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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势崎岖、民族复杂的地方。作为中国的边疆地区，它一直是封建王朝统治的难点。

然而，西南边疆地区的安宁与否，也直接关系到中央王朝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历史上，封建王朝都会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治理，以实现“大一统”的规模与发展程度。

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治理更是颇有建树。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汉朝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西南地区开发的力度。

经过西汉中期以后约三个世纪的开发与治理，西南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针对汉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治理，历史学界也已经有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包括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罗二虎著《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等。

一、西南籍边吏在汉代地方行政中的介绍和分布

我是一名边吏，见证了汉承秦制，将对巴蜀地区的开发扩展至“西南夷”地区，实现了政治上即行政建制上和内地的统一。

为了加强地方的监察，汉武帝带领我们在秦御史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的州部，他还设立了司隶校尉和十三州刺史，扩大了监察人数。

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监察，有力地维护了汉朝的统一和稳定。

同时，每州派遣一名刺史，秩六百石，我们主要负责监察本地区的政务。而在西南地区，十三州的刺史由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下分别监察十三州。

整个西南地区则被划分为一州，也命名为益州，主管西南地区各郡。

然而，我们的职能随着时间逐渐发生变化，州也从地方监察区逐渐变为位居郡之上、掌一州军政大权的行政区。

到了东汉末期，州正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他们把持着当地的政权。

而在这一过程中，郡则成为了汉代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每个郡都会设我们的守、丞、尉各一人，负责管理和监察地方政务。

此时，西南地区正在逐渐融入汉朝的版图中，而守则是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守的辅佐下，丞负责掌管地方军队，维持地方治安，长史则掌兵马。

此外，郡守还有一些属吏来佐治其郡，他们的主簿、功曹、督邮等皆由守在本郡中自行辟除。

汉朝在经略西南地区时，除了设立郡县之外，还从建制上加强对我们对该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即监督和检查权力得到提高。

举个例子，唐蒙将出使夜郎后，夜郎及附近地区才得以皆归附汉朝，以我们监管的当地犍为郡。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这一地区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治理和开发，同时也加强了汉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二、西汉与东汉：西南籍人士担任边吏地方行政长官的特点

我们西南的边吏，是汉武帝亲自任命的，深知治理这片土地的重要性。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在选任地方长官上，我们有明确的籍贯限制，即本州、郡、县主要长官均不以本籍人出任。

然而，在治理西南各地时，我们也必须因地制宜地推行具有西南区域特色的用人策略，即“西南人治西南”。

这一策略的实施，让越来越多的西南籍人士能够出任本地区官吏，进而更好地管理和治理本地区。

我们所在的郡是汉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太守，他们必须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同时也要监督所属各县，确保治理工作得到落实。

要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深入基层，了解民生疾苦，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安定。

我还要注重文化交流，向中央汇报西南地区的情况，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同时，我们内部也将密切关注太守的工作，确保他们能够执行中央王朝的命令，监督所属各县。

在我所处的这西南边境，每天都会有许多百姓来找县令长解决问题，而我作为县令长的得力助手，也时刻关注着百姓的生活和需要。

在我看来，在这个汉朝时代，县令长的地位和职责非常重要，他既要面对百姓的各种问题，又要向上级官员汇报情况，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因此，汉代王朝对县令长的选拔也非常严格，必须由中央王朝直接任命。

在西南地区，从汉朝初期开始，本土籍人士开始出任本地区的长官。在西汉时期，只有3人出任西南地区的郡太守之职。

其中，临邛人陈立在汉成帝时曾先后担任群柯郡和巴郡太守，广汉梓潼人文齐则在西汉末年担任益州郡太守，而张府君则最早担任了巴郡太守一职。

根据籍贯分析，汉代担任西南地区郡太守的人主要来自蜀、广汉，因为犍为郡属于巴蜀之地，我们的西南郡却没有人担任过该职位。

在县令方面，仅有陈立一人先后担任益州郡的连然长和不韦令。

不过，到了东汉时期，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西南籍人士成为本地区地方行政长官的数量明显增加。

此外，除了蜀、广汉和犍为三郡外，西南地区的巴郡、爿羊柯和越寓三郡也有士人担任过该地区的郡太守。

据记载东汉时期曾有38名西南籍本地人士，出任该地区的郡太守，这一数字远高于西汉时期。此外，与郡太守同级的出任属国都尉的西南籍人士也有5人。

52名县令长中有38人来自西南本土籍人士，其中仅有13人来自中原地区，所占比例约为64％。

可以看出，到了东汉时期，西南籍人士在本地区担任郡太守、属国都尉和县令长的人数已远远超过外地人士。

三、西南地区边吏大姓势力与中央王朝控制边疆地区的关系

西南地区在战国末期以后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文化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其中我们的一些大姓势力是通过文化的输入与本地土豪相结合而形成的。

而另一些则是由中原人士举族迁徙到西南地区，通过进入仕途和掌握文化成为知识上层和宗族领袖，这些大姓势力成为中央王朝控制边疆地区的重要力量。

方国瑜先生认为：

“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够利用安置在我们边境的势力，是因为在移民中培养和提拔了一批上层人物，他们掌握了因名额有限而稀缺的资源，因此相互利用并依靠王朝。”

这些人能够获得地位是通过儒科进阶或者郡吏入仕，成为移民中的统治阶层，类似于内郡通过‘察举’和‘征辟’得到入仕的族人。

在移民社会中，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汉族移民中，那些具有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掌握社会权利，成为当地的大姓。

他们通常担任郡县我们的职务，例如成都的赵温、张肃，郡县的王堂、王商，郫县的何宗，梓潼的景毅，以及广都的朱辰等人，都曾担任西南地区的郡太守。

另外，根据《巴郡太守张纳碑》所载，还有一些属吏如文学史江州铬迁、毋龟、然存、然雄、白文、上官延、上官旦等，以及法曹史愠益。

这些人都是巴郡的大姓，而《华阳国志·巴志》也提到其然愠、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

此碑还记录了议曹掾扶古，扶也乃朐忍大姓；巴郡右贼曹史牟梁，牟也是枳县的大姓。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南中大姓”，我们郡吏大多是来自这里，掌握着地方政权。

这些大姓势力在维护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龙、傅、尹、董氏等大姓与功曹谢暹保卫了牌柯郡，同时公孙述据有三蜀。

当时，大部分在大姓中担任要职的人员被派往我们边吏任职，这使得他们难以与自己的家族保持密切联系。

这一策略既是为了笼络地方势力、减少统治阻力，又是极大地维护了西南地区的稳定。

四、地方政权边吏的行政重点：选拔有才能的人才，判决案件

我们惩罚贪污受贿的官员，推荐有能力的人才，对于澄清当地官场风气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

我们管制的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该地区的发展，特别注重整顿当地的官场风气，以稳定民心。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地方政权长官负责司法和行政的工作，我们在治理地方时，"选拔有才能的人才，鼓励劳动，判决案件，惩治罪犯，打击盗贼"也成为其行政的重要内容。

一些地方官员也对整顿当地的政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孙宝担任益州刺史时，不畏强权，弹劾当时的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姊弟广汉太守扈商“软弱无能，不胜其职”。

他还亲自前往山谷，劝说盗贼们“这不是本意，你们的首领都已经悔过自新，回归田间地头”。

种禺担任益州刺史时，善于建功立业。他一方面“广泛宣扬仁爱，开拓异域，使得白狼等部族重新与我们建立联系”。

另一方面又不惧权贵，揭发“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献给(大将军)梁冀”这种腐败行径。

在西南地区的历史中，我们有一些官员因为不奉法而被罢免，而有些则因勇敢地打击豪强而得到了赞誉。

例如，成都的令长冯颢罢免了不奉法的太守京兆刘宣；广汉的令长刘宠则治理了大姓恣纵、嚣张跋扈的罪犯，如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和郫民杨伯侯等。

黄昌担任蜀郡太守时，他处理了七百多个诉讼案件，捕获了盗贼，并将各县的暴徒名单分发给有关部门，使得宿恶大奸无处遁形。

在光武帝时期，广汉太守蔡茂因勇敢地打击违禁者而被称为有政绩的官员。

五、汉朝西南边吏的治理与维稳：加强边防设施建设，平定反叛

作为汉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地方长官，我们的最基本职责是维护边疆地区的秩序，确保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稳固。

这不仅需要加强边防设施建设，更需要平定西南边疆的动乱，确保西南地区的政治稳定。西南地区处于汉王朝的边陲，许多郡县都是边郡，因此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特殊的边防防卫措施。

汉王朝专设“障塞尉”官来建设边疆防务，而在西南边郡地区，修建边关、设置障塞也是主要任务。

司马长卿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略定了西夷地区，邛、榨、冉、耽、斯榆等地的君主都请求成为内臣。除了修建边关以外，还加强了关口的防御，西至沫、若水，南至羊舸，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零关”是汉朝在征伐西南夷地区之前设立的边关之一，位于蜀郡边徼。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并使其内附后，将原蜀郡边关拆除，并推进至新拓的西夷地区内。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广汉郡人文齐在西汉末年任益州太守，率兵修建障塞，坚守险要之地，公孙述据益土时，齐能够守住阵地。”

这些防务措施加强了中央王朝对我们管辖边疆地区的控制，维护了当地的政治稳定和发展。

在汉朝统一了西南地区后，尽管汉朝在治理西南边疆地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反叛”事件时有所发生，边疆秩序也时常受到破坏。

因此，我们作为当地的边疆地方长官，有义务维护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

例如，在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25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汉朝派遣太中大夫张匡前去调停，但夜郎王兴不仅不听劝告，还辱骂汉朝的官员。

于是汉任命金城司马陈立为群舸太守，诛杀了夜郎王兴，接着又平灭了兴之岳丈翁指的反叛，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以谢罪，最后平定了西南夷。

结语

地方官吏的任用是西南地方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选用得当的人才，才能有效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生的改善。

在西南地区，政局的安定与否紧密关联着西南地方的刺史、郡县长吏的吏治水平。

汉朝中央王朝正是通过适时调整治理西南地区的人才与管理策略，通过吏治对当地社会矛盾进行有效调控，为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因此，政府在任用官吏时必须严格把关，确保选用的人才具备执政能力和廉洁自律的品质。

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边吏的作用更加重要。边吏不仅要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还要负责边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边疆秩序。

此外，汉朝统一西南地区后，边吏在维护中央王朝对该地的控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府在任用边吏时，必须注重其执政能力和军事素质，确保其能够有效地维护边疆安全和地方治安。只有这样，才能为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史记》

《两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汉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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