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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和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壮大以及国大党的成立，穆斯林大众也日益觉醒，穆斯林上层也希望有自己的政治组织。

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推动下，全国穆斯林联盟终于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中诞生，并把维护伊斯兰教教派利益设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穆斯林联盟成立头几年的活动对印度民族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和国大党唱对台戏。

但是，从1913年起穆斯林联盟的方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联盟内革新势力占了上风，并使之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一部分。第一节 穆斯林启蒙活动

启蒙活动的开始

印度的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开始于19世纪上半期，当时的参加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穆斯林没有什么反响。孟加拉的穆斯林基本上没有参加当地的社会政治组织，没有卷入改革运动。

孟买的穆斯林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印度教徒、祆教徒一起活动，建立社会政治组织，但是由于人数很少，影响有限，因此在穆斯林中没有多大的代表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在穆斯林中才终于开始了。

穆斯林启蒙运动比印度教徒和祆教徒要晚开始三四十年，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

直到19世纪60—70年代，印度出现的印资大工厂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建立的。旁遮普、西北省、奥德和孟加拉是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区，而在这些地区中，只有孟买和德里有一些穆斯林商人，旁遮普商人中则很少有穆斯林。商业活动主要是操在印度教某些传统商业种姓手里。

英国征服印度是从孟加拉开始的，因此孟加拉经济受到的打击也就最为沉重。孟加拉印度人（包括穆斯林）的独立商业活动全被挤垮，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是从被挤垮的印度教徒商人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因此，在英国征服印度的过程中，穆斯林本来有限的商业活动受到致命打击，他们在商业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

而英国侵占孟加拉以外的地区的时候，殖民政策已开始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政策转变，这样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印度教徒、祆教徒的）在屈从于英国资本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所以，在19世纪中期，当许多印度教和祆教商人建立近代商业公司和银行并开始投资兴办工业，转变成商业资本家时，穆斯林却很少有这种可能。

另外，穆斯林封建主中的自由派地主很少。自由派地主是孟加拉、孟买启蒙运动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而这个支柱19世纪上半期在穆斯林中几乎不存在。孟加拉人数众多的自由派地主有2个主要来源：由商人高利贷者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者，或是原来的地主中接受了近代教育者。

这两种情况19世纪中期在穆斯林中都少见。穆斯林封建主兼有商人身份者很少，受过近代教育者微乎其微。他们大多都是旧式地主，在英国地税政策下丧失土地的比获得土地的要多。在商业不发展的情况下，穆斯林地主从事工商业的很少，也不存在商人兼并土地的可能性。

到19世纪中期，穆斯林中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宗教上层对西方教育持抵触态度。

穆斯林上层拒绝接受西方教育有几个原因：首先，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穆斯林统治者握有政治权力，伊斯兰思想文化也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政治权力丧失后，穆斯林贵族还不愿意放弃在思想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认为接受西方教育就是向侵略者屈膝，承认它统治的现实。

其次，他们很害怕接受西方教育会腐蚀维系穆斯林内聚力的宗教纽带，从而危及伊斯兰教的存在。穆斯林维系自己力量的办法是靠手中的政权把穆斯林贵族变成一个特权集团，或者依靠维护伊斯兰教宗教传统。

而穆斯林封建主的特权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既要在英国人面前维护穆斯林利益，又要防止穆斯林受印度教影响，因此就只能维护宗教传统。

最后，由于穆斯林和工商业联系较少，又很少有人愿意在殖民政权和商业机构中当职员，因而在很长时期内，穆斯林并没有感到学习西方思想和科学知识的迫切必要性。

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头几十年，罗姆·莫罕·罗易在加尔各答促进创立印度学院、引进西方教育时，受条件限制，穆斯林没能建立同类学校。1829年加尔各答的穆斯林宗教学院设置英语系，但学生很少。

1828年在德里新建立的一所学院开始教授西方知识，有少数穆斯林入学。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的建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印度启蒙运动提供了骨干。

然而到19世纪50年代，穆斯林都将这类学院视作异端，自己既不建立这类学府，又不愿送自己的子弟入学，继续实行经院式宗教教育的旧制度。“所以，它的知识分子感觉不到时代的脉搏，当时不可能有顺应潮流实行变革的要求”。19世纪上半期印度启蒙运动对穆斯林不能不产生影响，但穆斯林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用宗教壁垒自动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力图使之保持旧有状态。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穆斯林这种人为的隔绝不可能保持长久，它的封闭性被冲破，资本主义关系在它中间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少数人开始投资办工业。地主中有些人与市场联系加强。如在孟加拉，随着英资黄麻工业的发展，许多商人经营黄麻贸易，不少地主、富佃的土地种植黄麻，其中也包括穆斯林。

有些穆斯林开始感到学习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开始送子弟到教授英语的学校学习。

19世纪50年代殖民当局办起3所管区大学后，穆斯林子弟来读书的日益增多。孟加拉教育学监报告显示，1871—1872年孟加拉1287名大学生中，有51名是穆斯林，占4%。其他各省比例较小。

1878年统计，全印法律、文学、工程、医学等学科的毕业生中，印度教徒3115人，穆斯林57人，占1.1%强。在1373个文学学士中穆斯林有30人；在331个文学硕士中，穆斯林有5人。

尽管穆斯林所占比例还十分微小，但毕竟从中产生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为穆斯林开始进行启蒙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穆斯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形势和19世纪20—30年代印度教徒开始进行启蒙活动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这对于穆斯林启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穆斯林启蒙运动发生在印度民族大起义后。大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英国殖民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正在千方百计利用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宗教矛盾。

对穆斯林启蒙运动，它不但不阻挠，反而从一开始就加以拉拢，摆出亲穆斯林的姿态，希望把它引向亲英轨道。而穆斯林启蒙运动的特点使它的活动家很难抗拒这种拉拢。

其次，到19世纪60—70年代，主要由印度教徒推进的启蒙运动和争取改良的运动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他们已经建立了地区性政治组织，正积极争取通过选举进入各级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关。各类学校已经培养出大批懂英语、了解西方思想和科技的知识分子。

当殖民当局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1837年），并规定中层官职只能由会英语的大学毕业生担任以后，许多大学毕业生进入政权机构，还有相当多的人取得了律师资格。因为从近代学校毕业的穆斯林人数少，只有很少数人能担任这类职务。

1852—1862年，在任命的240个高等法院的辩护师中，只有1个是穆斯林。1871年，在行政、卫生、警察等部门任命的官员中，印度教徒为681人，而穆斯林只有92人。

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启蒙活动家看到整个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处的无权地位的同时，更突出感到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落后。这样，他们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的出发点，一是振兴印度，一是促进穆斯林的发展，提高穆斯林的地位，而着重点在后者。这个目标本来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把着重点放在后者，就潜藏着很大的矛盾。

主要启蒙活动家

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最主要的人物是北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孟加拉的阿布杜尔·拉蒂夫、赛义德·阿米尔·阿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出生于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原在殖民政权中任法官，1870年退休，全力以赴从事穆斯林复兴活动。

阿布杜尔·拉蒂夫是作家，任加尔各答穆斯林学院英语和阿拉伯语教授，一度担任过一个县的副治安长官。

赛义德·阿米尔·阿里是个法官。他们都认为，改变落后地位的关键是传播西方教育，为此，必须与殖民当局合作、接近，争取支持。阿布杜尔·拉蒂夫1853年在加尔各答穆斯林学院改组时就强调对穆斯林进行英语教育的必要性，要求该院英语—波斯语系升格为学院。

1863年，他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穆斯林文学社，这是第一个穆斯林启蒙团体。其宗旨明确规定，要关心当代政治，了解现代思想和知识。这个组织积极提倡学习英语，研究西方思想和文学。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在北印度做了同样工作。1864年他建立了“科学社”，主要任务是把西方著名哲学、史学和经济学著作译成乌尔都语，供穆斯林阅读。他特别强调翻译有关西方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书籍以及介绍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书籍。

他说，印度穆斯林由于对世界历史无知，就无以指导他们未来的行动。由于对过去和今日的事件无知，由于不了解许多年轻的民族怎样会变成强大的、繁荣的民族，他们就不能吸取教训，从中得到益处。这清楚表明了他要翻译这类书籍的用意。

1869—1870年，他专程去英国，了解其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回印后，创办《社会改革家报》，大力宣扬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同时提倡用穆斯林一般群众使用的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来代替只有上层少数人掌握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他自己用乌尔都语写了许多著作，这样就使他的主张能够直接为一般群众所了解。在这方面，他起到了和罗姆·莫罕·罗易倡导孟加拉散文文学同样的作用。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的更有意义的活动是1877年在阿里加建立了穆斯林英语—东方语学院，即著名的阿里加学院。这是第一所穆斯林近代类型的大学，目标是培养既掌握东方知识又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的穆斯林，其作用相当于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

推广西方教育，建立阿里加学院，当时遭到穆斯林封建正统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的乌勒马（宗教学者）认为这些行动和伊斯兰教教义不相容，要求任何人都不要给赛义德·阿赫默徳汗以帮助。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气馁。他竭力论证《古兰经》不反对接受外来思想，和西方人接近不违反教规，并严厉批判封建正统派的盲目自大情绪。

他指出，盲目偏见阻碍了吸收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成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是光靠自己单个的努力取得物质进步和精神幸福的。他还告诫，偏见和进步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他受到正统派的怒骂，被宣布为异端和叛教者，但知识界和青年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他，跟着他走。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要求改革陈腐旧规，适应新的环境。他宣传的改革主张包括改革宗教仪式、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结合、取消多妻制、解放妇女等。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强调促进贸易、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在农村采用现代科学耕种方法等。

他还要求伊斯兰教各种教派团结起来，求同存异，不要因看法不同而争执不休。他认为，信仰上的差别不应成为不睦的根源。他的阿里加学院既有逊尼派学生，又有什叶派学生，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互不干预。

这些都反映了穆斯林中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要求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

参考资料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尚劝余：《莫卧儿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63.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119～1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