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发展历程:13.首次爆发-王莽改制中的回光返照

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偏离。不管儒家怎样粉饰，其主导最高统治管理权后，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向垄断经济迈进，进而激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汉宣帝之后，儒家实现了病毒式扩张，并最大限度对寄主（百姓）实现了瓜分，朝堂成为了士族豪强的代言人，而士族豪强则集聚了儒家、地主、世家、宗族、地方豪强等多重身份。普通百姓怎需要忍受官府和士族的双重剥削，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王莽谦恭未篡时”，王莽以恭俭好学赢得巨大名声，被公推为儒家代言人，执掌摄政大权并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当时的现状是：生产凋敝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贪婪无度的士族豪强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处于不可调和状态。王莽的摄政篡位寄托了下层希望改善生存环境、获得生存机会，中层希望扩大影响力、更进一步，上层希望稳固经济利益等各层级的愿望。

自王莽摄政、篡位以来，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土地政策方面，颁布“王田制”，将天下的田地划归“王田”，不得买卖，并明令一家男子不到八口而田地超过一井（约九百亩）的，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按制度授田。

在劳动力方面，宣布将“奴婢”改名为“私属”，废除奴婢买卖制度。

在工商业方面，实行五均六筦制。“五均”，与汉武帝时均输制类似，但本质是征收工商业税，设立五均官对工商业交易进行征税。“六筦”，就是官府对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及赊贷进行管制，实行官营专卖制度。在税收方面，不同于汉武帝算缗政策的资产税，王莽制定的税制更类似于现代的“增值税”，比如将商业交易中利润的十分之一确定为税收。

在钱币改革方面，重新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严厉打击私铸钱币。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铸造三种钱币“大钱”“契刀”“错刀”，以官府名义确定币值，与原有五铢钱并行，但因币值价格虚高，不被民众接受；第二次改币制为“宝货”，将币制根据材料确定五物六名28品，五物指铸币的五种材料：金、银、龟、贝、铜；六名：将铸币确定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及以铜铸造的泉货、布货，28品是根据铸币含量确定的28类币制，改制后极为繁琐，虽然以法令、重刑强迫使用，但接受度非常低；第三次是鉴于第二次币制改革的复杂性，选择将铜制泉货中的重1铢（小泉）和重12铢（大泉）流通，但因与王莽的改革“复古”思想不符，很快被废；第四次是将币制修改为“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重25铢，为货泉（重1铢）的25倍，同时因为大泉流通顺畅，允许大泉与货布、货泉并行流通。王莽短期内四次改革币制，且改革内容混乱，严重扰乱了货币市场，给经济流通造成了巨大灾难。

王莽改制的本意是要缓和社会矛盾、重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除币制外的改革措施都属于计划经济管理措施，是对汉武帝改革措施的改进，但严重忽略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高估了统治者的名义“权威”。

王莽的摄政、篡位是代表了儒家及中上层统治阶层的意愿，中上层统治阶层希望王莽的新政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王莽的改革措施却是将中上层的既得利益切下一大部分分配给下层，改革中又没有对中上层给予补偿，导致中上层对王莽迅速失望、抛弃，转而投向依靠豪强势力起家的刘秀等势力。

王莽希望通过改革，释放劳动力，提升底层生活质量，但改革措施却没有相应的改革管理体制相依托，改革的成果并没有传导至底层，底层在改革中没有享受到政策的优惠，反而在豪强势力的多重剥削、舆论误导下，更加反抗王莽的改革措施。王莽的改革措施希望能够帮助底层实现从“1”到“10”的财富提升，但却忽略了底层多数人无法实现从“0”到“1”的跨越，改革成果对底层而言属于“空中楼阁”，改革也就失去了底层的拥护与支持。

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利益的再分配，对古代而言，实现改革目标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战争，通过激烈的方式消耗人口、释放资源，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分配利益；另外一种是注入资本、做大“蛋糕”，比如，对外扩张获得土地和战利品，对外贸易获得利润，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损耗赢得各层级支持等。王莽的改革属于第二种，而且将措施选择为见效慢的扩大税源和减少损耗，这又与王莽急切的改革措施相冲突，导致改革混乱，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加剧。

王莽的改革政策，希望以计划经济管理政策解决社会矛盾，却导致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成为了短命王朝，王莽的篡位也成为了笑柄。对计划经济而言，王莽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后世“谈改色变”，盐铁会议使得大家对汉武帝推行的计划经济管理政策心存疑虑，王莽的改革则更加剧了这种思想，特别是在儒家层面，对计划经济管理政策更是深恶痛绝。

王莽的篡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后世统治者将权术平衡、维护自身地位放在了首位，大量的人才、资源、利益被损耗在防止篡位方面。王莽的篡位引起了大量的仿效，成功的也很多，但都逃不脱“短命王朝”的宿命，后世的魏、晋、南北朝、隋乃至北洋政府都成为了短命王朝。

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社会矛盾冲突严重的时期，并没有实现对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改革措施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能顺利实施，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强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持续不匹配，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没有解决，再次引起经济危机，双重叠加下导致生产关系的再次激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