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聆听史纪

编辑丨聆听史纪

前言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前后近百年，其疆域的广阔及国力的强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而元代河西走廊的交通网络及藏传佛教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发展也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必然出现的。

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对全国各地区及蒙古各部的统治，派遣“四大部”之首的阿里不哥（即后来之元武宗）在中央设置机构管理全国政事。

成吉思汗

同时，忽必烈又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在中央设置“西北行省”（即后来之元中书省），直接统治整个河西走廊地区，以加强对西域及西藏等地的控制。

此后，元朝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置了一系列行政机构及军事设施。

河西走廊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内地与西域、西藏等地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随着元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不断深入，民族、宗教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也随之频繁起来。这种交流与融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传入河西走廊地区后，迅速在当地传播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宗教。

随着佛教在该地区不断传播发展，佛教与当地民族及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不仅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也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本文主要论述元代河西走廊地区的交通网络及其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与交融问题

河西走廊的设置与交通的发展

元代河西走廊的设置及其交通的发展，是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元史学者张广达在《元代河西走廊与蒙古军队》一文中指出：“从地理上看，元代河西走廊大致以现在的甘肃的临洮、天水、陇西、宁夏及青海部分地区为中心，包括今天的甘肃全境，新疆东部和宁夏部分地区，是古代汉文化和西方伊斯兰文化相互融合之地。”

这一区域包括了甘肃省、青海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元代河西走廊也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碰撞、交融的重要地区。

河西走廊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有三条交通要道：一是由酒泉通往嘉峪关的丝绸之路；二是由张掖通往兰州和西宁等地的“凉州”之路；

三是由兰州通向西宁和青海湖一带的“兰青”之路。元代河西走廊一带交通发展状况如何？在这三条交通要道上都建立了驿站、烽燧、烽台等设施，从而保证了上述交通要道之间的联络畅通。

自汉代起，河西地区就有了与中原联系的道路，这条道路便是当时连接中原与西域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

从汉代开始，河西地区就成为了沟通中原与西域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一站就是凉州。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的联系。

随着丝绸之路上贸易交流越来越频繁，来往商人越来越多，需要更多更远的驿站、烽燧和烽燧之间进行联络。

于是便出现了由凉州通往河西走廊各关隘设置驿站、烽燧和烽燧之间进行联络联系。

汉到唐初河西走廊是汉传佛教的义理修行中心

“汉传佛教”这一概念在汉魏时期即已出现，但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流派则是在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佛教是以“佛学”为核心，强调“禅”“净”等主要教理。

所以隋唐时期的佛教实际上是以禅宗为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了印度佛教和西域佛学中的教理思想、戒律等，从而使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但同时，其在这一时期又受到了许多外来佛教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印度和西域地区的影响。

据《唐会要·佛典》记载：“自天竺以西至天竺诸国，皆有佛出世。西域诸国之佛者，多出西域。

据《续高僧传》卷二记载：“至天竺（即今印度）佛教者多出西域。”

“天竺”是对印度的泛称，在当时即泛指所有佛的出生地、传法等所行之处。

“西域”是对西域各国及印度诸国统称之处的泛称，这就说明在隋代以前，西域各国及印度诸国已有不少佛教徒在此传教和修行。

但隋朝以后，随着中原地区佛教的蓬勃发展，来自印度和西域地区的佛教势力开始逐渐在中原地区兴起。这些外来势力中最重要的是吐蕃（今西藏）和回纥（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

吐蕃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民族，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活跃于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区，先后征服了周围许多小国并建立起强大的王国。

公元六世纪初，吐蕃通过战争征服了众多小王国并吞并了吐谷浑和高昌等西域小国。此后吐蕃便成为西域各国公认的宗主国。

唐朝中期到宋汉传和藏传佛教在河西融合

在唐、五代时期，河西地区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场所。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寺院，由唐初的7所发展到13所，寺院由汉藏民族共同建造。

而且主要是汉人修建。这一时期，在河西地区兴建的寺院多为禅宗为主，其中尤以禅宗为多。如景福寺、圣教寺塔、光福寺、显教寺塔院、显教寺、通教寺等。

唐代以后，随着汉传佛教在河西地区的广泛传播，藏传佛教也在河西地区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在河西地区兴建的寺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大。据载，河西走廊从唐代中叶到五代末前后共兴建了大大小小的禅院600多座；

二是规模大。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如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艺术瑰宝大都集中在此时期；三是地位高。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在河西地区的社会地位很高。

莫高窟

五代末宋初时期，在河西地区兴建了许多禅宗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如显教寺、圣教寺塔、光福寺、显教寺等。

显教寺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金塔县境内。始建于唐贞元四年（788），为金塔县境内最大的佛教寺院。

这一时期在河西地区兴建的禅宗寺院还有南禅寺、观音洞、灵泉洞等。据载，南禅寺的创始人为永徽二年（551）来河西传教的沙门无著大师。

其所创南禅寺在河西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观音洞位于今金塔县境内黄河南岸的悬崖峭壁之上。这一时期在河西地区兴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还有萨迦寺、甘丹寺等；显教寺塔位于今金塔县境内；光福寺位于今金塔县城以西约5公里处的黄河南岸。

藏汉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交流

唐初，河西地区先后受到吐蕃和党项族的侵扰。

唐朝统治者曾在此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机构，用以镇抚西土。

唐后期，吐蕃逐渐强大起来，又多次对河西走廊进行侵扰，但吐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没有破裂。

古代吐蕃建筑

到了元世祖时，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设“凉州”管辖，以防御吐蕃的侵扰。

据《元史》记载，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始，“凉州刺史张楫设守御所于今凉州城西”。其后，凉州又相继被金朝、西夏、元朝等政权所控制。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比较严格，所以元、明、清三代的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地区得以传播发展。

据有关文献记载，自元初以来，藏汉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区就开始相互传播与交流。如元代僧人玄觉到中原后，先后将藏传佛教的教义和礼仪等带到中原地区；

现代的凉州

元代僧人释广德也到北京后，把藏传佛教的经典翻译成汉文；元代僧人释文光还将藏传佛教的经典带回河西地区传播。此外，还有元朝僧人李道纯、刘智、马大聪等人也到了河西走廊地区传播藏传佛教。

随着元朝政治形势的稳定和河西走廊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多。

如《元史》记载：“元初，河西走廊诸蕃皆奉佛法；及建都大都（今北京），天下无事。而西域诸蕃皆奉佛法。”

这充分说明元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与交流。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藏传佛教兴盛汉藏佛教并荣

元代佛教雕像

随着元代佛教的兴盛，藏汉两种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形成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互相吸收、互相学习的局面。

如元代僧人释广德到中原后，将藏传佛教教义和礼仪等带到中原，并把汉文经典译成藏文。

明太祖朱元璋对藏传佛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对藏族僧人赐封“国师”，而且还让他们担任官。又如元代僧人释文光和明朝僧人张信都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人物。

朱元璋

到了明清时期，藏汉佛教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元明清时期，河西地区的藏传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与汉传佛教之间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融合，这对河西走廊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笔者观点

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之间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与合作，至秦汉时期，这种交往与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丝绸之路

进入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各民族之间也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佛教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兴建寺庙、组织翻译佛经和传教。

随着佛教在唐朝的传播和发展，其对西域乃至整个中原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河西走廊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

元朝时期，随着汉藏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河西走廊成为藏传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得到了较快发展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

此外，元朝统治者还积极开展汉传佛教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并对藏传佛教进行了进一步推广和传播。

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和普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合。

藏传佛教壁画

在这个过程中，汉藏两种文化都有了不同程度地发展与提高，尤其是藏传佛教得到了较快发展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对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北地区连接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

在这个时期内，汉藏两种文化在河西走廊上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并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从而使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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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武守志《五凉佛教史简议》西北师大学报，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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