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裆裤”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评价

（1）“连裆裤”关系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十年“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银行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对于特定时期稳定金融物价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政府留下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工人大量失业，部队仍在前线扫清残敌，开支浩大，而各地财税政策尚不统一，收入组织缓慢，新生的国家政权还不巩固。当时财政银行体制的运行，使得中央能够果断采取统一的财政经济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稳定金融物价，使国家财政经济形势得到好转。到1951年，国家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并略有结余。财政银行“连裆裤”关系为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打击投机资本、支援抗美援朝、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历史功绩（项怀诚，2006, p.98）。

②推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机制，财政银行“连裆裤”体制的这些特点，使得国家能够避免资金的分散和消费性使用，最大限度集中国家的财力与物力，筹集巨额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优先发展了重工业，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把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初具规模，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项怀诚，2006, p.99）。

③发展了各项社会事业。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财政运行机制，举办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有事业单位体系，几乎覆盖所有的社会事业领域，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条件，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2）“连裆裤”关系存在的弊端。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不断迅速发展，经济关系日趋复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高，财政银行的“连裆裤”关系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弊端。

①银行功能异化。一方面，此期间的人民银行兼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承担多种不同的金融功能，从而不能集中精力致力于制定与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功能异化，不再起“银行的银行”的作用。另一方面，银行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银行表面实行经济核算，但只限于成本核算和收支平衡，不自负盈亏，没有盈利的任务和目标，金融业务单一，自主性和自我约束力都不足。同时，银行运行采用国家机关的管理模式，利率不是主要的考核指标，因此银行对所贷资金的盈利性并不关心，信贷资金投资效率逐年下降。银行业越来越失去自身应有的特性，还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和内在的推动力（陈柳钦，2007）。

②缺乏激励机制。“连裆裤”体制的特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政府职能过度膨胀。财政取代企业微观决策职能，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等级中，不仅自主的权利很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压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武力，2003）。

③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在传统体制下，基本建设支出居财政支出的首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40%。财政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投资主体，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对国民经济运行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没有突破财政按国民经济计划无偿拨付基建投资的模式，建设银行几经沉浮，也只是专门办理财政基建拨款的部门，虽有一定监督功能，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相去甚远。这就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权责利脱节，缺乏内在的投资约束机制。基本投资项目由计划部门审批、立项，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部门按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国家预算，安排基本建设支出，将资金拨付给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根据审批的基建计划，为建设单位提供资金，并监督资金的使用。建设项目成功，皆大欢喜，一旦失败，计划、财政、建设银行很难单独承担责任。统收统支下的建设部门、单位，更没有基本建设投资风险之虑。因而争项目、争投资、基本建设规模失控，成为“连裆裤”体制下的顽症（项怀诚，2006, p.93）。

④流动资金挤占过多。在统收统支体制下，企业没有留归自己支配的可用于生产方面的资金，扩建和更新改造要靠财政拨款，流动资金则是由财政和银行“双口”供应。但流动资金的需求一直不怎么受到人们的重视，似乎它具有可以极大地加以压缩的可能性。但是一定期间的流动资金需求是一个不能不予以满足的确定的量，不论是不是实行“双口”供应，也无论“双口”供应中按什么原则划分各自供应的比例，最终都要供应到这个确定的量为止。在编制计划时，当发现财政可能增拨的流动资金数量和银行可能提供的短期贷款数量不足以满足这个确定的量时，就应当相应压缩其他支出，以保证实际上不能不予以保证的流动资金的供应。然而，过去的实践往往是在这方面留下缺口。流动资金的供应安排往往不够充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固定资金方面的需求，部分是靠压缩流动资金的供给来满足的；流动资金还存在着企业直接被挤占的现象。由于财政往往是在各项支出安排后剩多少钱就拨给流动资金多少钱，所以缺口事实上不能不由银行补足，而不论由此是否会引起银行信贷的过度投放。如果引起了过度投放，那自然就意味着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遭到破坏。或许可以说，在统收统支体制下，综合平衡主要就是从这点被突破的（黄达，2009, pp.236-237）。

⑤缺乏规范化、法制化。财政银行“连裆裤”体制在规范化和法制化方面有明显欠缺。30年间的财政运行体制变动频繁，截止到1978年，财政分配领域还没有一项国家的正式法律，银行的职能一直缺乏法律依据，业务均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依靠行政法规来调节，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些都不利于形成清晰、稳定的制度体系和提高经济效益。

⑥结合过紧。旧的“连裆裤”体制按照集权原则，强调了计划、财政、银行的三位一体，把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强行捆在一起，互吃“大锅饭”，忽视了两种手段各自的独立性和资金运动的特殊规律性（周建松，1989），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发挥其自身经济杠杆作用的渠道和范围。一方面，许多该由银行信贷和利息起调节作用的资金划分给了财政，结果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拨款的无偿性，企业普遍患了没有偿还观念、周转观念、利息观念和时间观念的“投资饥饿症”，从而大大降低了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卓然，1986）。

⑦缺乏制约。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生命力在于既能相互作用，又能相互制约。但是，旧体制在耦合过紧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制约力。一方面，财政和银行缺乏明确的资金上限，无论是财政拨款于银行，还是银行上缴财政，都没有明确的数量界限，时多时少。从银行上缴利润来说，1958—1971年上交50%,1972—1974年上交20%。另一方面，无论是财政使用银行资金，还是银行使用财政资金都没有资金使用上的责权利。财政增拨信贷基金，弥补信贷收支差额；银行占用财政性存款，财政挤占银行资金，都不付费付息。这种无偿使用，即吃“大锅饭”的资金体制，严重地违背了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要求，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如下循环：财政赤字—银行借款—财政挤银行，信贷不平—财政追加—银行挤财政。两种形式运行的结果，都会导致银行增发票子。因此，在国民经济中，无论哪一环节失控，都会以增发货币、牺牲市场为代价来“解围”（周建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