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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变是文宗朝以李训、郑注为首的朝官在文宗的支持下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的一场生死大搏斗。结局是李训、郑注彻底失败，横尸阙下，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气焰更加嚣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1、郑注、李训二人的除宦计划

从史书所记载的有关“甘露之变”的谋划、实施经过及其失败的过程来看，李、郑二人有着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则具体反映在二人的除宦分歧上。

从郑注在政变之前制定的“浐水之葬”计划来看，郑注是企图将尽可能多的宦官引入受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再一网打尽的，在这个计划中，郑注要除掉的宦官是尽集于浐水“内臣中尉以下”且“使无遗类”，也就是说。

他确实是，或者至少是想把大部分重要（高品）且较有权势的宦官全部铲除的，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他就不仅可以得到往日宦者的权势，又可趁功高显赫之时，使自己入相掌权。

但李训所布置的计划则与郑注有很大不同。

其中，由文宗下令引入金吾左仗院去察看甘露的宦官，自然就是李训企图要剪除的对象。那么，进入左仗院的这些宦官，究竟是大部分宦官还只是个别宦官显贵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对此，史书中所记的亦不外是“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或“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或“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帅诸宦者”而已。

众所周知，在中晚唐时期的宦官权力系统中，左右军中尉与左右枢密使合称为“四贵”，都是宦官集团的首领，位高权重，自然属于宦者显贵之列，也就是说，李训只是企图剪除宦官集团中的显贵者而已。

而且对于宦官来说，观看甘露也只是上朝后的临时决定，而非事先安排，没有也不可能让众多的宦官都前往左仗院去看个究竟，更何况，当时的左仗院毕竟地方有限，也绝不可能容纳得下太多宦官。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李训与郑注在除宦的具体问题上，确实存有很大的分歧，问题是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事实上，在除宦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不久，李训与郑注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有所显露，随着二人职务与权势的提升，彼此之间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李训“虽为郑注所引用”，后来他的权势却超过了郑注。

郑注则相形见绌，任相无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郑注主动请求外放，出镇凤翔。之所以要选择凤翔：

一来是因为郑注曾担任过武宁镇、昭义镇等节度使之僚佐，拥有在地方藩镇任职的经历，便于谋划行事；

二来则因为凤翔不仅是唐朝抗击西北边疆劲敌的前哨，而且一度还成为西京，地位崇重，当时只有德高望重、才兼文武的人选才能出镇于此，是所谓“宰相回翔之地”，因此郑注出任如此重镇，对于他实现出将入相的意图很有帮助。

并且，郑注在赴镇的过程中，还进一步网罗了一批幕僚，为自己组织扩充私人力量。

可见，在“甘露之变”爆发前，李训与郑注已经各自拉拢并培植了一帮亲己势力，李训的势力在朝，郑注的势力在野，因此，两人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实施自己制订的除宦计划。

由于两人的权势以及所面对的政治形势并不一样，因而除宦的目标自然有所不同，这就是导致两人在除宦过程中出现较大分歧的深层根源所在，而旧史上记载的所谓两人出于争权邀宠之意图从而导致除宦计划失败，则只是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而已。

2、李训为何注定必败？

“甘露之变”是李训企图进一步增强其权势的意图，与这种意图面临着体制上的束缚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一场权力冲突。

由于中唐以后，特别是文宗即位以来，政治中枢内部的几大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彼此制约、分职合作的动态平衡权力格局，正是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使得整个中枢行政体系能够正常持续下去。

在如此政治格局之下，政治中枢内部的任何一派势力都不可能拥有独大专权的条件或基础，反而是总要受到其他势力或多或少的约束，以便处于政治权力核心地位的皇权可以比较容易居中驾驭围绕在其周围的各派政治力量，从而使得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这样的政治格局，应该说，是与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也是符合皇权运作之普遍规律的。

问题在于，李训企图强化自身权势的愿望，恰恰是与这种政治格局尖锐对立的，换言之，李训发动“甘露之变”企图夺取内廷宦官权力的这种举动，就已经不仅仅是要与宦官集团作对这么简单了，而是在与整个政治体制为敌，其实质则是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上。

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反思“甘露之变”，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到李训、郑注(及其极少数的追随者）的冒险之举，实在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其所以最终惨败，亦属情理之中了。

其实，如果我们从当时政治中枢的权力配置之角度来考察，也不难发现，李训等人在发动“甘露之变”前，整个政治中枢权力的配置已经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况。

政变前，李训等人先是利用宦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将王守澄等一大批老资格的权宦铲除，这些权宦先前，大多担任过神策中尉和枢密使等北司机构中的显职，而且都是实权派人物，尤其是在大和以前曾积极参预政事的枢密使一派势力大受抑压，权势顿减。

然而宦官中掌兵的神策中尉势力，则尚未受到明显的削弱，毕竟，在打击老资格的宦官时还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

在翰林学士院中，李训、郑注由于倚仗文宗的宠任，尽管名义上只是翰林(侍讲)学士，但事实上其权势已经凌驾于其他诸学士之上；在此之前，李训与郑注等人又在文宗的支持下，利用外朝官僚朋党之间的矛盾而将牛、李两党的主要官员一一斥逐，并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及趋附者。

如此一来，整个政治中枢内部以李训为首的翰林学士一派势力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对手可言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掌握着中央禁军统率权的神策中尉。

这也就意味着，李训等人此时很快将要面临与神策中尉发生直接冲突的地步，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决一死战，看看最终鹿死谁手了。

3、挑战宦官集团的代价

李训等人要对付的神策中尉毕竟与其他政治势力不同。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神策中尉无权过问政治，但由于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实力不容小觑。翰林学士或宰相均不直接掌握军权，尤其是无法调度中央禁军，统率禁军的神策中尉在武装实力上毕竟还远高一筹，更何况，中尉所统率的神策军是唐代后期由中央直接支配，并且也是整个朝廷赖以生存和巩固的重要武装力量，更是用来保证皇权之独一无二和不受侵犯的基石。

任何势力如果要同神策中尉(及神策军)作对，实则等于将自身摆放在皇权的对立面上，与皇权为敌，最终难免要面对自取灭亡的后果。

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李训也已经无路可退，必然要将神策中尉势力作为下一个开刀的对象，如此一来，李训就无异于将自己一步步逼进无法自拔的深渊，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李训自己就算想全身而退，事实上也是不可能了。

更为要害的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实不容忽略，那就是在李训等人对其他诸如外朝的宰相、内廷宦官中的枢密使等政治势力，进行一系列的打击以后，已经开始破坏了政治中枢的制衡机制。

本来，中唐以后，由于整个统治阶级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以便继续维持专制统治，皇权选择了强化其家奴——宦官的权势来实现这一目的，从而形成了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制衡局面。

然而，单纯这样做也极为容易引发宦官的专横，进而威胁到皇权本身。

因此，皇权此后也相应地强化了翰林学士的权力，借以同时牵制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权力，后来又进一步设置了枢密使，在宦官集团内部进行了分工，将主政与典兵截然分开，使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也实现了互相牵制的效果，以防止其权势过重，而再度出现难以驾驭的局面。

到文宗继位以后，最终在此前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政治中枢弹性制衡机制。但到了大和末年，政治中枢内部的内廷权力过度地强化，特别是翰林学士的势力膨胀太甚，先后打击了外朝的官僚朋党集团与内廷宦官集团中的枢密使势力，甚至连神策中尉势力也受到了相当的压力，整个政治中枢的权力中心开始向翰林学士势力倾斜。

在翰林学士的权势得以不断膨胀的同时，在宦官集团实力派中硕果仅存，实力却是最为强大的神策中尉势力也渐渐变得越来越不受约束。

从表面上看其权势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实质上却慢慢摆脱了原先可能对其实行制约的各种权力因素，故神策中尉势力反而更容易任意妄为。

相比于当日风光一时的翰林学士势力而言，神策中尉势力其实更有资格和实力，去进一步打破先前那种，由弹性制衡机制所决定的政治局面。

而且一旦如此，则他们对这种制衡性机制的破坏力度，比起翰林学士的所作所为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打击“元和逆党”与外朝朋党的过程中，李训等人尽管短期内获得令人震慑的权势，在政治上得以逞一时之快，却忽视了他们剩下的唯一对手——神策中尉也会因为其他政治势力的一时衰减，而渐渐摆脱了原有的相关约束，从而使得他们一旦采取武力反扑并为所欲为之时，就很难再有其他拥有足够力量的政治势力，站出来与其抗衡了。通过观察“甘露之变”后的政治恶果，便不难发现这一点。

因此，李训等人从表面上来看虽然风光无限、权倾一时，但实际上早已站在风口浪尖上，其权力基础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薄弱，离其败亡自亦不远矣。

4、李训为何抢先发动政变？

试探李训等人之败，固然是由于体制上的制约因素所致，其直接败因，却与政变被提前发动不无关系。

那么，李训何以要在朝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风险，临时提前数天仓促发动这场政变呢？

关于这一点，旧史亦有涉及，并将其归咎于李训与郑注之间的矛盾，认为是李训由于担心被郑注抢去除宦的头功而故意撇开郑注并提早行动。

若果真如是，则事变的悲剧仅仅只是由于李训与郑注之间的个人矛盾所造成，也就是说，纯粹的权力之争，导致了李训与郑注等人的政治悲剧。

应该承认，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对于处在国家核力中心周围的人来说，发生权力斗争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大惊小怪。

然而，这是否就是事实的全部，或者说，在这一历史现象之下，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也还是可以再商榷的。

“甘露之变”的爆发，与唐代历史上其他任何一次的政治斗争，均没有本质上的太大分别。在大和末年前后之政治中枢内部所发生的各类权力之争，则明显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李训与郑注在经过前一阶段对“元和逆党”和官僚朋党的打击后，其权势亦得以急速窜升，先后晋升至朝廷显位。

并入为翰林(侍讲)学士，成为皇帝的近密私臣。在“甘露之变”爆发前，李训与郑注尽管均以翰林而显达，然而李、郑二人的际遇又表现出较大差别。

李训因为较多地受到文宗宠信，并且很快就出任宰相之职，风头一时无两；相反，郑注则只能在李训的权势阴影与压力之下求为外任，出镇凤翔。

出现这样的情形，应当与郑注那不甚光彩的“前科”有很大关系——由于郑注以前曾经与权宦王守澄等交往过密，又参与过陷害宋申锡的阴谋，故文宗虽然出于权术与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不得已而任用郑注，内心却未必就真心宠信他，反而时刻对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尽管郑注对于宰相之位垂涎三尺，文宗却始终没有让其出任相职的意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训。李训虽然是由郑注提携，但权势窜升之快较之郑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早早就被文宗提拔为宰相，并且在朝廷之中培植了一帮附己势力。

相比之下，郑注实在是大为逊色。

这样一来，大和末年参与除宦行动的两位中坚人物，此时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同的政治体制权力配置角色之中。

尽管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郑注仍旧不甘心就此屈服，而是采取以退求进的策略，上表请求外调出任京西北重镇凤翔节度使，又在出镇之前与李训商定了一个彻底铲除宦官，“使无遗类”的“浐水之葬”计划，试图将除宦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阻止李训独占大功。

倘若此计可成，则郑注必为除宦政变之头号功臣，毫无疑问会凭借此大功而出将入相，一举取李训而代之，实现梦寐以求的权势而成为权倾一时之人物。

可惜，郑注的如意算盘因为李训撇开原先制订好的计划，突然提前单独行动而最终落空。

“甘露之变”爆发前夕，李训贵为宰相，又身兼内廷与外朝双重职权，其权势在当时政治中枢内部几乎是无人能及，而郑注则成为京西北重镇凤翔的节度使，尽管短时间内其权势难以和李训相提并论，但凤翔节镇毕竟是唐朝抗击西部劲敌吐蕃的前沿重地，非年高德望的勋臣不可出任，是所谓典型的“宰相回翔之地”。虽然名义上为地方藩镇势力，但与唐朝中央的安危休戚相关，因而对政治中枢有着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郑注外出为节帅，不过是一个以退求进的策略，实际上依然可以给身在朝中任相的李训带来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影响，毕竟像凤翔这样既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又具有特殊政治与战略地位的近畿军事重镇势力，要直接介入中枢政局内部的权力斗争，亦非难事。

对于这一点，已高居宰相之位的李训不可能不清楚，因此，如何摆脱并消除来自郑注所施加的种种威胁，就成了他在巩固已有权势时所不得不考虑的严重问题。

换句话来说，在政变之前，李训与郑注之间所产生的明争暗斗，其实体现出的是相权与方镇节帅之间的权力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态。

在“甘露之变”前夕，李训与郑注二人所处的权位与政治立场，以及郑注外任重镇凤翔之举，即可知郑注的确是企图以退求进，极力争取除宦行动的主动权，以便将来能够在中枢政局的斗争中抢占先机，为进一步夺政治中枢的显赫权位铺平路。

至于早已掌握了内廷与外朝大权的李训，自然也不甘心坐视郑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进而威胁到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势，但由于当时的形势尚不允许二人公开决裂，因此李训只能利用自己已任宰相且拥有实权的有利条件，暗中压制郑注壮大其势力的意图。

然而郑注亦非省油的灯，对李训之相关意图自当了然于胸，故除了对李训为其所选之人全盘接纳以外，又另外选用了妻兄魏逢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勇而多谋”的魏弘节，亦“为注所辟”，因而郑注在出镇前其实已经在人力上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再加上由于郑注对李训并不放心，还让心腹魏逢往来于凤翔与京师之间，以便于和政治中枢保持着密切联系。

郑注的这招借力打力之策，以及在其赴镇前与李训共同制订的“浐水之葬”的除宦计划，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李训企图压制郑注的举动几乎全部流产。

那么，对于李训来说，接下来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尝试撇开郑注，冒险提前起事并由自己单干，主导发动除宦的政变，于是震惊一时的“甘露之变”，便被迫在很多人事先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提前爆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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