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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部落问题，伊朗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常常左右其国内政治，而且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伊朗，波斯语使用者仅略多于半数人口，人口其余部分则由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构成——西北地区的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西南地区的凯什加人和阿拉伯人，东北地区的土库曼人，东南地区的俾路支人。

这些民族有许多是说突厥系语言，而这些突厥系语言又与那些奥斯曼帝国疆界以外的突厥语族有所联系。

从语言使用上来看，伊朗的主体民族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幸运的是，尽管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上占到了将近一半，但各个民族所占的比例不高，而且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这就给了波斯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过，阿塞拜疆、胡齐斯坦、库尔德斯坦和呼罗珊等边疆地区极易和外界发生联系，苏联、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同程度上利用过伊朗的这一弱点来制造危机。

冷战与革命：阿塞拜疆民主党（1945.11-1946.12）

阿塞拜疆问题是在冷战背景下产生的，它与1945年的国际环境及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伊朗阿塞拜疆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根基并不牢固，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国内的情况不需要考察。

除去国际因素不论，阿塞拜疆地区土耳其人在自治外衣下的分离运动之所以在1946年爆发，折射出了伊朗国内严重的民族问题。

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特别容易受到苏联和土耳其的影响。不过与库尔德斯坦、呼罗珊和胡齐斯坦地区不同的是，阿塞拜疆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阿塞拜疆有450万人口，占到了当时伊朗1500万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是伊朗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其中讲突厥语的居民，人数在150万至200万之间，且他们的阿塞拜疆方言也可以在苏联的阿塞拜疆地区通行。

作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阿塞拜疆一直是伊朗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进入20世纪后，工业在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地带开始扩展，纺织、水泥等轻工业发展迅速，尽管这一工业中心的地位因为礼萨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等地集聚工业的政策而受到损害，但这一地区仍然长期保持着经济优势。

同时，阿塞拜疆还是伊朗的粮仓，伊朗中部和南部，特别是德黑兰的粮食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一地区。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塞拜疆省的政治地位。大不里士是1906年宪政运动的中心，各种进步力量汇集于此。因而阿塞拜疆人总把自己看成是伊朗国内的先进力量，他们并不反对伊朗国家的特性，民族认同远远不如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那样强烈。

20年代初期伊朗国内建立起的两个分离政权，其中之一就是大不里士自治政府。与另一个分离政权吉兰苏维埃政府不同的是，20年代的阿塞拜疆人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当然1945年时大多数人依旧如此，他们的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并掺杂了民族主义的成分。

礼萨时期阿塞拜疆的分离运动趋于平静，这得益于礼萨的高压政策。不过作为伊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与伊朗其他部分的政治经济联系，使得当地居民并没有迫切的独立愿望。

还有一个因素是苏联，他在20年代中期与礼萨修好，抛弃了沙俄时期鼓动伊朗境内民族分离的政策，也放弃了支持伊朗国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做法。

苏联在整个30年代都小心维持着与礼萨沙赫的关系，但后者并不买账。苏联不支持伊朗国内分离运动的原因是害怕造成外溢效应，从而加强阿拉斯河以北阿塞拜疆人的独立诉求。

但苏联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重新打起民族牌，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伊朗难以有效开展。

礼萨政府太过强大，共产党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但苏联也明白鼓励民族运动的危险，因而必须要反复计算。

苏联态度的变化

1941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伊朗为其扩展影响提供了绝佳机会，但苏联必须要在支持分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使两者合流。

从1941年8月苏军进入伊朗到1945年间，苏联在对伊朗北部占领区实行何种政策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目标。苏联只是想把从西阿塞拜疆到呼罗珊的广阔地区封闭起来，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

就在苏联红军进入伊朗后不久，就限制了这一地区的自由进出；想要进入苏占区的伊朗人或外国人需要从苏联驻德黑兰使馆获得特别的通行证；苏联审查机关禁止一切非共产党报刊发行，还切断了阿塞拜疆和其他各省间的邮政往来。

这一地区的伊朗政权被摧毁，警察和军队被消灭，当地政务的决定大权掌握在红军总政治部手中。

对于阿塞拜疆人聚居的东阿塞拜疆、阿尔达比勒和吉兰地区，苏联尽可能阻止民族主义抬头。

苏联人不信任阿塞拜疆人，行政管理继续由原先的伊朗官僚进行，至于维持安全的任务苏联则交给了亚美尼亚人。

除了公开培植人民党（伊朗共产党）外，苏联在阿塞拜疆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苏联期望伊朗北部能够安定，不想在与纳粹德国决战的时候因为伊朗分散精力。

因此在1941年12月，苏联撤回了进占伊朗时投入的几乎全部4万部队，仅仅留下几千人来维持铁路的正常运转。

不过到1945年，苏联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在阿塞拜疆采取积极的政策，甚至拒绝按照1942年三国条约中的规定在6个月内撤走军队。

苏联的这一做法，让伊朗和英美盟国十分难堪，东西方的战时合作开始出现了裂痕。

1945年5月18日，伊朗政府向英美苏三大盟国发出照会，除了向三国祝贺战争胜利外，同时指出了欧战胜利使得盟军在伊朗驻扎已无必要，期望盟军能够尽快撤出。

驻伊朗美军司令部首先回应，并于6月10日发表声明，表示将尽快撤出伊朗。对于伊朗和美国的态度，苏联并未作出回应。

斯大林在7月份决心要在伊朗北部地区采取行动，就像他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所做的。

斯大林曾说过：“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加强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斯大林算计得清楚，伊朗的位置不像东欧，西方不会容许其独自染指，甚至难以建立起“联合政府”。

因此像25年前在吉兰支持共和国革命那样，莫斯科决定将征服亚洲的方式由直接手段变为间接，以免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斯大林想要挤走英国的势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也要向1907年那样与英国平分秋色。苏联在30年代吞下过英国独占伊朗的苦果，害怕这一幕会再次上演。

苏联政府有蓬勃发展的伊朗人民党，并非完全不能操控伊朗政局以制衡英国。但斯大林也见过礼萨政权的厉害，伊朗人民党在1937轻易地被礼萨的秘密警察给抹掉了。

仅仅打共产主义这张牌，看来并不保险。不过苏联人还想到了石油，因为这可以触及英国的核心利益。

既然英国可以获得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特权，那么苏联政府也可以在北部取得相应的权利。

对石油特许权的索取，实质上是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对于石油开采等实际问题，苏联并不在意。

就在苏联红军进入伊朗后的第5天（1941年8月30日），苏联向伊朗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伊朗对其在塞姆南（Seman）地区卡威尔—胡里安油田的开采给予方便。

不过伊朗政府并不准备作出让步，伊朗外长在答复中指出：由于1921年条约的影响，卡威尔—胡里安租让协定已经变得无效——不过，伊朗政府用措辞温和的照会补充说，愿意谈判一个新的租让协定。

苏联与英美

苏联对伊朗的回答显得比较满意，因此也就没再说什么，但谈判却因为对德战争而搁置了起来，直到1944年情况才发生变化。

1943年10月，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代表团来到德黑兰，谈判关于伊朗东南部地区的石油租让权问题。

次年2月，美国美孚真空石油公司（Standard-Vacuum）和辛克莱石油公司（Sinclair）的代表也来到德黑兰，他们也想要伊朗南部的石油租让权。

伊朗政府虽然没有答应，但却赋予了美国地理学家柯蒂斯（A.A.Curtice）和胡佛（HerbertHoover）调查伊朗南部石油储量的权力。

最要紧的是，与英国和美国的石油谈判走漏了风声，苏联很快就知道了这些情况，变得紧张起来。

在苏联看来，这是英美在伊朗向其发动进攻的表现，将会加强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因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卡夫塔拉泽（SergeyIvanovichKavtaradze）于1944年9月率领了一个有着众多外交和技术专家的使团访问伊朗。

在整个9月期间，苏联使团所要求的租让权仅限塞姆南地区的卡威尔—胡里安油田。

但在10月1日，接替米尔西莫夫的苏联大使马西莫夫（M.A.Maximov）及副外长卡夫塔拉泽与沙赫会谈时，却要求伊朗政府将其北部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与苏联石油租让权，范围涉及阿塞拜疆北部、吉兰省、马赞德兰省、部分塞姆南地区及呼罗珊北部的几个地区，并迫使伊朗政府于10月8日前作出答复。

不仅如此，卡夫塔拉泽还强调，他对商业协定没有兴趣，要求伊朗政府签订和苏联政府间的协定，同时还暗示了在其离开德黑兰前一定要得到这个协定。

他甚至明确告诉萨义德首相：“我们（苏联政府）想要一个安全区，我们对伊朗北部地区的意图并不仅仅是石油，这一地区应当在我们的影响下成为我们的安全区”。

就在苏联外长向伊朗政府提出要求的四天后，以反苏闻名的萨义德首相决定在战争结束前终止一切有关石油租让问题的谈判。

卡夫塔拉泽遂于1944年10月24日在苏联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回应道：“伊朗拒绝授予石油租让权的决定给莫斯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萨义德首相的态度不友好也不真诚”，“使苏联与他之间的任何接触都变得不可能了”。

参考文献

【1】【英】勒·普·艾尔威尔——萨顿著，郑道镛等译：《伊朗石油：对强权政治的研究》，第108页。

【2】《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