录。

他们之中，或因个人（及其家人、臣下）的疾病、烦恼而寻求巫者诊疗，或因要和已故的亲人沟通而请巫者担任媒介，或为了国家祀典之需而让巫者负责神祠或祭祀之工作，或为了争取权位、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请巫者诅咒国内、外的敌对者。因此，巫者不仅介入君主的私领域，也直接或间接的涉入国家大政，举凡迁都、巡狩、战争、政争、官方祭典、废后等事，都曾有巫者参与过意见。由此可见，在这两个时期，巫者和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造成这种变革的因素相当复杂，不过，有四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一）江南地区的巫觋文化

首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国于江南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朝代皆定都于建康（吴时称建业），其势力范围基本上是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这个区域是先秦以来所谓的荆楚、吴越文化之分野，而且，在风俗方面都是“信巫鬼、重淫祀”的典范。楚人好巫，“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巫觋地位不断下降，相反楚国的巫觋却一直享有崇高地位，为它国所莫及。六朝之时，以巫者为主事者的各种神祠也遍布于江南地区。身处其间，耳濡目染，即使不深信其事，也很难完全不知不问，若非有其他宗教信仰，否则，在某些场合和情境之下，信用巫者并非意外之事。而且，不仅皇帝会受到影响，其他官吏也是如此，例如，南朝齐高帝建元二年（480），骁骑将军虞玩之便说：

「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瞃比肩，弥山满海，皆是私役。行贷求位，其涂甚易。」（《南齐书•虞玩之传》）

这段文字显示，当时不仅君主喜欢亲近、信用巫者，地方将领、官吏也会私募巫者在侧，而巫者也有可能用钱买官而任职于地方政府。

（二）非汉民族的巫觋传统

至于非汉民族的君王，在宗教信仰方面，通常颇受其族群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以成国李雄来说，其族群属于巴氐的賨人，其风俗「敬信巫觋」。至于其境内的巴蜀及其邻近地区的族群，也多以信巫为主，例如，散布于汉中及巴蜀一带的獠，据说是「南蛮之别种」，「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祭祀焉」。据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则蜀地的僰道县民「征巫，好鬼妖」，南中的夷人「征巫鬼，好诅盟」，其牂柯郡「俗好鬼巫，多禁忌」，其南广郡也是「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巴西宕渠的賨民「俗好鬼巫」。在这样的氛围和民俗之中，李雄信奉巫觋应该是极其自然之事。

其次，北方的「胡人」鲜卑、羯、匈奴、羌族大抵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或是和阿尔泰语系的族群长期混杂、通婚。他们无论是森林中的渔猎部落，还是草原上的游牧社会，在宗教方面，从见于文字记载开始（如《史记》）一直到现代，始终以崇信巫觋为主，也是近代学者所称的「萨满信仰」（shamanism）的大本营。前述鲜卑拓跋氏的祭天和神祠诸祀便是典型的代表。

此外，《北史》和《隋书》提到突厥风俗时都说其俗「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大抵与匈奴同俗」。《魏书》描述高车之俗则说：

「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责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致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奶酪灌焉。」（《魏书‧高车列传》）

可见巫者在高车部落的宗教仪式中也相当重要。

（三）疾病的阴影

前面讨论江南地区的巫觋文化时曾提到，周朗将当时京师巫风大盛的原因归之于医疗资源不足，医者的医术不高明，让民众生病时只好寻求巫者的医治，或使用宗教的方法。而大约在半世纪之后，也就是在梁武帝之时，郭祖琛「舆榇诣阙上封事」，又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道：

「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南史‧循吏列传》）

这段话的主旨虽然在论治国之道，但其疗病的譬喻却恰好反映出当时人寻求医疗救助时的四种选择：道士、僧尼、俗师（巫觋）和医者。同时，他也指出，这四种人所使用的疗法各有其特色，即道士用「奏章」（上章悔过）；僧尼用「斋讲」（斋戒讲经）；巫觋用「解除鬼祸」；医者则用「汤熨散丸」（针灸和药物）。道、佛、巫、医在医疗上的特色，是否如郭祖琛所说，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无论如何，郭祖琛这段话似乎也透露出当时人生病之时的恐慌，只要是宣称有医疗技能的人，都可以成为被求助的对象。我想这不是少数的个人行为或一时的现象。因为，中国社会从公元第二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第六世纪，便不断受到瘟疫一波又一波的袭击，仅就「正史」所记载的「大疫」来说，粗略统计，便有四十一次，大约每十年左右便会爆发一次。瘟疫带来的冲击是全面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无一不受到影响，因此，当时人面对瘟疫和死亡的恐惧所造成的心理不安，便格外需要宗教的慰藉和实际的救助。这给了佛、道二教很好的发展机会，当然也给了巫者活跃的最佳舞台。在崇信巫者的君主之中，便有不少是因为自己或其家人、臣下生病才请巫者诊疗。

（四）战乱的威胁

前述二十一位崇奉巫者的君主之中，大约有一半是开国之君或是末代皇帝，或是被罢废、谋杀的帝王。我想这应该和当时的政治情势有所关联。相对于秦汉时期的统一格局，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陷入所谓的「分裂」格局，或是三国鼎立，或是双雄对立，或是多国并存。而从魏晋到隋，多数的王朝都不长命，除了东晋和北魏超过百年之外，大多只存活数十年。在这期间，君王易位之速，政权换手之快，远远超过其他时代。因此，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同时面临来自外敌或内患的威胁，大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虽然传统的史家往往明指或暗示崇信巫者是君主亡国或下台的主因之一。但我并不认为应将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归诸于巫觋的功过。相反的，我认为无论是开国之君还是亡国、失位之君，通常都经历过惨烈的武力争战或残酷而血腥的政治斗争。在获得权位的过程之中，或是在力保权位之际，其不安、疑虑和惊惧，势必要寻求各种协助，其中，仰赖宗教信仰和巫术大概是最寻常的举动。这个时期多数的君主都有非常明显的宗教倾向（或信巫，或信佛、道），或是积极参与宗教活动，我想，和这种战乱频发的情境应该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