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对决以来，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发生过大小战役无数。

但是无论是战役规模，还是重要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决战的，仅有两次。

一次是萨尔浒之战，另一次是松锦大战。

不幸的是，这两次大战都以明朝惨败而告终。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由之前的守势转为攻势；

而松锦大战，让明军几乎丧失了在关外的全部精锐，关外城池除孤城宁远，其余全部陷落。

从此之后，此明军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

自袁崇焕执掌蓟辽军务之后，他根据明、清两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提出“守为正著、攻为奇著、和为旁著”。

他的军事理念，就是把战争的重心放在防守上，依托坚固的城防，来对抗八旗彪悍的骑兵。

为此，袁崇焕开始着力构筑以山海关、宁远、锦州为主要节点的关宁锦防线。

在这条防线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

关宁锦防线分南北两段，南段为关宁防线，长约100公里，自山海关到宁远；北段为宁锦防线，也长约100公里，自宁远经连山、塔山、松山、锦州，抵大凌河。

这条防线在袁崇焕及其它将领的经营之下，固若金汤，八旗军多次在这条防线前无功而返。

公元1640年三月，皇太极打算再挑战一下这条横亘在自己面前的关宁锦防线。

经过详细分析，皇太极认为清朝之所以数次发动进攻，却得不到明朝尺寸之地，都是因为有山海关阻隔之故。

而想要夺取山海关，一定要先夺取关外的松山、杏山、锦州、宁远四城，而锦州则首当其冲。

这一次，皇太极吸取过去强攻宁远、锦州受挫的教训，决定不采取强攻的手段，而是制定了长围久困、迫其出降的作战计划。

他命济尔哈朗、多铎等人领兵在锦州义县义州镇筑城屯田，一边监视明军的一举一动，一边屯田给八旗军提供后勤补给。

到六月份，皇太极指挥清兵兵临锦州，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围城战。

皇太极将围城清兵分为两班，每个月轮番一次。

清兵将锦州城外的庄稼全部收割完毕，并逐一清除了明军在锦州外围的据点，彻底切断了驻锦州的明军与外部的联系。

到1641年三月，皇太极又命令清军在锦州城外筑起数座营垒，在营垒外深挖壕沟，树起栅栏，而各营间又有深壕相连，彻底将锦州围得水泄不通。

明军守城主将为昔日袁崇焕帐下大将祖大寿。

在与清军对阵僵持数月之后，祖大寿部下军队中的蒙古人心生异心，秘密与济尔哈朗联系，打算和清军里应外合，攻陷锦州。

然而，此事被祖大寿提前侦知。祖大寿打算抢先对叛军动手，可是由于行事不够周密，反被叛军察觉。

于是叛军抢先与明军交战。济尔哈朗闻讯后趁势攻城。

在清军和叛军的内外夹攻下，祖大寿败退入锦州内城坚守，锦州外城随即失守。

夺取锦州外城之后，清兵迅速填补护城河，毁坏城墙，将锦州内城围的如铁筒一般。

祖大寿无奈向明廷奏报：“锦城的粮米仅供一月余，而喂马的豆则不能支撑一月，倘若清兵再次急攻，宁锦两城就要攻破，那么松、杏、锦三城就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

崇祯也知道锦州城的重要性。于是急诏在陕西一带剿寇的洪承畴，升他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

又命其带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集结步兵九万、骑兵四万共计十三万大军，速速会兵于宁远，以解锦州之围。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不断地继续向锦州前线投放兵力。

1641年四月，令孔有德、尚可喜各率本部将士赴锦州，增援济尔哈朗军。七月，又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将曹德选等率兵助围锦州。

随着双方兵力的不断增加，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1641年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率大军在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与八旗军遭遇，经过激战，清兵被击溃，兵马死伤甚多。明军首战告捷。

二十九日，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此役杨国柱中箭身亡，山西总兵李辅明代其指挥。但祖大寿与城外明军理应外合，重新夺回锦州外城。

清军前线失利，坐阵后方皇太极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身染重疾，决定亲征锦州。

八月十四日，皇太极不顾自己鼻子血流不止，亲率三千精骑， 昼夜驰行500余里，于十九日锦州城北的戚家堡。

而此时的洪承畴面临的困难，不止是咄咄逼人的清军，还有明朝内部战略思想的不统一。

按照洪承畴的战略思路，他不想立即与清军展开决战，而是准备且守且战。

洪承畴在给崇祯上方略说：“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秩，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今本兵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

大意就是，锦州目前城防坚固，不会轻易陷落。如果我们稳扎稳打，和清军打持久战，清军肯定会先撑不住。

此时，被围在锦州的祖大寿，也派人突围出城上书朝廷：“宜以车营倡之，毋轻战”，也建议以防守为主，不要轻易出战。

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却不同意洪承畴提出的稳扎稳打之策，极力主张速战速决。

原因很简单，目前大明朝廷国库已经见底，时间拖的越长，十几万大军所费粮饷就越多。

而大明朝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清朝，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大明朝早已是内忧外患，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都已经是捉襟见肘。

在这种“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局势下，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迅速解决锦州之围，然后再调头返回关外平复民乱。

这样即可以节省开支，又可以两头兼顾。

于是在陈新甲等人的力主下，本来就心急的崇祯也下旨令洪承畴率军“刻期进兵”。

洪承畴无奈之下，只得率兵马先行，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松山集结，伺机与清军决战。

松山的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锦州与杏山之间，为“宁锦咽喉”。

洪承畴率军进驻松山后，迅速在松山布置防御阵地，环松山城结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城之间，掘长壤，树木栅护卫，骑兵则驻于松山东、西、北三面。

皇太极抵达戚家堡之后，登山俯瞰明军大营，不仅感叹：人人都说洪承畴善于用兵，果不其然，我们一定要小心应战。

经过多日观察，皇太极终于找到了明军的弱点。

由于洪承畴在朝廷催促下急于用兵，所以将大部分兵力都集结在前方，而后方却疏于防备，以致于大军有前权而无后守，首尾不能相顾。

于是，皇太极打算在明军的后路做文章。

他指挥清军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每条壕沟都深八尺，开口一丈二尺，而壕沟下方极狭窄，仅能容人能脚站立。

这种壕沟马不能渡，人不能登，一旦掉落进去，想爬出来异常困难。

这些壕沟，切断了明军其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洪承畴察觉不妙，八月二十一日率兵进攻，但明军未能闯过壕沟。

随后，皇太极又派阿济格率军袭击塔山，趁潮落时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储备的粮食十二堆。

清军这些举动，瞬间就引起了松山明军的恐慌。

当初因为崇祯皇帝要洪承畴立刻出兵，因此此时驻扎在松山的明军每人仅携带了三天的干粮。

如今退路被断，军粮被劫，军心已然大乱。

洪承畴也知道形势不好，如果再等几日，恐怕明军将不战自溃。

为今之计，只能在正面和清军决一死战。

此时，论双方实力，明军未必就输给清军。因为双方在人数上大体相当，虽然清军更善于骑射，但是明军火器数量则超过清军。

所以，如果双方放手一搏，谁胜谁负难以确定。

但是，虽然此时洪承畴打算和清军决一死战，可是其麾下八位总兵却不这样想。

自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与清军交手胜少负多，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兵，都有着很强的避战之心。

更何况随洪承畴出征的八位总兵，各打各的主意，谁也不愿意冒着玉石俱焚的风险和清军硬碰硬，纷纷向洪承畴提意要退回宁远再做打算。

更重要的是，崇祯派来监军的张若麟也极力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

他对洪承畴说：“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似属可允”。

洪承畴见此时诸将已经丧失决战之心，就算他强制让诸将与清军决战，也断无取胜的可能。

于是只得下令于后撤突围，他将八总兵所带兵马分为左右两路，决定在次日死战突围。

以目前明军的实力，如果真的死战突围，清军也肯定是拦不住的。

可是就在洪承畴下达做战命令之后。

贪生怕死的总兵王朴却先行率军于当天夜里开始逃路。

本就军心动荡的明军，让王朴这样的举动搞的军心大乱，开始纷纷逃跑。

一时之间，明军各处兵马纷纷溃逃，黑夜之中，骑兵和步兵相互践踏，死伤无数。

而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突然冲出，四处堵截，本就溃不成军的明军被杀的尸横遍野。

此时，洪承畴眼见突围无望，只得率部分军队固守松山。

而那些意图突围的明军，缺少统一指挥，已成崩溃之势，被清军围追堵截，杀的四散奔逃。

很大一部分被清军赶至海边无路可逃，被射杀、溺死不计其数。

“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最科，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马科、李辅明等逃入塔山，曹变蚊、王廷臣两总兵则撤回松山城。

洪承畴同万余明军坚守松山孤城，几次打算突围都没有成功，到最后，城内粮饷断绝。

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守城副将夏承德降清，并作为内应引清兵入城。

松山城就此陷落。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祖大乐兵败被俘。

而锦州城重新又回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到1642年三年，锦州城已被围困整整一年，城内粮食断绝，杀人相食的惨剧不断发生。

1642年三月八日，万般无奈的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兵占领锦州。

1642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兵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杏山城就此陷落。

至此，明朝关外要塞，仅剩宁远一城。

松锦大战，以明军一败涂地结束。

松锦大战，明军十三万精锐全军覆没。

看表面原因在于诸将贪生怕死。

因为当时明军实力不比清军差，在火器上更是优于清军，只要敢于赴死一战，就算不能彻底打退清军，起码也能和清兵杀的两败俱伤。

但是明军却未战先怯，临阵逃脱。

更何况明军的指挥体系过于混乱。主帅洪承畴率军的战略部署，根本得不到彻底执行。

不仅是在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还是在军中监军的张若麟，都会对实际带兵打仗的洪承畴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洪承畴手下的八大总兵，也喜欢打自己的小算盘，让洪承畴无法形成统一指挥。

但是导致这场大战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和大明朝廷的两个顽瘴痼疾有关。

第一，畸形的财税收支体系，让大明朝的财政早已经是千疮百孔。

在大战之初，洪承畴提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锦州守将祖大寿也提出“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

这套作战思路其实是非常可行的，但是遭到了陈新甲等人的极力反对，而崇祯也催促洪承畴速战速决。

为什么？大明朝实在是缺钱啊！

大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为所有宗室子孙都制定了岁禄（年薪），以确保朱家世代永葆荣华。

以亲王（皇帝之子，岁禄最高）为例，岁禄万石，相当于年薪8000两白银。

到了崇祯时期，宗室人口已增至恐怖的33万余人，而当时明朝的年财政收入仅是2000万两白银。

仅这一部分开支就让朝廷入不敷出。

再加上边关防务吃紧，军费支出与日俱增。

不得以，明朝只得加重税赋。

但是多种土地被官宦人家兼并。

魏忠贤把持朝政时，还可以用苛政收取士绅和商人的税。

但是魏忠贤倒台之后，东林党人重新得势。

这群代表着当时江浙商人和士绅利益的伪君子，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

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

如此一来，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而宗室子弟、朝中官员个个中饱私囊，毫无为国效力之心。

崇祯十七年二月，面对日益空乏的国库，崇祯皇帝下达捐饷令。

号召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臣武将及地方缙绅富户捐款应急，并规定“以三万为上等”。

然而竟然没有任何人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是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

崇祯皇帝一看远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只好又下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然而却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

三月十日，北京城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崇祯帝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让他捐10万两银子。

然而周奎一听要捐钱，就如丧考妣，并说“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1万两。

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大势去亦，广蓄多产何益？”

多次催迫之下，周奎捐了一万，崇祯觉得一万实在太少，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便进宫向女儿周皇后求援。

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交给父亲，周奎却又从中扣了2000两，只拿3000两作为捐款交给崇祯。

大太监、东厂提督王之心最有钱，崇祯要他慷慨一点，王之心却推诿说：“连年家计消乏。”勉强凑了一万两。

当时的内阁首辅魏藻德为保住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反对崇祯征饷。

最终，崇祯在最后关头所倡导的“捐银助饷”活动，仅募得区区二十万两。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向明朝官吏追赃。

最终周奎献出家财52万两银子，其它珍宝折合银子2万两；

王之心经闯王军队用刑，被逼献出现银15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魏藻德本想为新朝效力，却被捉进监狱，重刑之下捐了几万两白银，最后还是受刑脑浆迸裂而亡。

据统计，李自成通过追赃，从明朝勋戚、内监、百官，还有民间，总共搜刮达到7000万两。

而此时的明朝国库，仅有白银二千三百余两。

如此贪私的朝廷官员，如此糜烂的财政收支体系，如何能保证军队在前方打胜仗。

第二，到明朝末期，私兵制已经非常严重。

明朝一开始，实行的是屯田和兵户制度。

也就是说这一户人家世代为兵，没有战事就自己种地，有了战事就上阵做战。

这种制度，导致兵员素质越来越低，再加上军饷被层层克扣，让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非常严重。

而随着边关战事趋紧，朝廷又需要能打仗的兵士。

于是朝廷开始放任有能力、有野心的将官发展类似于亲兵的军队。

在些有着大量私兵的将军，在战争乱世中野蛮生长，逐步成为一方军阀，李成梁、毛文龙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这些军阀手里有兵有枪，拿着手里的军队做资本和朝廷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利益。

到了明朝后期，几乎每个将军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有的将盔甲、兵器、马匹等军用物资卖给后金谋利；

有的割据一方做起了海洋贸易；

有的故意养寇自重，好借着扫荡叛乱之名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捞取更多好处。

但是到了紧要关头，要打硬仗，这些人却一心只想保持自己的实力，比谁跑的都快。

所以，明朝的军制已经滥到无以复加。

同样的将军、同样的士兵、在明朝时是一片散沙，投降给了清朝之后就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横扫江南，这是不是对朱氏王朝最大的讽刺呢？

所以，明朝的覆灭，根本不是坏在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区域，而是整个朝政全盘崩塌。

别说崇祯空有大志而无雄才大略，就算是朱元璋复生，也难以扭转明朝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