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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铭文在世界古典文明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西方古典学界整理出版的《希腊铭文集成》、《拉丁铭文集成》等都是古典学的重要成果，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很大，应大力普及，争取早日开展深入研究。

我们逐步认识到古典铭文的重要性，在西方古典学界，古希腊铭文的整理与出版对古代希腊历史的研究与重建起到了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现代铭文学家在遴选现存铭文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对所选铭文进行较为详尽的题解与注释，从而进一步普及了铭文资料在古典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张强向记者介绍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铭文。约从公元前6世纪起，古代希腊即以勒石形式刊布各种条约、法令等大量官方文告，其中一些流传下来的铭文为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对提洛同盟的建立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阶段的战事却言之甚少，帮助学界解读雅典如何从一个盟主之邦发展成为“帝国”。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晓东表示，我国埃及学研究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基础的薄弱，因此，中国的埃及学研究急需一整套可靠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和注释的成果出现。

在古埃及铭文方面，李晓东的最新专著《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刚刚付梓，这是他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埃及传记铭文研究”的成果。

今年是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立30周年，近年来该所在原有文献特色上加大对于铭文的关注和研究，反映了我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张强介绍说，该所在原有收藏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介绍、翻译较为重要的历史铭文，《〈帕罗斯碑〉译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十篇译注》及《〈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等相关成果陆续发表。

项目的成功申报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希腊铭文研究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只能说是开一个头，希望有更多学者加入进来一起推进。”

铭文的研究

对铭文的研究需要学界长期的努力。铭文为我们提供越来越逼近真理的可能；而随着科学手段和工具甚至是理论的发展，现在觉得已经完成使命的材料还会提供意想不到的东西。

缅甸人有一句谚语说：“多得像蒲甘的佛塔。”

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甸历史名城蒲甘，是一座塔城。蒲甘曾被称为“四百万宝塔城”，这当然是夸张之词。据七十年代初统计，蒲甘有大大小小的古佛塔五千多座，而当地居民不过三千多，塔竟比人还多，难怪蒲甘以“塔城”而闻名于世了。

塔城的形成

公元十世纪，缅族势力崛起于缅甸中部。1044年，缅王阿奴律陀建立起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当时蒲甘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盛，巨川汇流，运输方便，被称为“大泽之国”，蒲甘王朝因此建都于此。

蒲甘王朝为当时东南亚一个大国。我国古代史籍《宋史》称：“今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交趾（宋代称越南为交趾）诸国礼。”

蒲甘诸王信奉佛教，凭借统一了的缅甸的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广建寺塔。蒲甘作为王国的首都，当然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

据估计，现存于蒲甘的五千多座佛塔，大多建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的二百四十年间，也就是平均每个月就在这片方圆几十里的大地上耸立起两座佛塔，一年二十四座，十年二百四十座。“塔城”逐渐形成了。

蒲甘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这座“塔城”却仍然放射出奇光异彩。

塔城奇观

蒲甘的塔群与柬埔寨的吴哥、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并称为东南亚三大文化遗迹，而蒲甘自有其独特的风貌。

在莽莽苍苍的蒲甘大地上，耸立着数千座佛塔，形状多姿多态，塔的高度则从两三公尺到数十公尺不等，有的雄伟，有的壮丽，有的峭峻，有的朴素，各有千秋，蔚为大观。使人目不暇给。

寺塔群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阿难陀寺，它是蒲甘王朝第三个国王江喜陀时建造的，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寺塔高过五十多公尺，寺里还有一千六百多座石刻和一千四百个赤陶塑像。

寺中央四个大室，各有一尊高达十公尺的巨大佛像。室内是阴暗的，但是，聪明的设计师在佛像前方和左右方巧妙地开设了小窗洞，让外面的自然光照射到佛像的脸上和肩上。

据说开凿窗口时还考虑到了光线的变化，以便让自然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恰好照到佛像的头部和肩部。这种高超的设计艺术，至今仍使人们钦佩不已。

宗教文化的宝库

蒲甘的寺塔不仅是建筑艺术的宝库，而且是缅甸宗教和文化的宝库。

古代的缅人盛行纳特（nat）崇拜。所谓纳特，是缅甸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传说中共有三十六个重要的纳特。自从小乘佛教传入后，蒲甘诸王无不崇奉佛教。

但是，纳特崇拜在下层群众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著名的瑞喜宫宝塔中，就有祀奉纳特的神堂。但那里祀奉的纳特共有三十七个，而不是三十六个。原来，江喜陀王为了使佛教适应于纳特崇拜者，把当时的佛教保护神列为诸纳特之首，放在神堂中祀奉。

江喜陀的外孙阿隆悉都在位时，建造了蒲甘时期最高的佛塔——六十多公尺高的他冰瑜寺塔，他在该寺中刻写了缅甸文学史上著名的诗篇巴利文长颂，集中地反映了蒲甘统治者狂热地信奉佛教的情形。

笔者试把其中一段翻译如下：“积大功德，以建佛塔，祈求佛惠；然岂独为己，愿利众生。梵天、摩罗，我不思为；帝王之尊，我亦不羡。稽首所求，非独罗汉；生平所志，愿为佛陀。将造长堤，以济众生渡轮回；竭我所能，普救众生入天堂。”

蒲甘的摩耶佛塔碑铭，则被考古学家们称为缅甸的罗塞塔石碑。1799年法国考古学家曾在埃及的罗塞城发现了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字相对照的铭文，即罗塞塔石碑，后来揭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

摩耶佛塔碑铭发现于1911年，上面刻有巴利文、孟文、缅文和骠文四种文字的铭文，即摩耶佛塔碑铭，它不仅是研究缅甸历史的珍贵文献，而且是研究早已消失的骠文的珍贵的材料。

历史的启示

辉煌壮丽的塔城在十四世纪以后，逐渐衰落了。后来的缅甸的历代封建王朝，尽管缅怀昔日蒲甘的宏业，却再没有那一个国王以蒲甘作为自己的都城，这原因在哪里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可以找出若干个原因。

我认为在诸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蒲甘已经不再适合于作为缅甸的国都。蒲甘王朝以后的缅甸历朝诸王，一律佞佛，狂建佛塔。寺塔大都用砖构建。烧制砖块，必然要大肆砍伐树木。

穷年累月地大量砍伐森林，导致了蒲甘地区气候炎热，雨量减少。它再也不是风光绮丽的“大泽之国”，而吸引统治者了。

其次，塔林的发展，也逐渐达到了它的极局。事实上，蒲甘王朝后期，就开始大量兴建洞窟式的佛塔。物极必反，这座塔城再也无法继续扩大、发展了。

蒲甘阿难陀塔群

蒲甘王朝的统治者们大约还不懂得大量破坏森林引起的大自然的惩罚，然而，我们今天回顾塔城的兴衰，难道不是可以得到一点“历史的启示”吗?

故都阿瓦郊外的白塔

还有人对埃尔曼的工作方式进行攻击，嘲笑他“整天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只知道分析材料，而不是走出家门奔赴埃及，接触发掘者考古发现之实物。”

蒲甘的塔群

在历史上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20世纪初期，布鲁塞尔博物馆馆长让·卡帕尔（JeanCapart，1877—1947）曾经花费20000法郎，从已故法国著名埃及学家于尔班·布里安（UrbainBouriant，1849—1903）的儿子手中，购买了一对古埃及蜣螂石刻，上面刻写有公元前7世纪古埃及法老尼科率领船队环绕非洲航行的记载。

蒲甘阿难陀塔内部的大佛

卡帕尔非常自豪地将买到的石刻拿到日内瓦学会上展示。但是，埃尔曼怀疑石刻文献的真实性。这时，一些埃及学家如卡帕尔、纳维勒、皮特里（FlindersPetrie，1853—1942）对埃尔曼的行为大加嘲讽。

故都曼德勒的寺院 故都曼德勒的寺院

埃及语字典

但是，埃尔曼不以为然，他认真地将收集的《埃及语字典》卡片，一张一张地从木匣子里拿出来进行对照、比较，最后他指出，“石刻上凡是语法正确的文献都是从其他文献中拷贝而来，凡是文献中出现的新材料，其语法结构都是错误的。”

埃尔曼还进一步指出，石刻上的文献共有七种不同来源。显然造假者具备一些古埃及语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尚不足够。埃尔曼因此得出结论：石刻为赝品。

虽然德国人并没有在埃及考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方面占据优势的是英国学者和法国学者），但是埃尔曼及其弟子们，凭借对古埃及语文学的精深研究，从而“可以自由批评世界各地的那些不谙埃及语文学的考古学者们，并且他们得出的结论在极端保守的细节方面往往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埃尔曼及其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确立了对古埃及语文学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方法。从此，大量的古埃及文献资料可以通过对古埃及语的解读进行准确的把握，这些成果的取得当然要归功于埃尔曼。他的语文学研究方法对埃及学产生了革命。

为了纪念埃尔曼诞辰150周年，2004年9月，埃及学者们云集德国不来梅大学（UniversittBremen）召开学术研讨会，缅怀埃及学大师埃尔曼的丰功伟绩。

2006年，纪念埃尔曼的文集《埃及学作为科学：阿道夫·埃尔曼在他的时代》正式在德国首都柏林出版，共收录了21位国际著名埃及学者的论文。

正是以德国学者埃尔曼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精神，将国际埃及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也奠定了德国学者在国际埃及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