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中原近三百年，清代帝王是如何重塑“大一统”的？

自秦王扫六合以来，历朝历代都以实现大一统为最高目标，而每个大一统王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高光时刻。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因为他们始终面临着少数民族立国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

鉴于蒙元统治者的粗犷式统治迅速崩坏，清朝统治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在儒家正统的解释框架内发展了“大一统”观念，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接续到了汉唐之上。

那么“大一统”的观念到底是从何而来？清朝又是如何重塑了“大一统”观念？新的“大一统”观念又有什么特殊之处？

什么是大一统？

“大一统”的理念可以追溯至三代时期，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这种思想萌芽。夏所实现的形式上的统一，打破了远古时期的氏族血缘关系，让相同地域的居民逐渐有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夏”、“诸夏”、“华夏”等概念也逐渐有了文化和地域上的双重内涵。

据《尚书·禹贡》记载，商朝就已经开始从血缘和地域双重因素上区分“夷”和“夏”。至迟在西周建立“礼乐”制度之时，一个以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族群为主体、融合多民族在内的华夏民族就已经正式形成。

自此以后，“大一统”观念的一个核心“正统”，就有了新的色彩。周人把洛邑视为天下的中心，认为控制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才算得上“居中国”进而实现“大一统”。

更为重要的是，“德”被视为“正统”的基石而非权谋，这是“大一统”理念能够成为一整套学说的深厚根源。

而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战争往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一过程一方面加剧了“夷夏”之间的对立，但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具有“夷狄血统”的楚、秦等诸侯无论是在外交表达上还是内部的执政思路都以华夏自居。

“大一统”这个词，最早明确地提出由孔子在《春秋》中，他主张尊崇一个统治者，万事万物皆统于一，“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此‘大一统’之义也。”

道家、儒家、法家虽然主张各不相同，但是也都认为天下应该归为一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华夏族的族群认同。

作为一种观念，“大一统”首次在实践中得到实现是在秦统一六国之时。始皇帝以“先国后家”代替了西周的“先家后国”，书同文车同轨，这大大提升了华夏族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而非狭隘的地缘血缘共同体的凝聚力。

观念原本只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这种力量随着理论的精深而日益增强。秦依法家治国，苛政重刑结果二世而亡。

汉在反思其经验时，注重除了军事与行政手段之外的“软实力”，即为政权合法性背书的理论构建。

最终，在吸收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与谶纬学的对“正闰”的界定之后，董仲舒重构了“大一统”理论，并最终将这一理论系统地确立起来。

这个“大一统”理论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强调政权更迭的合法性，例如，秦始皇以“水德代周而行”，确立自身政权取周而代是顺应天意。

二是“华夷之辩”。从这里产生出了张力，在汉初，董仲舒所倡导的是“王者兼爱四夷”，受其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一系列的谱系追溯，提出了夷夏同宗同源的学说。

而班固在修《汉书》的时候，却体现出了“华尊夷卑”的态度，这种观念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诸族同源”与“华夷严分”在古代历史中纠缠着前进，争论从未停息。

之所以无法停息，是因为很快这一理论就要面对现实的冲击。

汉亡之后，天下分裂，至西晋获得短暂统一，然而就算不提西晋得国手段是以权谋政变而非“德”，单是其统治的时间如此短暂就足以动摇其“正统”地位。

东晋更是在修史时一度改变西晋陈寿以来奉“魏”为正统的做法，改奉“蜀汉”为正统。这是因为“王者居于天下之中”局面被打破，北方盘踞的是曾经被视为“夷”的胡人政权。

而在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后，往往公开宣称自己是“华夏后裔”，指责偏安南方的政权是“夷”，同样的南朝也将北方的政权称作“伪”政权。

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其间还夹杂着佛教传入、借着融入儒家以保全自身的契机充当民族融合的中介等事件。

唐朝提出了“唐承汉制”的激进口号。但是这样一来，就否认了从三国以来至隋唐的王朝更迭的合法性，甚至出现了“绝统说”，这实际上对于“五德始终说”是一个挑战。另外，佛教的兴盛也给儒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因此，唐代的“大一统”理论发展出了新的特色。在华夷之辩上，超越了“华夷之分”走向“华夷一体”。

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皆为“中华”，皇帝实际上作为“天下共主”来保持与周边民族的和睦关系，这样就承认了南北朝时期的所有少数民族政权。

纵观有唐一朝，可谓是将中华民族最开放包容的气象全部呈现出来了，有大量的周边少数民族居住在唐两京之内，甚至是西域的胡人以及中亚的波斯人。

而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除道教之外，佛教、景教（基督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都可以自由地传教，吸纳信徒。

这实际给儒家学说带来了很多挑战，因此除了“华夷一体”之外，唐代“大一统”理论一个推陈出新的创建是推出了“道统论”。

韩愈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一个体系，在“君本位”之外开创了另一条正统之路，就是“道本位”。

将一些形而上的追求推至世俗层面之外，将人们的认同由政体认同逐步推进至文化认同。

韩愈的“道统论”很快受到宋儒的推崇，原因在于两宋时期都面临着疆域的困境，尤其是南宋。无论三代还是汉唐，基于地域讲“中华”都是无需多疑的，但是这却成了宋最耻于谈论的前提。

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部分或全部地丧于“蛮夷”之手收不回来，且无论是辽、金，还是西夏，都因为自己处于“夷”的位置而继承唐时的观念，在心态上是与宋平起平坐的，甚至在对儒学的阐释、科举取士、诗赋书画方面都不弱于宋。

因此宋儒不断地推进“道统”，终结了“五德始终说”这种虚幻的德运，将德行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尺。

这在客观上淡化了“华夷之辩”，更多的从主政者的文化与德行方面来判断王朝的正统。虽然目的是为了以此来证明宋政权的合法性，但这一理论也被元明统治者广为接受。

但从主观上来说，为了应对辽金对于正统性的争抢，宋自欧阳修以来就形成了狭隘的“夷夏分别”天下观。

在长江以南，朱熹借“天理”而将“华夷之辩”固定下来的做法。

元代统治时间较短，同辽金一样，元代对于“华夷之辩”竭力地淡化，而且由于其统治疆域十分辽阔，元统治者提出了“四海一家”，建立起草原与农耕的二元帝国。

明朝的实际控制疆域与传统的中原地区吻合度极高，虽说太祖与成祖都有恢复忽必烈时期疆域的抱负，因而对正统论与华夷之辩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在明代士人中却始终有着极强的保守观念。

明初的方孝孺、明末的王夫之、黄宗羲，都对“夷夏之别”极为重视，所谓“夷夏之防”不可逾越。

他们将儒家的“道统”作为“正统”的重要衡量标准，区分开文明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文明程度较高的汉人政权，形成了一种更具文化特征的较为狭隘的“大一统”观。

清朝如何重塑“大一统”？

在清朝建立的前期，横亘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大一统”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经过历史的波折与辗转，最终形成一种较为紧张的“正统观”和“华夷之辩”观念。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清朝可用的理论资源其实并不少，汉唐时期的华夷观都曾为其提供过相对比较包容的基础。

但是清的情况仍然不太一样，汉唐始终是汉族处于主体地位，宽容的民族政策来源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而清朝的统治民族则始终是满族，甚至到了清末汉人都不能完全被信任。在面对汉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的时候，清统治者必须对“大一统”观念进行重塑与推进。

首先是更加强调“道统”，加强文化认同从而淡化身份认同。许多读书人认为满族人是落后的、不知礼节的，这与满清入关之后纵兵劫掠、大肆烧杀有关，尤其在清军在扬州、嘉定等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夷狄异类，置为禽兽”这种观念更是甚嚣尘上。

面对这种情况，清统治者选择了较为聪明的做法。先是承认明朝的诸位帝王，以获得自身在“政统”上的合法性，其次就是尊孔，在“道统”上弥补自身少数民族以立国的先天劣势。

从顺治皇帝开始，满清的统治者就开始严格按照传统王朝的规定去祭祀孔庙，甚至祭祀的礼节与规模也远超前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恢复对孔庙的祭祀是为了安抚消弭汉族的读书人的情绪，同时展示自身的正统地位。

除此之外，清统治者也更加重视经筵日讲，这是历代帝王主动接受儒家文化洗礼的重要方式，担任“帝师”的也都是当世大儒。清统治者的重视，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多的是认真吸取学问的真诚姿态。

但是从本质上讲，清代的经筵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清统治者接受经筵日讲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将自身形象塑造成为“道统”与“政统”完美合一的儒家“内圣外王”的圣君形象，所以经筵失去了向帝王灌输知识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帝王输出自身学术的场所。

据学者研究，由于清代前期帝王皆对儒学深入浅出，清代反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地道的以儒家为正统的王朝。

而统治者也借着这种地位掌握了对经学的诠释与修订，这是打破“华夷之辩”观念的核心，也是确立自身正统地位最有效的手段。

在清建立八十年后，发生了“曾静案”，曾静很难接受异族的统治与满洲易服的压制，曾“屡叹先朝衣冠文物”，并鼓动川陕总兵起兵造反。

雍正帝在得知之后，将曾静押解回京，并未立刻处死，而是展开了对于经学义理的问答，从学术上使曾静折服。

针对曾静所提出的“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雍正强调说“君臣为五伦之首”，将君臣关系置于传统的父子关系之上，利用天命解释君王的正统地位。

而对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雍正解释道：“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

这种主张是蛮夷用中国之礼即为中国人，以此来解构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辩”。后来这场问答被编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又派曾静到江南等地讲学宣传，达到了从儒家内部瓦解、重构“夷夏之分”的作用。

其次，仅通过解构“华夷之辨”的思维，尚不足以完全重塑“大一统”观。因此，清朝统治者还确立一套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惟一评价体系，从而掌握了“正统”话语权，从根本上解决立国合法性的问题。

以“地”建“统”的核心要义是“远超前代”，清统治者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一点。顺治元年，清朝“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然后迅速接管明朝的疆域，汉地十八省，加上入关前已经统一的东北以及归附的漠南蒙古，疆域基本已经与前代齐平。

但是光齐平还不够，甚至哪怕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版图中，也才堪堪可以与汉唐所媲美。要实现“远超前代”，光做这些还不能为以“地”建“统”提供足够的合法性。

因此清统治者一方面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以达到对边疆地区的实控效果。

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疆域取得方式的“德性”，并将汉唐对疆域的获得方式打上“武取”这一带有野蛮色彩的烙印。

康熙首先拿长城开刀，因为长城是历代防“夷狄”的天然屏障，其在士人心中的心理隔绝作用远大于实际上的地理隔绝作用。

为了把漠北蒙古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康熙对“长城之外非中国”这种狭隘的观念提出批评，认为守国之本在于德，尽管汉唐宋时常修理长城，但是边患却从未断绝过。

而清军入关之后修德安民，民心甚悦，再无边患，因此疆域以“德”获取才是顺应上天的。

到乾隆时期，清朝重新实现了对新疆的控制，以及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疆域的鼎盛。于是着手编纂《大清一统志》，弘扬自己的疆域之“广”以及获取方式之“德”。

用一种膨胀的态度将自己放置在历朝之上。不得不承认的是，清朝对我国的疆土确实有着重大的奠基作用。

最后，在“以地建统”之外，清统治者还构建了新的“四夷说”，淡化了自身作为“夷”人的身份，将日本、俄罗斯、西洋诸国、菲律宾等国家称为新的“四夷”。

这仍是在儒家的体系之内所构建的“华夷之辩”，只是传统的“夷人”与“华人”已为一体，不再分彼此。

雍正为“华夷之辩”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只有在多政权时期才存在“华夷之辩”，当“大一统”的局面实现时，“华夷之辩”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在清入关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对于“夷”的使用都讳莫如深，在官方修的《明史》中都把《四夷传》改为《外国传》。

但是在淡化“夷夏之防”的观念时，“大一统”秩序也相应地被破坏了，所以必须重构新的“华夷观”。

传统的“四夷”已经成了帝国的一个省份，与内地各民族混杂在一起，不分彼此了。而随着地理与航海的的发现，新的“四夷”被构建起来，东夷是日本、西戎为中亚哈萨克与西洋诸国、北狄是俄罗斯部落，南蛮则是暹罗、爪哇、吕宋等国。

“中国”与“外国”的区分代替了传统的“华夷之分”，“大一统”观念在儒家的框架之内被发挥到了极致，而新的假想敌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这一假想敌在清末还成为了现实。

这就是清重塑“大一统”观念的过程，清朝是我们国家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他榨干了儒家与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丝活力。

我们要承认其对于中国疆域与多民族融合的贡献，但“大一统”观念——作为儒家“天下大同”理想的衍生物，仍旧具有极强的潜力值得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