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烧钱与赚钱

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最重要的权力，还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好不容易到了建元六年(前135)，这个老太太终于死了，汉武帝才算去了头顶一座大山这个时候，汉武帝觉得自己很有钱，当然他还很想花钱。

烧钱的时代

花钱顺理成章，一个年纪轻轻而雄心勃勃的皇帝，要有所作为，是必然的。何况有些事，也没法不做。比如对匈奴开战、治河救灾，比如汉武帝时代几乎在向所有的方位开拓。

结果，事实证明，文景之治攒下来的那点儿家底，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根本不经花。

站在后世的角度复盘，很容易判断出，止确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好治理黄河和北击匈奴两件大事，其他方面的开拓大可以缓一缓，那些个人生活方面的骄奢浮逸尤其不该有。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见。一方面，专制君王的雄心不是任何力量可以羁绊的;另一方面，大汉天下如此之新，充满青春期骚动的，不只是皇帝个人，而是整个时代，太多人也把开疆拓土看作是自己的人生机遇。

所以，指望帝国的扩张计划更有理性和步骤并无可能，当务之急，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弄钱，填上巨大的财政缺口。

钱从哪里找?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至于一般富户,应该说汉武帝开始是并不想下毒手的。你给朝廷捐钱捐物资，有罪的朝廷就免你的罪，没罪的朝廷就给你官爵。

这时候的汉武帝，第一是低估了财政压力的严重性，认为开支浩大的年头很快就会过去;第二高估了民间捐款的积极性:不说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对皇帝还有没有一点儿忠爱之心，打匈奴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边境民众过上稳定安全的生活，让你们掏点儿钱怎么就那么难?

但就是这么难。所以，温和的政策成为往事汉武帝要动用雷霆手段了。

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私人开销的，现在，汉武帝把这笔收入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商人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

但即使如此，来钱还是太慢。于是，朝廷筹划已久的杀招，终于放出来了。

算缗、告缗、不告缗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缗就是一千文

算的意思比较复杂，大概指某种税率下应该缴纳的金额，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汉武帝时代，是一百二十钱。

一般工商业者“缗钱二千而一算”，也就是缴纳6%的财产税。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理性人，会想方设法地瞒报财产，而各地方政府因为这笔收人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征收的热情也不会很高。所以“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朝廷)”，就是大汉的百姓始终爱国心欠奉，不愿意出钱。

所以，汉武帝又出台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不由报财产，或者申报不实的，都发配到边境地区一年，资产没入国库，如果有能检举揭发这种现象的，就把被检举者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那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然就很高了。于是，商人中产以上的，大多破产。民众不再辛勤工作，有点儿钱就吃点儿好的，换件漂亮衣服，但存钱积累的欲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这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下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

当然，汉武帝也不打算便宜那些懒惰而热衷告密的小人，实际上，在告缗已经在社会上形成

一种恐怖气氛之后，他紧接着还有一招“不告缗”，即如果你在朝廷的某项紧急事务上有积极捐款的记录，即使有人告你申报财产不实，朝廷也不予受理。之前，朝廷让人民掏钱换取爵位人民普遍表示没什么兴致;现在让民众出钱换取“不告缗”的特权，大家一下子就像“双十一”剁手一样，热情高涨。

司马迁写到这里有点儿阴阳怪气地来 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这里“赋”当然特指田赋，确实是没有增加，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至于“天下用饶”倒是现实，困扰朝廷多年的财政危机，终于勉强撑过去了。

计划与执行

有的历史书,把汉武帝时代的各项政策解释为精心设计的对民间力量的打击，这种意见不太靠谱。汉武帝的用心没这么恶毒，而且正如道德洗白的效果经常就是贬低智商，道德抹黑也像是赞美人家的权谋无双

实际上如果给汉武帝时代的政策排比先后次序,很容易发现汉武帝的许多大政方针毫无计划性，当时汉朝天下如此之新，太多事都没有经验可循，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有些政策后世一眼就能看出其可怕后果，当时却准备不足.结果往往是因为某事出台了某种政策，本来只是临时的，没想到引发的连带问题导致该政策不但必须长期推行，还需要逐层加码。开始还想利益交换，后来变成了赤裸裸的但有节制的盘剥，最后变成了横竖把钱弄上来再说，这个递进的过程异常明显。

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性欠缺而执行力超强的体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和领导者个人的动机或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干系。

汉武帝时代对于后世中国的影响，当然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他的扩张，对奠定后世的中国版图厥功至伟;他创设的许多制度，后世也一直沿用甚至产生了路径依赖;另外也许还有一点:汉武帝时代的社会总动员产生的可怕后果，导致对这种动荡的恐惧，几乎写进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后世每有好大喜功之君(比如唐玄宗、宋神宗)，就会有人借古讽今，把秦皇汉武拉出来作为反面教材骂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