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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24年，为了安抚希腊人，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会议。

奥地利帝国参与了圣彼得堡会议讨论，但倾向于将希腊问题搁置并阻止达成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的驾崩并没有让局势发生丝毫改变。沙皇继任者尼古拉一世表示，他愿意在多瑙河公国和希腊边境规范问题上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友好协商。

多亏了奥地利帝国的干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奥格斯堡公报》写道：“那些致力于扰乱公众安宁的叛乱者的希望破灭了。

君主应该联合起来，粉碎任何形式的革命，要放弃暂时的利益，坚持神圣联盟体系。任何偏离此路线的政治家都是王权和人民的敌人。

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家，多年来，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主持的那些明智的会议一直都在维护欧洲的和平。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始终忠于自己，尽管遭到敌人的攻击，也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回再次挫败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

但就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获得认可并享受这些赞美之词，并相信自己控制了欧洲时，俄罗斯帝国与英国的计划让他惨败。

1826年4月，英俄两国在伦敦签署了《伦敦议定书》，同意为希腊人的利益干预冲突。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因其政策含糊不清，在东欧贸易中大大受挫。

希腊海盗袭击了奥地利帝国的商船，仅1826年一年就掠夺了二百艘奥地利商船。英国认可了希腊海盗的掠夺行为；奥地利帝国尽管对此未表态，不过，至少不得不承认希腊有权扣押载有战争违禁品的奥地利商船。

1826年7月，法兰西同意了《伦敦议定书》。就这样，英、法、俄三国将舰队派往地中海以支援希腊。

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希望遭受致命一击。欧洲坚决拥护希腊人的革命事业。

1828年，俄土战争爆发，维也纳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奥地利帝国确信俄罗斯帝国对希腊革命的支持，因此，弗雷德里克·冯·根茨写信告知第三代斯坦厄伯爵普查尔斯·斯坦厄普，说尼古拉一世将向君士坦丁堡推进。

但奥地利帝国既没有财力，又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盟友来阻止事态发展。就连法兰西人也对奥地利帝国怀有敌意。

法兰西国王查理十世宣布，如果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向奥地利帝国发动攻击，他会静等战果，但如果奥地利帝国发起攻击，他便会立即还击。然而，俄罗斯帝国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1829年9月，俄土战争结束，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了《亚德里亚堡条约》，该条约承认希腊独立，承认多瑙河公国归俄罗斯帝国管辖，从而大大损害了奥地利帝国的商业利益。

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亚德里亚堡条约》 对奥地利帝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失败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维也纳内阁的威望受损，其在欧洲的大部分影响力也丧失了；毫无疑问，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完全不需要依赖奥地利帝国。

在外交界，维也纳政治家的狭隘思想受到公开谴责。因此，想要赢得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好感，只需公开反对现代的开明思想就够了。

1821年，里斯本颁布了一部宪法。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认为这有辱奥地利帝国的尊严。

即便里斯本在遥远的大西洋沿岸，弗朗茨二世也认为这部宪法是一种威胁。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理解1830年7月那场革命在维也纳引起的恐惧。

波兰发生的事给奥地利帝国带来的危险更直接。在维也纳会议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抗议将华沙公国割让给俄罗斯帝国，而此时此刻，奥地利人因土耳其战役对俄罗斯帝国产生深深的怨恨。

为争取民族独立，加利西亚人兴奋不已；由于害怕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匈牙利人便称国家的未来会因莫斯科民族的发展而受到损害，因此，要求干预波兰的起义。

斯拉夫人则因本种族之间的冲突而感到不安。甚至连一些德意志人，要么是有自由主义倾向，要么是因为宗教信仰，都更支持波兰。与对希腊问题的政策一样，维也纳内阁对波兰问题的政策也模棱两可。

维也纳内阁派一支奥地利军队驻扎在加利西亚边境，以防波兰叛乱分子进入奥地利领土，同时防止武器被运至波兰。

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依然留在华沙，普鲁士王国则撤回军队。从外交礼仪角度来看，普鲁士王国的做法是正确的。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并没有宣布他打算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镇压波兰叛乱分子。在《奥格斯堡公报》中，弗雷德里克·冯·根茨甚至同情这些叛乱者。在维也纳政界，一位奥地利大公甚至在谈论波兰的王位问题。

当波兰人民起义达到高潮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调解，但立即遭到拒绝。俄罗斯帝国对待波兰就如同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一样。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与此同时，意大利再次爆发骚乱。

1831年2月，帕尔马和摩德纳的人民反抗奥地利君主。奥地利帝国担心革命会延伸到伦巴第和威尼斯。这两个地方可是奥地利帝国自1815年以来占领的意大利肥沃的省，其年收入可达五千七百万到五千八百万美元。

考虑到这一点，奥地利军队进入摩德纳和帕尔马，并占领了使馆。但由于遭到法兰西王国的抗议，奥地利军队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些使馆。

然而，1832年，意大利的叛乱再次爆发。应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请求，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领地。

法兰西军队则占领了安科纳。就这样，奥地利帝国继续推行其错误政策，加紧控制排斥它的意大利，暂时把波兰抛掷一边。

如果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雅盖隆家族的继承人够聪明，能勾起人们对过去传统的回忆，激起波兰天主教教徒的感情，并唤起人们对古老的三国联盟的回忆，波兰也许会非常热情地接受奥地利帝国。

在德意志，尽管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不能影响每个国家和每位君主。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不止一次抱怨各国政府的软弱，抱怨他们在人民发生叛乱后接受人民强加给他们的法律，并抱怨各国人民因“七月革命”的误导而犯了错误。

七月革命对奥地利的影响

至于那些君主，则不得不忍辱妥协，还要心情愉悦地向这位有权势的大臣求助，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也确实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宫廷之间召开了许多类似于莱巴赫和特罗保会议的联盟会议。1833年9月，俄、奥、普三国君主在慕尼黑城堡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一项条约。

该条约再次确认了三国联盟——也许是更好地证明了这三位君主的阴谋。按照该条约，任何政治难民都不会在这三个国家得到庇护，所有逃犯都要被移交。

针对法兰西再次出现的自由主义精神，条约规定要采取预防措施。万一法兰西政府无法镇压国内各种反对外国的革命起义，三位君主则保留干涉的权力。

然而，奥地利帝国虽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强硬政策，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境内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

奥地利帝国的财政状况很严峻，尽管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努力压制新的政治思想，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奥地利帝国为作为欧洲的仲裁者和欧洲旧秩序的恢复者这份荣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811年，奥地利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直接宣告奥地利帝国破产。1813年发行的四千五百万张预期钞并没有减轻纸币发行带来的压力。

奥地利财政大臣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被要求重新整顿国家财政，但他发现整顿任务举步维艰。1815年的远征费用已由一笔五千万英镑的贷款支付，而政府支付的金额还不足四千万英镑。

征税金额不断增长，直到把纳税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奥地利帝国从反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战争中得到了近五千万弗罗林的赔偿。

从1792年到1814年，补偿金总额超过了一千一百万英镑。为了使收支平衡，奥地利政府需要一笔新的贷款，但奥地利政治家可能没意识到发起新贷款的重要性。

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制订了一项计划来解决这些麻烦。奥地利政府不再发行纸币，开始设立奥地利国家银行，负责管理战争赔偿中形成的一笔偿债基金。

但这家银行的纸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而是落入股票经纪人之手。因此，奥地利政府必须尝试其他计划，增加新贷款以偿还旧贷款。

正在这时，维也纳的著名银行——巴林银行、拉布谢尔银行、教区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开始崛起，并开始在每个欧洲国家发挥重要作用。

人们非常形象地形容维也纳是金融界的中心，管理着整个欧洲的公共债务，就好像管理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

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 匈牙利王国从不愿意接受任何国家的税收制度。直到1827年奥地利帝国在每个省的边界都设立了关税机构，匈牙利王国才迫不得已接受奥地利帝国的税收制度。这种严格的关税制度使匈牙利王国内的所有行业陷入瘫痪之中。

从经济角度来看，弗朗茨二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是在的里雅斯特成立了奥地利劳埃德公司，该公司已成为一家重要的海上航运公司。

结语

我们已论述压在奥地利每个人身上的压迫制度。一名监察官负责监视公民的生活，新闻审查制度使每个舆论都要接受审查。

信仰自由受到限制，让人非常恼火。公共教育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任何人不允许去外国大学学习，奥地利政府拒不承认议会的权力。

然而，尽管如此，公众舆论正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奥地利缓缓朝自由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