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皇帝为了褒奖傅恒平定金川之大功，下旨特赐“宝石顶”以示尊崇。如果对清代的冠服制度不甚了解的读者，恐怕对“宝石顶”这一个概念存在疑问。

因为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一品官的顶戴都镶嵌有红宝石，彼时的傅恒已是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顶戴已有红宝石。那么所谓的“赐宝石顶”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御史为此整理了一些清代有关冠服方面的冷门知识，不局限与宝石顶一项，还包括黄带、四团龙补服、四开禊袍等。

赐宝石顶

顶戴所用之材质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什么品级的官用什么用的帽饰是有明确规定的，具体情况御史在此不罗列，只以一品官为例进行说明。

冠服制度等级只分“品”而不分“级”，就是说正从一品所用之冠服处于同一等级。清初时期，各品官员的帽饰都是实打实的，该是什么宝石就用什么宝石。

从雍正八年开始，官员的帽饰出现了替代品，以一品官来说，将原先的红宝石替换为红色透明玻璃，虽然说当时的玻璃制品也很昂贵，但终究是不如真正的红宝石。不仅如此，六品以上官员的帽饰全为玻璃制品，只能通过颜色、大小、形制进行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一品官的帽饰虽然是红宝石，但与“宝石顶”尚有很大的差距。根据文献的记载，一品官所用“顶座”的材质为珊瑚，通俗地说就是珊瑚顶嵌红宝石。

而宝石顶是将原先的珊瑚材质替换为宝石，最顶端的红宝石仍照旧制。可别小看了这一细微的差别，按照朝廷制度，只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公才能享受这一待遇，其他文武大臣特赏不得戴用。

有清一代，蒙恩赏戴红宝石顶的大臣极少，顺、康、雍三朝一般不赏赐大臣，从乾隆以后才出现这种案例，御史大致数了一下，从乾隆朝至清末，获此殊荣的大臣有：傅恒、萨赖尔、班第、明瑞、阿桂、福康安、海兰察、和珅、孙士毅、长龄、策旺顿柱、工噶仁青（达赖之父）。

赏用黄带子

按照清代的制度，凡宗室子弟佩戴黄带子，觉罗则佩戴红带子，以示身份之尊贵。《大清会典》有载：“凡带，亲王以下宗室以上，皆束金黄带，觉罗红带。其金黄带、红带非上赐者，不得给予异姓。”

关外时期及入关之初，皇帝有赏赐额驸黄带子的案例，但数量极少不会超过三个人。从康熙朝以后，异姓文武大臣蒙恩得赐黄带子的仅有十余人，具体如下：

康熙十五年赐图海，康熙六十年赐施世骠；雍正二年赐隆科多、年羹尧、岳钟琪，雍正七年赐傅尔丹，雍正九年赐车布登，雍正十年赐策凌、丹津多尔济；乾隆朝有罗卜藏衮布、色布腾巴尔珠尔、车布登扎布、明瑞、阿桂、和珅、和琳。

四开禊袍、四团龙补服

皇帝在非正式场合下，日常处理政务都穿更为舒适的常服，因其前后左右开衩，所以叫“四开禊袍”或“四开裾袍”。除了皇帝以外，宗室成员也可以穿着这种形制的四开禊袍，所不同的就是颜色和装饰等级。

除了皇室成员以外，异姓文武大臣则不能穿“四开”形制的常服，只能“两开”。古代社会等级森严，每一个细节发生错误都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别看四开和两开相差不大，实际上都是等级身份的一种体现。

从乾隆朝开始，这种皇室专享的四开禊袍开始下放，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就是大学士阿桂，其后还有福康安、海兰察、和珅等人也先后被赐给。乾隆以后赏大臣四开禊袍的例子就不多了，如果没记错，只有到道光朝大学士长龄一人。

四团龙补服的标准就更高了，补服作为一种正式场合的穿着的服饰，更为吸引人的眼球。按照定制，皇子、亲王、郡王用四团龙补服。

四团龙补服也有具体的等级，如亲王补服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则绣五爪龙四团；贝勒、贝子则不绣龙而绣蟒，且只有二团。

乾隆以前，亲王、郡王的补服不太容易区分，大老远看基本没有太大区别。大学士傅恒为此提出建议，改亲王补服为二行龙二正龙，郡王为司龙，此后形成定制。

文武大臣如果立有重大功勋，皇帝也会赏赐团龙补服。注意“团龙补服”与“四团龙补服”不是一个概念，同样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

如康熙十五年，赐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御用衣帽及团龙补服；雍正二年，赐隆科多、年羹尧四团龙补服。如果进行对比，隆科多、年羹尧的四团龙补服就要高于图海的团龙补服。

又，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赏庆郡王奕劻四团龙补服，光绪二十年赏克勤郡王晋祺四团龙补服，光绪二十六年，赏大学士李鸿章方龙补服。显然，四团龙补服属于亲王级别的，而李鸿章的方龙补服御史没有查到具体出处，大概也就是郡王级别的，如果有对此了解的读者，希望在评论区留下宝贵意见。

以上介绍的是清代冠服制度的一些冷门知识，诸如花翎、黄马褂等较为常见的服饰这里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