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场虎头蛇尾的起义策划

遗忘在民国的海南

第四章 一场虎头蛇尾的起义策划

1909年冬季的一天，天气有些阴沉，虽然没有刺骨的寒风，但初冬的广州城已经有一丝丝凉意。

在广州市区的一所旧房子里，十八个年轻人正围聚在一张圆桌前，大家神色严肃注视着主席台一侧正慷慨激昂的讲演者，竖耳倾听。从他们一脸稚气的面容上看，估摸着也就20岁出头的年纪。这十八个年轻人都是在省城广州求学的海南籍青年学生，他们此时正进行一个秘密会议。既然是秘密会议，那么会议的内容想必较为敏感，可能涉及时政，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官府的注意，因此，他们提前统一了口径，对外宣称此次会议只是一次“改良教育、实业兴国”学术研讨会。

此时正在台上激情演说的青年是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他前不久刚从南洋回流省城求学。此人是本岛琼山县人，名叫冯济民。

琼山县作为琼州府的附郭，可谓海南岛首善之区，其北扼琼州海峡，是内地往返海南岛的第一站。因之，这里集合了全岛最为优质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新式教育资源、各种舆论信息资源等都堪称全岛最为优。在各种信息资源的驱动下，这里的新思潮相对本岛其他地方更为活跃。冯济民生于斯长于斯，接受过新式教育，每天与新思潮接触，耳濡目染，渐渐便产生了破旧立新的革命思想，是海南岛较早一批接触新思潮并为之蠢蠢欲动的青年人。不过，这时的他对革命还懵懵懂懂，而家里人则仍旧希望他能学业有成，获得一份糊口的工作。因此，冯济民也跟大多数海南人怀抱着一样的理想，到省城求学去，闯出一片天地！

不过，在省城求学的那段时间里，他并没能像他的后辈们出国留学那样，找份诸如发发传单、送送报纸或者在餐厅当个服务员、在后厨刷刷盘子一类的工作自我贴补一下，通过勤工俭学自力更生（当然，除了出卖苦力，那时想在广州找份工作也并非易事），而是坐吃山空，加上家里本也没有矿，钱哪里够花？于是，学上到一半，钱便花光了。那时也没有助学贷款、困难补助之类的助学、惠民政策，钱没了，学自然也就上不了了。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可以活到老可以学到老，但前提是先保证不饿死。于是，为了先混口饭吃，他只好沿着前辈的足迹，漂洋过海下南洋，去投奔了族人。

在异国他乡，冯济民只能做一些当地人都不愿从事的脏活累活，虽然勉强混了口饭吃，但却根本读不上书。更为屈辱的是，由于弱国寡民的身份，他处处受制，受尽白眼。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那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实业的兴盛，开阔了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革命者，接触到更多的革命思想。这些破旧立新的革命思想渐渐的打开了冯济民的格局、丰富了他的理论、坚定了他想要进行革命的决心。他决定回去，做一个革命者。

在这里提前介绍一下，当时的南洋（即现在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海外中国人最大的聚居地，这里聚集有数量庞大的华人群体，当然，在这里聚居的中国人并不是通过投资移民或者在南洋留学后获得绿卡而为南洋各国服务的。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在自己家乡无法生存而流落到南洋谋生的。由于华人众多，使得南洋也成为了海外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许多后来叱咤风云的革命者都是在南洋接触到革命思想并加入到反清组织中的，孙中山也曾经在南洋筹集革命经费达4年之久。

南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最活跃的地方之一，主要是具备了两个重要的条件。

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就是，这里有革命运动的良好群众基础。

据后人统计，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从广东、福建两省“下南洋”的华人，每年平均十万以上，以至于“下南洋”成为了当时南方地区时髦的词汇，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中国近代三大移民“关键词”。其影响力与九十年代的“下海”、“闯海”、今天的“北漂”、“海漂”一样，成为了一代人努力奋斗的标志。

不过，“下南洋”跟“闯海”、“北漂”并不一样。虽然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懈的努力后才能勉强混口饭吃，但相对于“闯海”、“北漂”，“下南洋”的人不但要为吃饱饭担忧，还要忍受来自外族人的欺凌。偷抢打砸还是家常便饭，行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今天还是个人，明天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中国人的勤劳举世皆知，这群中国人虽然经过长期的艰苦经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经济成就，但是由于是弱国贱民，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们，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受尽外族欺辱，正当权益和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他们渴望得到自己祖国的保护。然而，清政府却将他们看做“天朝弃民”，对他们根本漠不关心，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有鉴于此，南洋的华人们也希望能通过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新中国，从而能够为他们这些漂泊异乡的游子适时遮遮风、挡挡雨。所以他们对孙中山等人探求革命道路给予了极大支持。南洋华人支持祖国革命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出钱出力，有时还出人，跟着孙中山等人出生入死一起干革命，其诚可见。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相比清政府对革命者动则通缉、抓捕、清剿等黑色恐怖，南洋各国政府由于与来自中国的革命者之间不存在利害和冲突，他们对中国革命者的态度相对宽容，使得革命活动的环境比较宽松，革命事业发展起来更容易。以至于多数革命者在国内起事失败后，都逃亡南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会议现场。

在不算太热烈的气氛中（鉴于会议秘密性，大家都比较谨慎），主持人冯济民首先发言，他向与会的同学们讲述了他一路走来是如何步履艰辛，讲述了这些年他如何耳染目濡，如何不断反思后得出的感悟。他认为他所经历这一切曲折坎坷，完全是拜国内当前混乱的现状所赐。

冯济民的口才不错，有很高的演讲天赋。他的演讲激情四射，慷慨振奋，讲到动情之处居然声泪俱下，感染力十足。与会同学大多都有类似经历，瞬时感同身受，更加坚定了他们献身改革的意志。

冯济民认为中国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改良教育和振兴实业：清政府之所以面对列强的侵略屡战屡败，除了统治者的腐败以外，更多的是因为国人思想仍旧停留在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状态，兵士没有必胜信念，民众没有家国情怀，这样的民族焉能不败？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办法是进行教育改革，必须用知识从精神上、根本上去重塑他们。

而对于实业的振兴，他认为教育改革需要物质支撑，国家的富足也必须走实业这条路。清政府经过长期战争和腐败的消耗，国家已一贫如洗，必须发展实业来改善当前的窘迫财政状况，进而改变国贫民穷现状，使国家得以振兴。

对于冯济民提出的改良教育和振兴实业的观点，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不过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认为，清廷几年前就已废除了科举制度，早就进行了教育的改良，却并未见到多大成效。

事实也的确如此。自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后，其实也进行过教育的改良，但晚清官吏大多借着改良教育的名义大肆敛财，花费巨额经费建立新式学校的同时，回扣也是吃得饱饱的。新式学校倒是建立起来了，可是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教育的改良又变成了官员和富人的游戏，穷人则因低廉的私塾被废除又上不起新式学校反而无学可上，教育改革变成空话一场。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次教育改良还引发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投入了巨额经费，一直闹亏空的清政府财政压力更大，于是又将这部分财政压力转移到国民身上——赋税又加重了。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成效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冯济民补充说：“清廷的官吏们只关心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根本不考虑现实，想要靠这些清廷官吏去实施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恐怕只能做梦了。因此，改良教育和振兴实业固然紧迫，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公款私肥的弄虚作假，只有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才是唯一的出路！”

会议主题原本是讨论教育改革和实业振兴，一个纯属学术范畴的议题。不料，此时画风突转，话题直接由学术研讨转向了敏感的政治。

不过，这样的言论并非冯济民激情过度跑偏了主题，前面已经说过，这个会议之所以称之为秘密会议，是因为内容可能涉及敏感的时事话题，而实际上，如何推翻清朝统治才是他们今天要探讨的真正主题。事前虽未言明，但大家其实都已心知肚明，从选择这个秘密会场开始，这场会议已注定不会是一场单纯的学术研讨会，所谓学术研讨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至于冯济民为何啰嗦讲一大堆无关真正主题的话，一种可能是要试探与会的个别人，看看大家是不是一条心，毕竟谁也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只是在试探还没未出结果之时贸然进入主题，冯济民的警觉性值得商榷。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在为真正的主题造势，通过引出因果，循序渐进的推导出造反有理，以期更加坚定与会人员的信心。总之，我们可以做出“他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量”的任何猜测，但只要猜测能够合理的解释他的正确性就可以了，至于真实原因，恐怕也不必费心思追根溯源了。

因为无论如何，会议终究没有出什么差错，与会十八人全票通过了会议的最终决议：成立一个叫“新民社”的组织，广纳社员积蓄力量，寻求适当时机在海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在海南的统治。会议最终选举了冯济民、冯熙周为正副社长，其他十六人则紧紧的围绕在作为核心的该二人周围，组成一套领导班子共同主持社团的运行。

作为一家专门为处理海南岛本地业务而设立的“新公司”，新民社在远离海南岛的广州成立并开展业务，怎么看都有些先天不足，无论是发展海南籍社员，还是因地制宜的策划，亦或是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运作起来都多有不便。于是会后不久，他们便将社址从广州迁回了海南，并以琼州府城内的冯氏宗祠作为临时总部。

信仰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充满动力！因为有了信仰，小伙子们的积极性相当高，新民社一落地海南岛，他们便一头扎进了这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中，积极招收社员、积极筹募经费，竭尽所能发展社团的力量。因为工作热情高，他们的步子也迈得很大，在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把新民社的分社已经开遍全岛二州十一县（清代海南建制原为知名度比较高的三州十县，即儋、崖、万三州，十县则为琼山、澄迈、定安、文昌、会同、乐会、昌化、临高、陵水、感恩；1905年，清廷为方便黎区管理，将崖州升格为直隶州，领撤州为县的万县、昌化、感恩和陵水，故此时海南岛建置为二州十一县）。但毕竟是反政府的活动，难听点说属于见不得光，因此新民社的所有运作都只能秘密的进行，受此影响，尽管领导班子已经很努力了，但成果并不太理想，社团力量的发展比想象中要缓慢得多，社员发展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一百多号人。倘要发动反清起义，紧紧依靠这一百多人根本不可能成事。而按照他们这样的运作，要集结成一股足以抗衡海南岛三营清朝驻军的武装力量，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那么有没有捷径可走呢？还真有！正在为如何借道超车苦思良策的领导班子此时想到了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一个一直在秘密从事反清活动的地下组织——海南三合会。按他们的构想，一旦与海南三合会合作成功，海南反清组织的实力将得到质的飞跃。新民社对它有如此的期望，那么海南三合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合会”又称“三点会”、“天地会”，原是明末清初反清复明地下秘密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或者堂口，相当于“洪门旗下的三合堂”。何谓“三合”？天时地利人和也。几个世纪后演变成港剧中经常出现的著名社团、香港三大黑帮之首的“香港三合会”，就是这个组织的其中的一个分支。

明清交接换代那段时间，三合会相当活跃，闹得特别凶，清政府不胜其扰，时不时要清剿一番；在清朝进入鼎盛时期后，面对强盛的清军，自知无法抗衡的三合会选择了蛰伏。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其反清复明的政治纲领与革命派提出的驱除鞑虏主张契合，三合会像是突然获得了“地位合法”认证一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海南岛，三合会也是民末反清组织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支，其主要成员是一些破产的农民和无业游民。海南三合会自组建后曾发动过几次局部州县的武装起义，还策划过全岛范围的武装大起义，其中，发动的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在1854年6月。这次由会党首领苏大王和李家俊等人集合琼山、定安、文昌、澄迈、会同和乐会等县三千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还一度攻占了会同（琼海）县城。面对清军的镇压，起义军屡挫强敌，并坚持抗争长达四年之久；而最近的一次起义则发生在1905年3月，一个叫郑鸿名的琼剧武旦发动数百人在万州（万宁）掀起了武装暴动，虽然只坚持了半年，但却攻破了万州城，吓得万州知州连夜弃城逃窜，震动琼州府。

然而，由于农民武装起义的一贯局限性，加上起义队伍大多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战斗经验、领导者也缺乏小规模作战的军事指挥能力，因此，即便他们作战足够英勇顽强，也避免不了最后失败的结局。不过，三合会领导的起义都失败了，但组织并没有被消灭，形格势禁，他们从地上又转回了地下，继续秘密潜伏在海南岛各处，伺机而动。

新民社与海南三合会的对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合作的会谈相当成功。由于拥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两个组织相谈甚欢、一拍即合。鉴于三合会成员大多是小生产者，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组织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双方决定以新民社为领导班子组织策划，只待准备就绪便立即发动武装起义。

令人遗憾的是，在领导班子正专心致志的策划起义方案的时候，会党招收工作那边出现纰漏了。由于新民社为了迅速扩充实力，在招收的会党的流程上倾向于“多快好省”，只要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就算入社，至于什么家庭调查、政治审查等必要的程序一概从简或者基本不做。新民社的这一做法表面上确实迅速扩充了不少新成员，却也埋下了一个大隐患。这边新民会新社员的背景杂乱，而三合会那边更是提把菜刀就能入会，因此，会社中少不了混入一些混吃混喝的阿猫阿狗。这些阿猫阿狗入社后，既没有经过思想政治的反复洗脑，更没有历过“打死也不说”的训练考验，个别意志不够坚定的，在他人糖衣炮弹的攻击之下，终究还是成为了害群之马。

总之，虽然起义的策划是秘密进行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与近代大多数起义都提前泄露了消息一样，新民社与三合会正在联合策划海南岛起义的消息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泄露了。

其实，清廷早就注意到新民社的小动作了，之所以还听之任之，没有立即出手取缔，一是认为他们小打小闹成不了什么气候；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现任的海南岛最高军政长官、一岛之主——琼崖兵备道刘永滇对待革命的态度还是相对开明的。

咦？海南岛的一岛之主不应该是琼州知府吗？怎么突然冒出了个琼崖兵备道？

所谓兵备道全称为整饬兵备道，顾名思义就是整顿、整治军队的意思。最初的兵备道由明朝在边疆及各省要冲之地设置，主要负责辖区的军务，即管理地方军队并维持地方治安。不过，明朝的兵备道并非常设机构，而是根据需要设置一段时间，觉得已经没有了必要便予以撤销。清朝入主中原后，沿用了该机构的设置，但由明朝时的非常设机构改为了常设机构。明朝时期，兵备道的辖区一般只有一府，其长官道台的品秩与知府一样，同为正四品，按明朝文官节制武将的政策，兵备道受知府节制。到了清朝前期，兵备道的辖区由仅一府改为了一府或数府。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兵备道要受多个知府节制，如果这些知府之间的意见不统一，那到底听谁的呢？或许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1753年（乾隆十八年），清政府将知府降了半级，品秩由正四品调整为从四品，知府遂由原来领导兵备道变成了被兵备道领导。当然，兵备道的职责既是整饬军务，那么他们大多不会参与政务的管理，只有在特殊时期，兵备道才会接管政务，代理知府职务。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琼崖兵备道。琼崖兵备道是清朝时期全国八十多个兵备道之一，其辖区自然是琼州府地界。广东光复后，琼州知府畏惧潜逃，琼州府群龙无首，刘永滇理所当然要把管理琼州府的重任担起来。

好了，现在就请我们的这位清朝倒数第二任海南岛岛主，登场！

刘永滇，字滇生，湖南新宁人，生于1878年，是十九世纪的七零后。也许是天性聪明亦或是因其官二代背景，又或是其他的原因，刘永滇青少年时期就被清政府选为公派留学生，谴往日本留学，成为了一名预备海归。那个时代清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大多数进入日本武备学校，刘永滇大概也是这样一名军事学员，于是回国后便被提拔担任广西巡警道之职，不久后即调任琼崖兵备道。刘永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他的爷爷叫刘长佑，是湘军著名将领、晚清重臣。对于刘长佑，我们或可以不必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他，但有一件事却值得铭记。在甲午战争前，刘长佑曾不止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主动攻打日本从而一劳永逸解除日本威胁。倘若当时清廷准奏，清日战争胜负未可知也。他的岳父是曾任云贵总督、参加过中法战争的清末名臣岑毓英；他还有一个在清末时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二次革命时第一位站出来反对袁世凯的讨袁大元帅舅哥——岑春煊。

作为官二代的优势就是可以近朱者赤，其劣势则是近墨者黑。幸好刘永滇所近者偏赤，所以不至于偏黑。在刘永滇这三位高官亲戚中，岳父岑毓英这个人稍微有些特别，他有个前两位著名亲戚没有的优点——在政治的革新问题上，态度比较开明。岑毓英虽然是清政府体制内的封疆大吏，但因亲身经历过反抗侵略战争，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一味的妥协退让深感失望，一直希望朝廷能下定决心革新内政，故而对革新人士也比较宽容。刘永滇深受岑毓英影响，加之其早年曾留学日本，接受过新式教育，因而思想也较为开明，曾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一个革新志士。

但革新归革新，无论是岑毓英还是刘永滇，他们界定的范畴只限于现有体系内的改革更新，如果想要改朝换代，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新民社的闹腾，刘永滇一开始觉得不过是几个学生在闹书生意气而已，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是安排了一个叫郑南侯的人盯住他们，想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了一件事。不料新民社的动静会这么大，竟然还勾结上了三合会，这不是要逼他出手吗？刘永滇或许可以容忍有的新思想出现，而且在红线范围内搞些小动作也是可以的，但是动静闹得太大，还勾结反清复明组织，那就触碰到底线了。每个人都有底线，刘永滇也不例外，他外表可能像他所宣称那样是个革新志士，但其行为还是守旧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行事的普遍现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现状。

刘永滇最后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既然是敲打，说明性质还没那么严重，处理就轻得多。自命革新志士的刘永滇并没有给他们罗列其实有或者莫须有的罪名，然后予以剿灭，出手还是很温和的，既没有请冯济民等人到兵备道署的办公室喝茶，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家的集体旅馆，只是派人传了个口信：你们闹归闹，别把性命开玩笑，象征性的做做样子就差不多得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后果自负！

收到刘永滇的口信，冯济民等人才后知后觉，至此方知事情业已败露，情急之下，他们并没有顶住压力，没能做到能屈能伸，没能像三合会一样转入地下继续活动，而是采取了毁尸灭迹的方式，直接注销了公司——新民社解散了。新民社解散了，没有了主心骨的三合会自然也无法继续完成这件艰巨而伟大的未竟事业，这场虎头蛇尾的起义就此宣告流产。

虽然，冯济民等人心怀着远大理想，但是他们现在还不是信念坚定的人，还没有形成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心和拥有为革命的成功而勇于献身的必死信念，因此，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们还年轻，他们还需要成长，他们的未来还是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