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旧历辛亥年。

在长沙的春日中，齐白石奉老师王闿运之命，勉强作了首赏海棠的七言绝句：

“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

诗的前两句对往事的感慨以及师恩难忘的抒怀，显得直白而乏味。倒是后两句形容当时高级文人们的聚会场景，却也并不牵强。据《礼记》的说法：“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公”便指代传统封建社会中，除帝王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也是怀揣“修、齐、治、平”理想传统文人士大夫们的终极奋斗目标。

齐白石的老师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王曾在咸丰皇帝托孤重臣肃顺做过家庭教师，后又为曾国藩的幕僚。他将自己的学问分为三等：其一等是为博取科举功名的应试内容；其二等陶冶性情的诗文；其三等则是“以布衣取卿相”的帝王之术。

齐白石《祖国颂》1956年作

有关“海棠”的隐喻，来自于唐明皇李隆基，他把醉酒未醒的杨贵妃比作海棠睡未足。自北宋诗僧惠洪描绘过这段情节之后【注1】，海棠花便为历代文人、画家们肩负起代指杨美人的重任。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还时常蒙着一层警示、训诫的面纱，历代文人都喜欢通过这种含蓄的方式告诉最高统治者，若是海棠看多了，便会发生安史之乱一类祸国殃民的事情。

这些“三公”们不去辅佐皇上、平定天下，而是喝着美酒看着美人，多少透露出当时保守派文人们对时局的无奈与失意。

49岁的齐白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也就是他奉命写下这首诗七绝之后半年，一位名叫杨毓麟（1872—1911）的湖南同乡，在英国利物浦的海边蹈海自尽。

这位杨毓麟字笃生，他的一生与齐白石并无交集。但我认为有必要对其稍作些介绍，今人们不应忘记这位在海外为国捐躯的湖南志士。

杨毓麟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结识了杨度和黄兴等革命党人，并且与杨度一起积极创办了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与杨度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位坚定武装的革命者，曾组织参与过刺杀慈溪、暗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刺杀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等事件。

杨毓麟于1911年8月5日蹈海自尽，终年39岁。自杀原因是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悲愤交加，以致旧病复发，头痛浮肿。死在利物浦海水中的杨毓麟没有机会知道，就在这年十月十日，于武昌再次爆发革命的消息。

武昌起义的胜利，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它来的迅猛而刚烈，所有一切旧的事物都将被涤荡、清扫干净。

剪去辫子后的文人们依然嗜酒如命，喝着花酒，听着小曲。但那些有关八股、士大夫、功名、红顶花翎、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等等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将成为旧时代的遗物。甚至，他们用来写字的毛笔、所写的旧体诗和文章，都将逐渐被钢笔和白话文所取代。

正如梁启超和杨度于十年之前新旧世纪之交时，在《少年中国说》、《湖南少年歌》中所呼吁的那样。“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到了1911年，这个“老大帝国”正急匆匆地想要扮演一位少年。

然而，梁、杨等人理想图卷中所希望的那位“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却迟迟没有降临。

就在这场新旧政治、文化交替之间，布衣画家齐白石，用他的“衰年变法”为中国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们普遍认为，齐白石三个字代表着一段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他出身贫寒、几乎没有上过学、40岁之后才走出家乡、55岁后方定居北京开始衰年变法，最终封神。成为中国绘画、篆刻、诗文的顶级大师。

齐氏在文化艺术领域所创造的奇迹，当然含有他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但综观其背景和外因，更像是一场由上世纪初中国顶级文化人与政客们合谋下所诞生的一枚光芒四射的彩蛋。

壹 齐白石身份认同的尴尬

青年、中年时代的齐白石，自从将绘画视作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一直努力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至少他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与他们相同的诗文功底，更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尊重以及对自己作品的认可。

照片：老年时代的齐白石

而正如前一篇文中所提到的，在行走于以湖南老乡为主要人脉关系、当时中国顶级的文人圈子中，齐白石一直面临自身身份的尴尬：人们相信他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却鄙视他卑微的出身。

对比西方的艺术家们，同样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所活跃的那些绘画大师们，人们并不会要求他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并且能有政府为官的社会身份。比如人们喜欢保罗·塞尚的作品，但他们也不要求塞尚能够像他的朋友埃米尔·左拉那样写出华丽的文学作品；人们喜欢米罗、毕加索，但也并不会希望他们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超现实主义”的首次提出者）那样，能创作出精彩的戏剧与诗歌。

米罗《哈里昆的狂欢》 Carnival of Harlequin 1924-1925年，66cm x 93cm

也就是说，西方的绘画大师们的业务范畴仅仅局限于做好一位职业画家。人们从来不会用他在其他艺术领域的创作、他的道德水准、他的官衔高低来、社会身份来评价其作品的优劣。毕竟，像鲁本斯那样即是外交家又是画家的天才也太少了。

西方的艺术史中，出身卑微、日后出名的画家们更比比皆是。但大体上，人们评论一幅画作好或坏时，仅是遵循某个时期流行的风格和审美传统，画家的出身、道德品格与其作品优劣的关系并不特别重要。若是一位画家兼具其他才华，比如他同时也会音乐、诗歌、芭蕾、戏剧、雕塑等等，这只是他绘画的“加分项”，而不是“必选项”。

而在被动从传统农耕文化背景里，急匆匆快步跨入近、现代社会的中国，公众与精英文人们，对待一位画家绝不会这么简单和爽快。

对于中国的绘画批判体系和教育体系，因为皇帝、宗教人士、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长期的深度介入，甚至直接参与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画家们所要展现的综合素养，要比西方的画家们更加复杂、多样。自宋、元以后，诗、书、画、印四者结合，成为一件作品不可或缺的创作要素，也是成为一位被人认可画家的“必修课”。

齐白石借山图册之：洞庭君山图

齐白石借山图册之秋渡图

齐白石借山图册之秋山图

这要求一位优秀的画家，首先应是一位文学家，也就是说，他必须读过书，而且能够在传统科举体制下博得功名，成为士大夫阶层，才有资格进行艺术创作和批评。他必须要会作诗、懂金石，然后才是作画。其次，他还得在宗派林立的画坛中选对师承、站好山头。否则，其作品便会被评价为“匠气”、“粗俗”、“野狐禅”、“不能登大雅之堂”。

27岁才从木匠转变为职业画师的齐白石，在这种艺术成长环境中，已经起步太晚。在他的青年、壮年时期，他努力将传统文化的内涵注入到自己世俗生活经验中去。

他还没有具备条件与自信，用自己的内在经验，将乡土的、民间的、自我的艺术特点注入到传统文人绘画中，为这僵死的绘画灌注新的活力。

叁 青年时代所结识的那些“为齐白石着想”的人

尽管面对自己身份和中国画坛本身的尴尬，但齐白石也是幸运的。

在他每一次需要迈上更高一级艺术境界之时，总有一些人“为他着想”。

除了在齐白石所拜的木匠师傅外，在他选择绘画道路后第一位“为他着想”的人，当属胡沁园。

齐白石从27岁起，跟随胡沁园学画花鸟，胡也让他跟随陈少蕃学诗文，由此走上了职业绘画的道路。甚至，他的号“白石山人”，也是这位恩师为他所取。（有关介绍可参阅《中年齐白石的人生选择题：身份尴尬受人讥讽，拒绝推荐给慈禧代笔》）

第二位、第三位“为齐白石着想”的人，当属湘潭老乡郭人漳和夏寿田。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其中之四条屏）

郭人漳字葆生，又字宝荪。这位郭葆生在少年时代，便与前文提到的杨毓麟（杨笃生）、陈家鼎一起，被人称为“湖南三杰”。郭因世荫得道员，历任山西道台、江西和两广巡防营统领。他体格魁梧、文武双全。喜欢诗文、字画、金石。

郭葆生与齐白石的相识是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那时的齐白石三十五岁。在他这三十五岁之前，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家乡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三十五岁之后，齐白石的画名传出了他的活动范围，他本人也因此有机会到湘潭县城里为人画像。在湘潭，他认识了郭葆生，郭当时为候补道台。

同样于这段时间，在湘潭画像的齐白石还认识了夏寿田（号午诒），夏寿田是郭葆生的朋友，也是杨度的至交。

在齐白石认识夏寿田时，夏寿田早已是举人了（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齐白石与他结识的第二年，夏寿田考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取得清代湘南地区科举最好成绩。

第四位“为齐白石着想”的人，为当时社会影响力更为广泛的王闿运。齐白石由王闿运的弟子、铁匠出身的张仲飏推荐，于1899年拜其为师。再加上当时另一位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铁匠出身的张仲飏和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被称作“王门三匠”。“张铁匠”此后多次在西安于北京的文人圈子中亮相，他曾担任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之后还与齐白石结为亲家。张的女儿张紫环嫁给了齐白石三儿子。

齐白石 花卉蟋蟀图 1906年作

据说当张仲飏第一次将齐白石的画和印拿给王闿运看时，王将齐白石比喻成当时湘潭有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正是在王闿运的鼓励和教导下，齐白石开始了由一位民间画师向文人画方向迈进。

也正是因为在湘潭逐渐结识了这几位贵人，齐白石才有了第一次外出游历的经历。

1902年年初，被八国联军从紫禁城中赶跑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陕西返京。她们能够再次回来，是基于上一年9月7日与其他十一国所签订的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保证了她们的人生安全以及继续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协议全称为“中国与十一国关於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後协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辛丑条约》。

这年秋天，夏寿田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写信让齐白石前去教他的小妾姚无双学画。夏寿田很为齐白石着想，想到他谋生不易，提前将旅费和学费寄给了他。

郭葆生此时也在西安，依然担心齐白石即使收到了夏寿田的旅费，也未必肯去。于是写信来劝齐白石做此番游历，郭的信中从艺术创作规律入手，写得齐白石找不到理由拒绝：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其中之四条屏）

此外，郭葆生在信中也谈到部分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他认为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因为画家只能常作远游，这有助于开拓视野，舒展心境。

齐白石听从郭葆生的建议，于当年十月初（阴历）动身北上。到达西安后，他将继续遇到人生中另外几位原意“为他着想”的人。

其中之一，便是第五位“为齐白石着想”的人——樊増祥。（未完待续）

【注】见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记载：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此典故代代流传，“海棠春睡”成为后代诗人、画家不断吟咏、描绘的题材。《红楼梦》里对秦可卿房间摆设的描述中也提到过，“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