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什么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

01.

从「陈寅恪热」说起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社会上就出现了「陈寅恪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一时间都对陈寅恪关注起来，陈寅恪的「大师」形象，在全社会开始迅速传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史学界推崇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考据方法，文学界看重他的诗学功底，思想家则注重他学术成果背后的思想精神。

随着作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更是将90年代的「陈寅恪热」推向了高潮。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键东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年

史学界推崇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考据方法，文学界看重他的诗学功底，思想家则注重他学术成果背后的思想精神。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作者陆键东通过详实的史料和大量的访谈，详尽地向读者呈现了陈寅恪在1949-1969这二十年间的起伏人生。作者将大量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之中，着重刻画陈寅恪在最后时光里内心的挣扎、愤懑、辛酸与无奈，读起来十分沉重。

作者在书中不断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旨在凸显陈寅恪绝不苟且的坚定立场和遗世独立的精神风骨。陈寅恪至死都坚决不向权势低头，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著名学者徐庆全老师在谈到此书时评论到：

「我们的文化开始失落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找回当年的大师形象，如此这般，陆键东这本《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才激起那么大的反响。」

也就是说，人们对陈寅恪的关注，伴有对当下的现实关注。

人们会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寻找一个解答，为自己的迷惘寻找一种寄托。大家需要一个「窗口」、一个「支柱」，来引导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而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刚好契合了这个思潮所要表达的情感，自然地唤起了人们对他的理解和同情，成为90年代的一面文化旗帜。

02.

「大师」存在的意义

徐庆全老师认为，尽管80年代大师辈出，但并没有人真正被称为大师，而90年代是大师衰落的时代，因此才需要陈寅恪来唤起人们对大师的记忆。

80年代是一个「思想缤纷」的时代，许多和陈寅恪相类的学者都积极参与到文化活动之中。如梵文、巴利文专家季羡林在1983年带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教育学家梁漱溟于1984年倡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积极拯救东方传统文化，大师地位也不显自明，但是，当时的舆论并不说他们是大师。

▲晚年梁漱溟

而到了90年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徐庆全老师在讲解《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时举了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个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卖茶叶蛋，媒体将之作为社会风气予以宣传报道；另一个则是北京大学的南墙被推倒改造成了商业街，加入了商业化的大潮。

徐庆全老师将这些现象称为「社会流俗」，认为这是社会失去「文化标杆」的表现，这会导致社会慢慢失去以往应有的文化内容和格调。「陈寅恪热」的出现，就在于它告诉大家，这个社会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大师及其形象，来证明我们的社会并非是流俗的。

陈寅恪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眼盲腿膑，他一身所学没有用武之地，夫人唐筼也先于他离世，只有助手黄萱一直陪着他，直至阖然离世。

他被称为大师，大多是因为丰满的血肉和坚强的意志，在人生最后二十年吃尽苦头却仍能固守「独立」和「自由」的信念。

我们关注陈寅恪，就在于通过他个人的经历，去思考复杂时代里人性的挣扎，去体悟一种对信念至死不渝的坚持。

03.

重新理解陈寅恪

徐庆全老师与陈寅恪的渊源可追溯到他学术生涯的早期。

徐老师早期从事敦煌学研究，而中国敦煌学的诞生最早就源于陈寅恪「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感叹。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书也是他研究过程中的必读书目，他对陈寅恪的人生与学术经历感触良多。

在徐庆全老师看来，陈寅恪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名气，一方面在于他的家学渊源和只求学问不求学历的留学经历；另一方面在于他为人称道的精神风骨。

▲徐庆全老师在明白录制节目期间

关于前者，徐老师指出，陈寅恪身上具有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他始终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即使在晚年被运动波及无法教书，陈寅恪所做的学问依然跟现实有很大的关联，保持着对当下的感悟和关怀，这是很了不起的。

此外就是陈寅恪的游学经历，使他掌握了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学理方式，可以从历史内在逻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使他总能从大家习以为常的材料当中，得出不习以为常的结论，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

▲陈寅恪一家

而关于后者，通过梳理1949-1969年间陈寅恪个人命运的浮沉，徐老师指出，在19世纪20、30年代肆意飞扬，宣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的陈寅恪，在新的时期遭遇莫名其妙的文化摧残，其处境是急转直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屈服，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坚持信念的方式。

以陈寅恪来说，徐老师曾提到，彼时政治运动逐渐进入大学校园，中山大学里宣扬「学生比教授厉害」，「一千个学生可以顶一个教授」，而陈寅恪对此颇为不满，可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便以罢教相抗拒，尽管头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依然不卑不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而以陈寅恪的社会交往来说，特别是政治运动最为紧张的时期，徐老师认为，身边人的行为更能体现陈寅恪的大师的风骨和魅力。

徐老师特别提到两个人。

其一是蒋天枢，它是最得陈寅恪真传的学生。在政治运动最为紧张的时期，蒋天枢依然登门拜访陈寅恪，表示关心。陈寅恪弥留之际将自己的著述全部托付给了他，而他也不负重托，多方奔走求援，搜集遗稿，最终在他的带领下整理出版了《陈寅恪文集》。

其二是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她对陈寅恪十分敬重。在各方威逼利诱之下，她始终拒绝在历次运动中揭发陈寅恪。黄萱在陈寅恪身负眼盲腿疾、不能亲自动笔之际，承担了口述笔记的责任，使陈寅恪晚年的许多研究得以保存。

徐庆全老师将这种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称为将义、情与学术敬仰连在一起的交往。他认为，当时还有一种对文化的敬仰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情义的珍重，师徒之间更有一种「一日为师，三生为父」的古老传统，而如今这些都被庸俗和变异的各种关系所代替。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陈寅恪的理解和评价，也就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但正如徐庆全老师所言，陈寅恪的博学和气节，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方面。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在陈寅恪的人生经历中获得更多体会和收获。

▲晚年的陈寅恪先生

徐庆全老师曾指出，无论是从「六经注我」的方式还是从「我注六经」的方式来看「陈寅恪」，我们对人文精神的追索，都必须将自己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去。一个人应该去认真体悟自己在社会大背景下的荣辱浮沉，才能更好地理解陈寅恪作为大师在当下的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