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司马迁易学观的形成

摘要:众所周知，从《周易》的“变易”思想产生到《史记》“通古今之变”伟大理想的演进，不仅司马迁个人的易学观、历史观的成书，同时也标志着秦汉易学思想的成熟。

而作为西汉史官的司马迁习易、研易、通易，也可以说是一位易学研究专家。从他创作的《史记》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西汉以前易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传授渊源，而且可以准确把握易学的功用和意义。

究其一生，司马迁用自己独特的易学观念阐发了其与众不同的易学思想，而且他善于运用易学的方法来考察历史，品评人物，甚至援引《周易》文辞以证明自己的论断。

一、家学厚重———司马迁的易学观念启蒙

根据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约卒于昭帝之初(前86年)，享年大约六十岁。

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司马氏，而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正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在秦国历史上，司马错是身份显赫的著名将领。他曾事秦的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并且创立了卓著的功业。

他为秦国开疆拓土，三征巴蜀，一入楚境，前后四次出征。而且在秦惠王后元九年，在攻取巴蜀的问题上，他提出了难倒策士张仪的伐蜀论。“司马迁的祖上，武功显赫，激发了子孙创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司马谈临终，还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小子的名义发誓效法周公发扬祖德，光耀先人。”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了司马谈的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作为汉代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大部分出自其父司马谈。司马谈本身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史记》的发凡起例，尤其是对司马迁精心培养，奠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司马氏的学术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孔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

而从整个传授系统来看，孔子传授给了商瞿，商瞿传了六世传到田何那里;西汉建立以后，田何将《易》传于王同，其后由王同再传至杨何。

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是八传，而《史记·儒林列传》则说是九传。不论是八传还是九传，杨何之后传递到司马谈，司马谈授于司马迁。《史记》称:“高祖九年，(西元前198年)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这里的田氏其实就是指田何家族。

所以说，从风格上来看，司马迁父子继承了田何、杨何，重点以义理为主，把《易传》(《十翼》)作为解《易》述《易》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也正反映了西汉前期易学发展的特点。

刘师培根据汉初《易》学的传承，也认为司马谈一派《易》学主要以章句训诂为主，属义理派。《汉书·艺文志》著录《杨氏》两篇，虽然内容不详，但是可见此时的易学还在学术上保持着汉初的特点。

二、巨儒引路———司马迁的易学观念深化

在学易的道路上，司马迁曾“受学于董仲舒、问故于孔安国”，在易学思想上也深受这两位巨儒的影响。与恩师董仲舒相似，司马迁将《周易》与《春秋》并重，并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提出了“正《易传》，继《春秋》”的创作目标。

他对《周易》和《春秋》各自的运思理路有过较为深刻的揭示，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这句话的内涵其实是说，《春秋》重视“人事”，通过记载历史史实来折射微言大义，以启世人，具有历史批判的意味;而《周易》本于天道自然，是依据普遍的思想原理，得出实践应用的普遍规律和准则。

最使司马迁倾心的，还是《周易》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方式。

从哲学思维水平和层次来看，《周易》是高于《春秋》的。因为，《周易》比较侧重哲理性，《春秋》则比较重视社会批判性，其实二者是本质上是彼此相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周易》与《史记》也存在这样的关联性，《周易》启迪了司马迁的思维，给予了他深刻的思想指导，而《史记》的创作也在史实上支撑了《周易》式的哲理层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

提到董仲舒，我们就必须谈一谈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到西汉时期被董仲舒发展成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周易》里其实包涵了天人合一的深刻哲学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董仲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品《春秋繁露》也透露了这一信息。

《易传》就是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以人效法天地、自然、万物为基础理论，构建出了一个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

而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他想通过撰写《史记》来连接天、人，而最终达到“究天人之际”的目标。

司马迁根据《周易·系辞》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说法，来指导《天官书》的创作和剪裁，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而且在《天官书》里，司马迁阐释了天运、天变、天数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这很明显是学习《周易》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清代学者曾经指出:‘《天官书》其精微古奥处似《易》。”另外，司马迁认为古今君王承受天明，顺乎自然和天地的发展规律，见《历书》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从写作《史记》的目的上来看，司马迁就是想通过对天道、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和把握，来更好地理解和揭示人道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司马迁在制定《史记》的体例时，也注重以天道来推衍人道。

而在《太史公自序》载有:“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不过，司马迁的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迷信消极因素，他曾劝诫最高统治者应当重视天人感应，及时进行“修救”“修禳”，及时改过从善，并祈求上天给予其灾异祸福的启示。

这也恰恰说明，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天人之论中神秘主义因素以及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和濡染。

三、职业熏陶———司马迁易学观念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巫、史是同源的，史官们记时书事、掌管典籍、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并进行大量的卜筮活动。而且在很多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巫和史都是连用的。

比如“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等。而《左传》中的史苏、史赵、史墨、史龟、史嚣等虽然以“史某”来称呼，但一般叙述的主要是这些人的卜筮活动。

根据《周礼》的记载，太史的地位是介于太祝、太卜之间的，而它的职责也与太卜和太祝相差不远。

在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周易》《要》篇里，在谈论孔子的时候，也提到了“史巫之筮”的说法。

所以，《周易》的大部分理论其实就是出自古代卜筮和记史人员之手，而成书后的《周易》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由他们进行收藏、管理和传承开来的。

我们根据《左传》的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可以了解这一状况。其中还载有晋国卿韩宣子于昭公二年到鲁国进行探访，其目的也正是“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另外，《周易》本身的理论体系是偏重于天道，它的产生、发展也与我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的研究进步紧密相关。

在中国古代，史官负责掌管天象和制订历法，所以他们很容易将天和人相互联系，对天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即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就是这其中沟通天人的杰出代表。他们从自然界的四时、天象等运动变化中感悟出社会与人生规律性，不断总结探索，并且得出新的结论。据此，他们才得以在《周易》的保存与理论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者，《周易》所蕴涵的深刻、丰富的历史哲学，它所体现出的社会历史观，也为史官记录事实、品评人物、预测未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本质上来说，史官与《周易》之间，《周易》与《史记》之间，存在着具有历史观上的统一性。

《左传》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周史论陈厉公生子敬仲事，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国季氏专权事，都是这个特殊关系的反映。到司马氏父子先后任西汉太史令时，史官治《易》所具有的特殊的渊源关系和独特的研习条件还继续存在着。

司马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担任史官，史学造诣可谓非同凡响。在学识方面，司马谈曾经“学天官于唐都”，还提到其祖先为“周室之太史”“典天官事”;司马迁自身也精通天文、历法，曾参加修订《太初历》工作，并在《史记》中设有《历书》《天官书》。

在谈及自己一家世代担任史职时，他提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确，在当时分别主管占卜吉凶和宗庙祭祀的太卜、太祝与太史令都是太常之下的属官，秩六百石，官职是比较相近的。

既然史官与《周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司马氏父子在史学方面又具有精深的造诣，那么可以说司马迁与《周易》之间，是本来就有着不解之缘的。

司马迁认为《周易》可用于占断时事发展的基本走势，他充分肯定了“术”的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他在《田敬仲完世家》中说:“《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

司马迁还指出:“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从《史记》中专设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来看，司马迁也高度重视卜筮之事。

但是他在《龟策列传》中又指出:“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所以，司马迁又绝非对其一味盲目信从。

正如刘师培先生所说:“盖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墟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而是“以甄明《易》义为己任”。

总之，司马迁的易学观与其独特的家学传承密不可分，更是其大儒引路的优异学习历程所积淀培养而成，再加上史官职业的特殊训练，使其具备“通古今之变”的“易变”视野，更深刻阐发了“天人合一”易学思想，“《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