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之苏轼：能文能武，书生也能戍边关

《苏东坡传》李一冰著

公元1092年（也即元祐七年）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二次还朝。但朝廷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酝酿成熟，由御史董敦逸出面，连续四状攻击苏轼；御史黄庆基连续三状弹劾苏轼。通过左相吕大防和苏辙的努力，在太皇太后劝说下，宋哲宗皇帝不得不罢除董敦逸和黄庆基的官职，这样一场政治风波虽然暂告平息，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后台高太后让权，一场政治斗争、人事变更的暴风雨骤然而起。苏轼意识到国事将变，自己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但在苏轼多灾多难的生命历程中，另一沉重的打击，却又悄然袭来，那是谁都承受不了的老年丧偶的悲恸。果然，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八月，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事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除知定州。此时是苏轼一生中最危难的时刻，官场失意，贤妻亡故，无疑给他以极大的打击。苏轼的心情是极度悲愤、沉重和孤独的，他在给弟弟的诗文中发出了“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的感慨。迫于无奈，无限惆怅的苏轼踏上了赶往定州的路途。

公元1093年(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到定州赴任，此来定州向朝廷邀请了两个朋友同行，一是善于写诗的李之仪任签书判官厅公事，一是同乡孙敏行负责参赞幕僚业务。定州是韩琦的原来的军事治所，在大宋与西夏战争爆发后，韩琦与范仲淹一同率军防御，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苏轼兄弟初至京师，即得到韩琦的提携奖誉，这种知遇之感， 苏轼终身不忘。所以，苏轼一下车，就前往定州阅古堂祭告韩忠献公，很是感激。苏轼在定州的半年公务生活，虽然很繁重，但由于李之仪、孙敏行极为得力， 而定州的通判滕希靖和曾仲锡全力配合，苏轼即定下“整军经武，振兴经济，关注民生”的治州方略才得以顺利实施。

苏东坡雕像

公元937年（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后晋高祖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云十六州， 即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察哈尔南部一带地区。契丹得此十六州后，即建国辽国。从此，定州这个地方，便成了与敌国接境的边防重镇。在宋真宗时，在定州筑造定州塔，实系瞭望敌人动静的瞭望台，所以俗称“料敌塔”,塔高十三层，最底层也有五丈高，占地五亩，各层为六角型，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饰军用的目的。此塔现为定州保存完好的古迹之一。

在北宋时代采用佣兵制，兵分四种：第一类为禁兵，由皇帝亲掌的卫兵，数量最多，轮戍四方，是北宋主要作战部队；第二类为厢兵，为州镇的守卫部队，因为缺乏训练，兵种分类众多，但相当于杂役，几乎没有作战能力；第三类是乡兵，由本土选拨而来，或当地居民应征而成立的部，就地训练，保乡卫士，作战能力强悍；第四类为番兵，兵籍属州内治下各部落的士兵，团结以为藩篱之兵。皇帝亲掌禁军虽为国防的主要战力，由于避免刺激契丹的缘故，禁军不能公开训练，禁军不堪重用。所以，守边重任，不得不仰赖于沿边的乡兵和番兵，这也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

一、整饬军纪，约法三章。苏轼首先着手整顿败坏到“不堪开眼”的军纪风纪。负定州军务实际统率责任是副总管王光祖，因是王光祖老将，倚老卖老，一向骄横。在王光祖的影响下，军中公开吃空额，公然克扣粮饷，导致了士兵食不果腹，妻子冻馁，于是，一些有义气的士兵就聚集占山为王做起了盗贼，而一些游惰成习的士兵，以欺凌百姓为能事，那么，定州的军队根本谈不到教练和风纪。军人盗用公家财物的长官不敢查；士兵家属公然斫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老百姓，政府不敢问；城里还有一百多家赌场,公开招贴，兜揽军民赌博。因为军人公然饮博，所以禁军的官校还有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放高利贷如此严重的糜烂，由来已久，已经积重难返。定州守军纪律涣散、赌博成风，军队上上下下缺少训练，酗酒、打架斗殴乃是家常便饭。苏轼既然已经掌兵定州，就决然要管，查到贪污情节重大者， 立即判令充军远恶地区。有个兵营指挥官叫孙贵，到营不过四个月，前后触犯敛财、 掠夺之罪，竟达十一次之多，得赃九十八贯余文。苏轼立断逮送司理院枷项彻查。于是，敛掠顿绝，饮博亦止。首先严惩贪污军饷的将领，并奖赏那些有操守的正派军官，提升他们的威望。然后在军中宣布了严禁赌博酗酒等一系列军规。并要求官兵们每天必须定时起床操练，违者将受到处罚。从而，浮动的军心渐渐的安定下来。

定州城

二、申请专款，修缮营房。苏轼派李之仪、孙敏行遍往各个兵营点检，但见士兵的营房年久失修，损坏严重不庇风雨，导致了兵士们没有办法，只有窃占民地，自盖小屋居住，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烂，大半无瓦，狭小到除一床一灶之外，简直转动不得身体。宋朝准许军人携带家眷随营居住，而诸营军号中，妻子冻馁者，则十有五六。为此，苏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派遣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领工匠，通往各营逐一检查应修之处对损坏房屋的数量和工价进行折算后，请求朝廷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希望拨款三万三千贯，在附近烧造砖瓦，雇佣军匠，改善士兵居住条件。同时建议贪污的军校和偷盗罪犯士兵按律治罪。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另外，军营中的赌徒、酒鬼也被批评教育。改革政策的推行，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缺钱少房的士兵们也颇受鼓舞。这让定州驻军的逃亡情况有所缓解。

三、重设“弓箭社”，增强军事力量。“弓箭社”这个源自本地乡兵的武力组织。弓箭社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身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和臂肘。“弓箭社”的成员武艺精湛，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们，遇有寇警，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怕他们。在宋仁宗执政时，将军庞籍镇守定州时，将他们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社副加以统率，定赏罚条款，奏得旨准，遇有缓急需人的时候，便用他们自为守卫，甚是得用。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将弓箭手编进保甲里去，弓箭社这个地方组织也同时被废了，从此，这批弓箭手就都化为农民。虽然“弓箭社”属于非法组织，但作战效果显著。而大宋的正规军不足以与辽军抗衡。因此他上书朝廷说服皇帝解禁，让“弓箭社”重出江湖。在苏轼的多方努力下，“弓箭社”的草台班子，总算是搭建起来了。除了筹措物资外，苏轼还亲自上阵，操练这支农民武装。苏轼还饶有兴致地订立了相关的奖惩条例，督促民众们认真训练。此时的他，虽已两鬓斑白，但却豪情不减。弯弓搭箭处，依稀仍是那个雄姿英发的少年郎。为了加强边防建设，他在“弓箭社”的基础上，发展民兵，组织各村各庄青壮年人，边生产边守边，遇有敌情，击鼓相召，顷刻可招致千人赴前线自卫。当时定州所辖战兵分赴八路，只有二万五千九百余人，但是，如果恢复弓箭社的建制，估计可增民兵三万人。

苏东坡

四、实施大阅兵，再整军纪。苏轼决定于元祐九年春，举行军队大检阅。大检阅礼一切查考旧典，遵照礼制进行。苏轼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严肃而又隆重。不料那位一向骄横惯了的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他是老将，不愿屈居人下， 端起架子，称病不出。苏轼不能听任王光祖一个人来破坏整个军纪，立刻叫书吏来，要出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于是，阅兵大礼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没有一人敢于怠慢。

五、开仓贷米，引进稻种。苏轼于治军外，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做地方官，必须注意老百姓的食粮。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过灾荒，定州一路，因为雨水太多，为害庄稼，收成不到一半。苏轼预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粮，宋朝的法律，规定地方官有权发放贷款便可了事。他不愿这么做，宁愿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以低价出粜常平米数万石来压平粮价，奉旨准办。苏轼发现仍有部分穷苦的佃农，虽有廉价官米，还是无钱去买，而仓中陈米，却因存储过久，即将腐烂，所以他又上章请求朝廷，将现在仓存陈米二万余石，交由上户保借，转贷佃农，等丰熟年岁，可以收回新米入官。这样一举三得的建议得到了朝廷批准。用此法使定州五万饥民度过了荒年。与此同时，他还开发城北的两千多亩水地引进稻种，授百姓以技术，这年此地千顷碧绿，产米颇丰。

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一振颓风，取得令人瞩目的政绩。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皇帝要报复被太皇太后压制，被大臣漠视的仇恨；卷土重来的新政派官僚们，则要报复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时势如此，没有人能挡得了这一股滔天的逆流，苏轼已将一片用世的热肠勇决放下，而今而后，天悠地阔，何处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