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

荣新江

　　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等。从人种上来说，他们是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从语言上来说，他们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Sogdian），文字则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种变体，现通称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Sogdiana，音译作“索格底亚那”），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干（Samarkand）为中心的康国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国家的代表。

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为中心的安国，也是相对较大的粟特王国。还有，位于苏对沙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东曹国，劫布呾那（Kaputana）的曹国，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国，弭秣贺（Maymurgh）的米国，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国，羯霜那（Kashana）的史国，赭时（Chach）的石国等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中国史籍称他们为“昭武九姓”，其实有时候不止九个国家[1]。

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其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粟特人在各异族统治下，非但没有灭绝，反而更增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不仅保存了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

　　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也就是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汉唐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和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有许多人就此移居中国，一去不复返。

　　粟特人东来贩易，往往是以商队（caravan）的形式，由商队首领（caravan-leader）率领，结伙而行，他们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拥有武装以自保。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顶东坡上部的隋代绘制的一幅《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情形，虽然画家绘制的是产生于印度的佛经故事，但人物形象却是以敦煌画家常见的中亚粟特商队为原型的[2]。

　　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点留居下来，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行，去开拓新的经商地点，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少的几十人，多者多达数百人。在中原农耕地区，被称为聚落；在草原游牧地区，则形成自己的部落。因为粟特商队在行进中也吸纳许多其他的中亚民族，如吐火罗人、西域（塔克拉玛干周边绿洲王国）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论是粟特商队还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统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众，所以，我们把粟特聚落有时也称为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地方的聚落实际的种族构成情况。

　　这种有组织的粟特商队的首领，粟特文叫做s‘rtp’w，汉文音译做“萨保”、“萨甫”、“萨宝”等，意译就是“首领”。萨保的粟特文原语，是吉田丰教授从写于西元4世纪初叶的粟特文古信劄中找到的[3]，最近，这一比定得到了新发现的史君墓粟特文和汉文双语对照书写的铭文的确证。结合汉文文献中大量的有关萨保的记载，我们知道萨保不仅是粟特商队行进中的领袖，而且也是粟特人建立的聚落统治者，由于大多数早期东来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之为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也就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

　　从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这样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都有存在，散布十分广泛。

通过学者们历年来对粟特文古信劄、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粟特文文书、中原各地出土的汉文墓志材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粟特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

　　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聚落，把萨保纳入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当中，以萨保为一级职官，作为视流外官，专门授予胡人首领，并设立萨保府，其中设有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府长史、萨宝府果毅、萨宝府率、萨宝府史等官吏，来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务。从史籍和墓志辑录的材料来看，从北魏开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阳设京师萨保，而在各地设州一级的萨保。我们见到有雍州、凉州、甘州等地萨保的称号。以后西魏北周、东魏北齐都继承了此制度。北齐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康元敬墓志》里还有“九州摩诃大萨宝”的称号，可能是北齐管理全国萨保府事务的官职，也可能是京邑萨甫——北齐都城邺城的胡人聚落首领[5]。

北周有京师萨保，墓志材料还有凉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级的萨保，如新发现的史君墓主人是凉州萨保，安伽是同州萨保，还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即虞弘。隋代有雍州（京师）萨保和诸州萨保。唐朝建立后，把正式州县中的胡人聚落改作乡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设为崇化乡安乐里，敦煌则以粟特聚落建立从化乡，两京地区城镇中的胡人同样不会以聚落形式存在，但边境地区如六胡州、营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应当继续存在，因此萨保府制度并未终结，所以《通典》卷四○《职官典》以及其他史料仍有萨宝府职官的记录，事实上，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对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粟特商人在中国活动的记录，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长城烽隧下面发现的粟特文古信劄。这是一组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或西域楼兰等地的粟特商人的信件，不知何故被送信的使者遗失在那里。经过学者们的解读，我们得知这是公元4世纪初叶写成的，主要内容是报告粟特商人以凉州武威为大本营，派出商人前往洛阳、邺城、金城（兰州）、敦煌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晋末中原的动乱，致使经商的粟特人也蒙受打击这一情况，通过信劄所述内容我们还了解到他们行踪之远，以及经营的货物品种——香料、布匹等[6]。

　　粟特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在撒马尔干和长安之间，甚至远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络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为他们东西贸易的中转站。吐鲁番出土有高昌国时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区进行贵金属、香料等贸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7]，也就是说，从西方来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货物运载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买下来，再分散或整批运至河西或中原地区兴贩。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曾据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岩刻题记，指出粟特人不仅仅是粟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担当者，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担当者[8]。

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发现的粟特文买卖突厥地区女婢的契约[9]，我们也可以说，粟特人还是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的担当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10]。大概正是因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所以我们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现代舞剧《丝路花雨》所描写的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时期更多是活跃在东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鲁番，在北方丝路沿线发现的大量的波斯银币和少量的罗马金币，应当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而不是钱币源出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廷人[11]。

　　粟特人建立的殖民聚落，可以举蒲昌海（罗布泊）地区的聚落作为典型。据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图经》记载，这是“贞观中（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鄯善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这也正是我们称这类胡人殖民地为“聚落”的根据[12]。在鄯善（后称石城镇）一带，还有随康艳典而来的粟特移民建筑的新城、蒲桃城、萨毗城，反映了粟特人城居生活形态和善于种植葡萄的本性，而且，这里还有维系胡人精神生活的祆教寺院——祆舍一座[13]。

像这样还没有被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粟特聚落，自有其自身的文化生活，过去因为汉文史料对这种粟特聚落的内部生活记载绝少，因此不甚了了。近年来由于一系列粟特石棺床图像的发现，特别是安伽墓的图像，使我们了解到粟特聚落内宴饮、狩猎、会客、出访等日常生活场景，也获得了他们婚姻、丧葬、信仰等方面的信息[14]。

　　至于被中原王朝或地方政府改造成乡里的粟特聚落，由于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的汉文文书，使我们今天对于由敦煌地区从聚落到乡里的情形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池田温先生《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根据敦煌文书《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和相关敦煌写本，指出唐朝沙州敦煌县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东一里的祆舍所在地，这里又称安城，是当地粟特民众精神信仰的中心。从化乡居民种族构成以粟特人为主，也有吐火罗人、汉人等，其公务负担有不少是从事非农业劳动，敦煌市场的管理者则出自该乡粟特百姓，表明他们的商业特性。八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粟特地区的动荡、唐朝的内乱、吐蕃对河西的占领，从化乡居民渐渐减少，到八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后最终消亡[15]。

　　中古时期大批入华的粟特人并非都居住在以粟特人为主的胡人聚落里，他们有的进入漠北突厥汗国，有的入仕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不同时代的各级军政机构，其中尤以从军者居多。

固原南郊发现的两个史姓墓地的家族成员，基本上就是以军功彰显于世的。史射勿从北周保定四年（564），就跟从晋荡公东讨北齐。

天和元年（566），又从平高公于河东作镇。二年正月，蒙授都督。同年二月，从郯国公征玉壁城。建德五年（576），又从申国公击破轵关，大蒙优赏。宣政元年（578），从齐王宪掩讨稽胡。隋开皇二年（582），从上开府、岐章公李轨出凉州，与突厥战于城北。三年，随上开府姚辩北征。十年正月，从驾辇并州。十四年，转帅都督。十七年，迁大都督。十九年，又随越国公杨素绝大漠，大歼凶党。即蒙授开府仪同三司，以旌殊绩。同年十一月，敕授骠骑将军。二十年，又从齐王入碛[16]。

仅此一例，即可看出粟特人随中原王朝将领南征北战的艰难历程。史射勿的子孙辈后来任唐朝监牧官，管理马匹，有的任中书省译语人，虽然都表现了粟特人见长的技能，但他们都已经脱离粟特聚落的主体，逐渐融合到中原汉文化当中去了。

　　唐朝统一帝国建立后，大多数在唐朝直辖的州县区域内的粟特聚落基本变成乡里，聚落的粟特民众必然分散开来，这些粟特人虽然汉化，但他们的粟特人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点、本人的技能等方面，来判断他们是否是粟特后裔。目前，已经出土的大量唐朝墓志都被刊布出来，与其他外来民族比较，粟特人或粟特后裔的人数要远远多于波斯人、印度人、吐火罗人，甚至比这些国家还近的西域诸国人，这不能不说是数百年来大批粟特人入华，并且入仕中原王朝的结果。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因此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种排斥胡化，憎恨胡人的社会风潮，影响到一些粟特胡人的生存，他们有的用改变姓氏、郡望的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有的则迁徙到安史旧将所建的河北三镇，在那里没有对胡人的排斥，有的粟特人，如史宪诚、何进滔，在进入河北魏博节镇后得以发展，最后坐到了节度使的宝座上。在中原地区已经看不到的祆教祭祀活动，在中唐的河北地区，却仍然有新的祆祠被建立起来[17]。晚唐时，河北以及原六胡州的粟特胡人，加入到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当中，在沙陀三部落里，有两部的主体都是粟特人。这些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力量，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中古中国许多舶来品，大到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长安当炉的胡姬，小到宫廷贵妇人玩耍的波斯犬、绘制壁画使用的胡粉香料[18]，其实都是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薛爱华（E. Schafer）教授用“撒马尔干来的金桃”来涵盖唐朝所有的外来物品[19]，是极有见地的看法。

而粟特人用他们擅长的语言能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着各种精神文化，这包括他们的民族信仰祆教和后来皈依的佛教，安伽、史君、虞弘墓的祆教祭司形象和敦煌出土的一批粟特文佛典，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还有一些粟特人成为从波斯向中国传播摩尼教、景教的传教士，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摩尼教和景教文献，应当出自他们之手。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以及他们翻领窄袖的衣着，也深深影响着唐朝的社会，引导着时代的风尚，成为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的一个形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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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粟特王国的古地今名，参考张广达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所写的相关条目。粟特历史，则请参考《中亚文明史》1－3卷汉译本相关章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2003年。

[2]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提交“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2004年4月23－25日。

[3]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168－171页。

[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5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7－110页。

[5]本书图版34及荣新江解说。

[6]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ed.,.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 91-104.

[7]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17－24页。

[8]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 45-67.

[9]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1－50页＋图版一。

[1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26页。

[11]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61-64页。

[12] 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ie 7, 1916, 111-123；冯承钧译《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25－29页。

[13]本书图版82－83并林世田解说。

[1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11—168页。

[15]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49—92页。

[16]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30，185－196页；本书图版19及毕波解说。

[17]荣新江《安史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

[18]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77—204页；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9期，49－54页；收入《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159－166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191－208页。

[19]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rley, Los Angeles, 1963；吴玉贵汉译本题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