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传第三章:吴氏尸谏 二度垂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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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氏尸谏 震惊朝野

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一奏折。其中心议题是请求为将来光绪帝的皇子承继同治帝为嗣颁立铁券，永不更易。广安建议召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进行讨论。他先是恭维说，慈禧选择光绪帝作为咸丰帝的继承人，“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神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计之完全，未有过于此者”。看起来，广安完全肯定了慈禧的做法，但他笔锋一转，便建议颁立铁券，以防变化。广安的真实用意是对慈禧立光绪帝表示不满，唯恐慈禧以后再生花样，想用铁券限制慈禧。

慈禧本来心中有鬼，担心人们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不承想冒出这么个不懂事的劳什子，竟然倡议讨论它。是可忍，孰不可忍？慈禧立即颁一懿旨，称他“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教训教训广安，其他想要发难的人便也老实了。就这样，便压下了关于立嗣的种种议论。

慈禧太后像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过了四年，即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1879年4月25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随同吏部参加祭礼时服毒自尽。这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吴可读自尽时，遗有存封密折一匣，遗书嘱咐转呈吏部代递。吴可读密折内称：“……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同治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降以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

吴可读为什么自尽呢？原来仍然是为了立嗣。他在遗留的这个密折里说，两宫太后为咸丰帝立子，而没有为同治帝立嗣，是“一误再误”。要求两宫太后明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同治帝。这是在为同治帝立嗣的问题上公开而勇敢地指责慈禧，可谓空谷足音，难能可贵。除了已经自杀的吴可读，谁还敢对滥施淫威的慈禧妄置一辞呢？吴可读要求再明降一旨，申明将来大统仍归同治帝的嗣子。他之所以“昧死具陈”，其目的盖原于此。

吴可读认为慈禧破坏了清朝的祖制，他是在向慈禧发难。这个愚执的吴可读！

针对吴可读的死谏，慈禧不能装聋作哑，必须直接面对。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立即明降懿旨，予以回应，旨曰：“钦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经降旨，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面对挑战，慈禧不像上次采取简单的压服方法，而是变换招数。她想借众人之口为自己辩护。她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她要控制舆论。她立刻降一懿旨，说明吴可读此奏没有什么新意，同以前我所降的懿旨没有区别，我也“即是此意”。这是在暗示大臣们上奏应该如何措辞。又命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讨论吴可读原折，提出妥善处理办法。

四月初一日，有关官员分赴内阁阅看吴折，并进行了讨论，然后分别上了奏折。

礼亲王世铎奏，吴可读根本没有理解领会慈禧以前所降懿旨，“未能细心仰体”。并说其实吴折所要求的做法，慈禧的懿旨早已指明了。吴可读的奏折纯属妄议。他认为吴折“毋庸置议”，不必理他。

大学士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奏，吴可读预定大统的说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我朝家法，不建储贰”，即清代祖制不准公开预定皇位继承人。这是祖宗遗训，应万世恪守。你吴可读的死谏是在破坏祖宗家法。

侍读学士宝廷奏折认为，吴可读“神智瞀乱”，即精神不正常，不可能正确理解慈禧原懿旨的含义，所以才有此一举。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奏折认为，吴可读坚持生子即定为同治帝之嗣，“将类建储”，即同建储很相似，而这是我朝家法所不容的。立储是“大戒”，是不可行的。

侍读学士黄体芳、御史李端棻也上了奏折，内容与前大同小异。

这些奏折，对慈禧是一片赞扬声，对吴可读是一片斥责声。

舆论一边倒。慈禧暗自得意，于是在四月初十日降一懿旨，毫不客气地指出：“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又说，将来光绪帝诞生皇子，光绪帝本人会慎重选择，“缵承统绪”的。何用你吴可读聒噪？但是你这个七品小官为此事自尽，“孤忠可悯”，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吧！

慈禧利用王公大臣们的奏折控制了整个舆论。权力便是舆论。这既为她选择光绪帝作为继承人制造了理论根据，又为以后确定光绪帝的继承人埋下了伏笔，可谓一箭双雕。

《慈禧外纪》对吴可读之尸谏极尽赞美：“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气之勇，士君子道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叹仰不止。”

吴可读反对慈禧之独裁专横固然是可嘉的，但平心而论，他所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的传统，从现在的角度看，他的举动是可笑、可悲、可怜的！

二 二度垂帘 慈禧如愿

载湉即位后，乖觉的王公大臣们早已洞悉慈禧的心思。他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吁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于是，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便合上奏章，哀哀恳求两宫垂帘听政。

第二天，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75年1月14日），两宫颁布懿旨，痛快地答应了实行垂帘听政。旨曰：“览王、大臣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唯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钦此。”

慈禧认为垂帘是“一时权宜”，但皇帝年幼，不垂帘又不行，只能勉强答应。等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典学有成后，再归还政权。垂帘是慈禧的愿望，愿望要实现了，她又忸怩起来。

这是两宫，即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二年(1873)，两宫太后实行垂帘。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一书的大事。醇亲王奕譞经深思熟虑，于十二月初六日进一奏折。内称他突然听到择定亲生儿子载湉为嗣皇帝，仓促间昏迷过去，被抬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为此，他正式提出辞职。

七天之后，两宫正式批准奕譞辞去一切差使。奕譞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奕譞是很有政治预见性的。

两宫二度垂帘后，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基本上没有变化。

光绪元年(1875)军机处由五人组成，即恭亲王奕訢、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

这个班子与辛酉政变后的班子比较，基本班底没有变动。除同治四年(1865)，慈禧褫夺奕訢的议政王职外，其他的人事变动，均属自然减员性质，没有大风波。这个班子是较有威望、较有能力、较有效率的。

清朝的内阁居一切官署之首，内阁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是文臣最高的荣称。大学士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阁及六部尚书衔。殿三个：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阁三个：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从一品。

大学士名次是分先后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记道：“大学士名次先后，以殿阁为序：首保和殿，次文华殿，次武英殿，次文渊阁，次东阁，次体仁阁。保和殿不常设。文华自李（李鸿章）、荣（荣禄）二文忠逝后，亦不设。现以仁和（王文韶）居武英为首辅，内阁公事皆秉承焉。不分满汉，东阁即内阁也。以其在太和门之东，故名。”

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有点类似现在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二度垂帘的慈禧需要的是稳定。政局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她没有变动原来的军机处。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慈禧的明智之举。慈禧对这个班子大体上是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