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就出于当时的国国际国内形势，曾不止一次向中国提出议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在停战协议的附属条件中就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

《塘沽停战协定》

如《塘沽停战协定》中的“中国军队从华北撤军”，“中国军队不得越过长城一线”，这些条件一旦实行就意味着长城以北的地区将归伪满政府所有。

然而蒋介石一口同意并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满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蒋转而将战事投入到国共的内战当中，直到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蒋被迫同意两党合作，共同剿灭日寇。

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老蒋又一反常态，拒不同意日本提出的一切议和要求。

蒋介石为何会这么做？他为何会在一开始同意日本的无理要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他的心态又是如何转变的呢？

接下来，笔者就带大家回到1933年，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的日子。

错误的方针

1933年，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地区日本关东军下令攻占热河省（现今的河北地区），奉系军阀张学良的部下汤玉麟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仓皇而逃，这一举动使得关东军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就攻占下了热河省。

之后，日本方面又直线进攻，意图往长城的南方推进，当时在长城驻军的宋哲元命令军队死守长城，这才抵抗住日军猛烈的攻势。

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也从南昌秘密转移，在暗中指挥这场战斗，国军的兵力虽然远少于日军，但由于地形优势，这场战斗一直处在僵持当中，两方都难以推进。

而当时的日本也已经退出以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国际联盟，这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被渐渐孤立，也导致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恶化。

国际上的舆论则更加偏向于支持中国人民奋力抗战。

一方面，日本出于稳固住华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和其自身国内的各种问题，遂决定不将更多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前线战场。

汪精卫

因此，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塘沽停战协定》，在汪精卫的主导以及蒋介石的默许下，该协定很快就被签订了。

老蒋在此时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可以一口同意如此不平等的协议？

蒋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意思是：“对于日本人，第一目的是不让其扩大占领区域的范围。”

同时，他还说：“治标莫亟于剿除赤匪。”

其中的“赤匪”即是对我党的蔑称，换言之，蒋介石在我国遭受日本侵略，理应全民抵抗的时期，他却把第一要务放向内部战争，直到被迫停止内战。

张学良与杨虎城

西安、卢沟桥、德国人

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大家所熟知的一场政变。

这次事件之中，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扣押了蒋介石，并胁迫他立刻停止内战，民族团结，一心抗日。

事变的结果就是蒋介石妥协，暂时结束了国共战争，将重心放到了抗日上。

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之后立刻出逃国外，随后在秘密回国的途中，被国民政府发现后遭到逮捕并囚禁，直到1949年被害。

张学良也因为此事遭“终身软禁”，直到蒋逝世后才被释放。

就在事变发生之后不到一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陶德曼

戏剧性的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也就是1937年的10月份，一位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参与进来，进行中国与日本的战争调停工作，这位德国人名叫陶德曼，他主导的议和工作史称“陶德曼调停。”

需要说明的是，在抗战时期的日本军队内部大致分为两大派别，一是主张侵略战争的统制派，另一派则是主张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认为不必要在中国继续扩张皇道派。

总之这两派人都是想用侵略手段在中国谋取利益，无非就是统制派的手段极端，而皇道派的手段保守。

上文提到的“陶德曼调停”就是由皇道派主导的，此次停战协议日本提出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内容大致为蒙古（现外蒙古国）独立、停止抗日、上海租界由日本控制等等。

蒋介石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他表示，只要不将中国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模样，他就拒不接受。

在双方正在僵持之际，“南京保卫战”打响，国军很快就战败。

紧接着就发生了日寇毫无人性的反人类罪行“南京大屠杀”，事已至此，统制派领导的军队愈发猖獗，皇道派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另一方面，蒋介石认为日寇如此嚣张，甚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如果在这时候同意了和平条约，无疑是对中华民族极大地侮辱。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之条件，直接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奋战而死。”

就这样，由纳粹德国人参与调停，日本人提出条件，中国人拒不接受的三方闹剧到此为止，可是日本的求和心思在抗战时期从来没有停过，这就有了后来的事情。

是老友，也是敌人

宇垣一成

蒋介石在青年时期曾赴日留学，期间认识了后来担任日本陆军大将一职的宇垣一成，二人交情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宇垣一成是一位“皇道派”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时对中国很有了解。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在中国的政治活动的源流中有民族国家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顺应并指导，这股潮流的是蒋介石。”

以此就可以见得宇垣一成对蒋的看法。

在宇垣一成参政内阁时，蒋介石的亲信——张群就曾发去贺电：“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现。”

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对此贺电的回复则是：“日华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

其实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皇道派”还是希望与国民政府达成和平协议。

虽然宇垣一成是蒋介石多年的老友，但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以国军利益为首，遂提出十分苛刻且无理的条件，目的则是放慢侵略中国的速度，以缓和日本的经济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队方面已经在准备进行“武汉会战。”

蒋介石

蒋介石与宇垣一成两方都想在汉口沦陷之前将条约谈妥，1938年9月，宇垣一成提出了“议和”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让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伪满政府）的独立，并提出让蒋介石下野。

如果蒋介石在这一处作出让步，承认满洲国独立，就是建立了新的傀儡政权，让日本更有条件在中国进行扩张。

因此，老蒋自然就无法接受这样的谈判条件，宇垣一成的和平工作就此“告吹”，此事件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向日本发话：“今后拒不接受日本一切议和条件。”

可之后日本依旧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与中国议和，其中日本之狡猾与投机，让人忍俊不禁，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宋子良

宋子良工作

“宋子良工作”又称“桐工作”，这是发生在1940年的一次日中和平谈判，此事件的前前后后充满了智斗和让人忍俊不禁的桥段，可谓将日本人戏耍了一把，而宋子良的真实身份也直叫人惊呼。

宋子良是民国时期的银行家，家业丰厚，蒋介石则是他的姐夫。

1940年2月，时任国民军陆军少将的张治平秘密联络线人宋子良，其伪造了各种真假难辨、以蒋介石署名的文件前往香港、澳门等地与日本军方交涉，得知日方有谈判意向，随后宋子良在1940年3月、5月、6月分别于香港、澳门进行过前后三次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子良工作”的前期，蒋介石对这项工作并不知情，后东窗事发，蒋介石不知在何处了解到了这项秘密工作的细碎情报，但蒋介石此时仍不知道宋子良参与其中。

在零零散散的情报中，老蒋得知了日方本次的“和平条件”，当时的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所提出条件与前几次大差不错，字里行间透露着让国民政府“卖国”、“降国”。

就在这个时期，另一边远在南京的汪精卫正在计划成立南京伪政府。

铃木卓尔提出的条件无非是想让蒋介石与汪精卫同流合污，此举实乃诱降，老蒋十分愤怒，曾在日记中怒斥日本人“愚不可及。”

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在此时也仍有与日本人谈判的意愿，他拟定条件成文书，派线人前往香港与日方交涉。

日本人见到线人之后对其并不信任，因为先前与他们谈判的人一直都是宋良友，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不知何处来的人，因为日本人一向“谨慎”、“狡猾”。

他们拒不相信这位线人与蒋介石有何关联，并将他拒之门外，另一边的蒋介石得知此事，以为日本人根本没有谈判诚意。

滑稽的是，在抗战末期，这位“宋子良”的真实身份才被日本人发现，原来“宋子良”只是一届冒牌货！他是蓝衣社（国民党下属组织）的曾广冒充的。

蒋介石

由于此谈判事件当中掺杂了很多虚实交错的情报，现今能查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这项谈判工作究竟是谁在幕后指使、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在这之后日本又开展了形形色色的议和工作，过程与上述卢沟桥事变后的议和工作大差不多。

在此笔者不过多赘述，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一个月，日本还在死缠烂打企图和平谈判。

最后的挣扎

1945年7月的某一天，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踩着水洼泥潭路只身前往河南省新站镇的一个国民党隐蔽军区。

何国柱

接待他并与其谈判的人是时任中央监督委员的何国柱将军，同时这场谈判也经过蒋介石的授权。

他们二人相视而坐，寒暄几句后便直接进入正题。

今井武夫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其中各式各样以无理要求为条件的议和工作背后也都有他的影子。

现败局已定，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傲气，他现在所做的，只是在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以降低日本的损失。

此次谈判，日方提出的条件大致如下：

1.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

2.希望天皇制能继续延续、得到保障。

3.日方会妥善处理南京伪政府和伪满政权。

汪精卫

可以看出，这些议和要求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嚣张的气焰，更像是放低姿态请求他人帮忙。

不过，南京和东北地区（伪满洲国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这两块土地的去向如何，却用一种模糊不清的态度说“会妥善处理”。

另外，那时的同盟国早已经制定下来日本投降后对其的制约方案，大致分为：不能再组建军队、放弃台湾和朝鲜、将琉球割让给美国。

今井武夫深知败局已定，继续下去也只是徒劳地挣扎，在谈判结束几日后，他便独自回到南京。

小结：

蒋介石对日本的求和态度在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七七事变之前，他一口同意《塘沽协定》，目的是缓和日本的进攻，以将重心放到国共内战之上。

在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之间，因为蒋介石的错误选择，共产党获得了更多的百姓支持，期间甚至发生了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再加上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强硬态度，迫使蒋介石妥协，蒋的思想重心也终于从内战暂时放到了“一致对外”上。

对此，在笔者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民族更加需要团结、更加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以保证领土和文化的完整。

正是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才得以获得万千百姓的支持。

参考资料

[1]俞天任.最后的谈判：日本投降前夕的中日军方谈判.中国经营报

[2]左双文.《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

[3]贾婷.论抗日战争初期宇垣—孔祥熙“和平交涉”的出台及破产.《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9期：75-78页

[4]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04期：5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