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士大夫的精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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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里，陈宏谋是背景不同的改革派官僚学者所推崇的权威。

相比于19世纪20年代（道光危机时期）兴起的自觉的经世理论家、参与者和19世纪50、60年代（反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和同治中兴时期）的继承者，没有谁比陈宏谋更富有吸引力。

我们注意到这些人物大多来自湖南（更准确的是湖南的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地区），其中包括魏源、贺长龄、陶澍、唐鉴（1778—1861）、罗泽南（1808—1856）、胡林翼（1812—1861）、曾国藩（1811——1872）和他的弟曾国荃（1824——1890）、左宗棠（1812——1885）、刘蓉（1816——1873）、郭嵩焘（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和蒋益澧（1832——1874）。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观察到在这个所谓的湖南精英派系中（其中包括像冯桂芬一样的人，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与湖南派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强调陈宏谋对自己社会政治观点有重要影响的人是何其众多。

唐鉴在许多方面都是这个派别内的重要人物。

他写了一本模范的经世官员陈宏谋的言行录，在书中他写道：“学以诚一，不欺为主，不尚空谈，不取辨论，溯考古圣贤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践而履之，心与古印，事与今定。”

后世常常视湖南改革者为19世纪中、晚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缔造者，他们为何对陈宏谋，一个百年以前的官员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回答这一问题就是本节的中心任务。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为清代经世传统的思想研究作点贡献。我们已经看到陈宏谋的祖先可以追寻到湖南的湘江流域，但是如果后世的湖南人知道这个事实，他们也不会重视（例如，在唐鉴的自传里就没有提到它）。

一个更重要的个人纽带是：在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陈宏谋两次就任湖南巡抚，并且一个世纪后，人们记得这位湖南的特殊恩人。

他的两位侄子钟理和钟璐，也长时期就职于湘江流域。陈宏谋购得并遗赠给他的后人一大块长沙乡下的土地，这样就使他成为了曾氏兄弟及其追随者中的一员。

但是，我认为（在此我乐意承认我是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更多相关的联系是陈宏谋成长的地区与他后来的湖南敬慕者成长的地区社会环境有相似之处。

在清朝中叶，广西的漓江流域和湖南的湘江流域是我称作“半边缘”的地区。该地区与沿海或亚洲内陆接触较少，这使它们带有一点本土文化特性；

这两个地区同样有大量的非汉族人口，这造成一种文化边疆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又为源源不断前来垦荒的内地移民所强化。

这些新移民者和移民的记忆仍清晰的那些开拓定居者的思想强调激进的实践与基本的、一般民众的道德价值观进行结合。

两个地区都自豪地拥有一个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一批杰出的书院，但这些书院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思潮无太大关系。

湖南和广西分别是粮食无法自给的江南和广东的主要米谷供应者，并因稻米贸易的发展而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经济繁荣。

这种繁荣在两省创造了适度的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这些财富为教育的发展和考试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甚至为这些地区的本土子弟进入到国家政治显赫地位创造了条件。

谷物输出贸易主要由地区以外的商人控制着（江西人控制湘江流域，广东人控制漓江流域）。商人们控制着这些地区中稍稍发达的城市。

这个事实意味着本地的经济和文化精英主要来自农业人口，他们的价值观是促进农民利益，但他们的源于市场的财富又同时使他们倾向于支持商业活动。

当然，那些拥有这些财富的人还没有想到建立藏书丰富、足以供考据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型私人图书馆。

像陈宏谋的家乡桂林一样，湘江流域有它自己的思想传统。这种反映了特殊地方社会形态和社会环境的思想传统可追溯到宋代。

伟大的新儒家先锋周敦颐（1017——1073）是湘江流域思想传统的鼻祖。他遗留给后来的湖南学者的不仅仅是"濂学"，还有一个理性主义传统，相比于他之后的其他新儒家们作品中所支持的"理"，这个概念更深地扎根在唯物的、自然的神秘主义之中。

但是对濂学有更大的个人影响的是岳麓书院的杰出的主持四川人张械（张南轩，1133——1180）。

作为《易经》和《孟子》方面的权威，1167年张拭在岳麓书院与他的好友朱熹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讨论。

在讨论中他接受了朱熹理学的基本观点，但在这个框架内他强调知识和实践的统一，以及更关注政治管理技巧的经世研究。

从人类思想道德本性的角度出发，张械认为：人的欲望、自私和追求利益动机是天生的，决不会必然地与理性原理有冲突。

从那天开始，张拭辩论的论点决定了岳麓书院和湖南其他书院的课程内容。张拭在桂林的长期旅居也对该地区的学术文化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而陈宏谋恰恰就成长在这个地区。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

正如杨念群所说，在明朝末期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满洲入关的动荡之后，岳麓书院和湖南其他主要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龙潭书院、浏阳的南台书院和其他的书院）追求的文化议程呈现一个更加鲜明的湖南特色。

晚明泰州学派的神秘主义和流行趋势向现存的意识形态权威提出挑战，不同省份的学者为应对这一挑战提出了彼此差异的学术观点。

杨念群提出：为恢复被当下的风气所腐蚀的圣人之道（“复古”），长江下游的学者们转向泰州学派鄙视的古典考证；出于同样的原因，湖南书院的学者们重新更完全地投身于治理社会的实际技巧的研究。

在湖南出现的是一个深深地立足于历史经验的学术性话语和旨在培养未来的政治家而直接设计的课程。

在为解决当代治理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的过程中，这些未来的政治家要搜寻历史的记录。

1763年，陈宏谋第二次出任湖南巡抚。在这期间，他在复兴湘学传统中起到一个非同寻常的作用，为19世纪20年代魏源和唐鉴倡导的湖南地方学术传统的自觉复兴奠定了基础。

陈宏谋在长沙重新建立纪念当地杰出人物和杰出官员的祠堂，用作纪念历任巡抚和宋代经世大师真德秀。

他从事第一部《湖南通志》的编辑工作。他说，在湖北武昌以前编辑的省志（包括湖北和湖南）里，忽略了湖南的情况，将湖南学者们放到次要的地位。

在陈宏谋编辑的新通志里，他们获得了应有的中心地位。他要求将以前那些一直专注于“有用之实学”的伟大的湖南学者们的著作列为他为岳麓书院捐建的新图书馆的藏书主体。

了解陈宏谋是否在私底下把王夫之（1619—1692）列入湖南先前的杰出人物之列肯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王夫之是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他对满洲的抨击使得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严禁公开讨论他的作品。

虽然在19世纪中叶声望处在顶峰的贺长龄、曾国藩和郭嵩焘致力于这位湖南文化名人作品的出版，但一个世纪前的陈宏谋对王夫之著作的出版肯定是极为慎重的。

无论如何，王夫之的反满思想和华夷观念可能使陈宏谋从中退缩。但他可能公平地欢迎王夫之著名的主张————"理势合一"。

"理势合一"是对宋代理学从唯物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角度的重新解释。更确定的是，在陈宏谋的湖南名人祠中明显地包括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宋学教师王之铁（湘阴县人，康熙时期的生员）。

王之铁醒目地用方言表达家庭管理、妻子行为和婚葬礼仪中该做和不该做的道德观念，陈宏谋认为这些观点足以与吕坤的类似的见解相媲美，同时在他自己的4本遗规中大量地引用它们。

陈宏谋对湘江流域文化传统发展最持久的贡献是与书院有关的。在明末的衰退和朝代变迁的巨大破坏后，岳麓书院在17世纪后期开始被一些省和地方官员修缮。

但是1756年陈宏谋把岳麓书院转变成一个更加重要和公共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了选择能真正代表湖南省的最聪明学生的入学，他在省内各地举行特殊的考试，并给那些贫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路费。

7年以后，当他重新就职于湖南巡抚时，他完全重建这个学院。学生人数从1756年规定的14人提高到70人（50个正规学生和20个非全日制的学生）。

陈宏谋称：受当地多山地理环境的影响，与世隔离的岳麓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严格地限制来访人员和学生外出）。

但他也承认远离河流的地理位置使得一些今后的学生进入不方便，所以将长沙郊外的城南书院作为一个分校合并进来。

他给这两个书院提供了总计8700 两银子的捐赠。这些银两被投资到汉口的盐业和长沙的典当业，每年产生1938两的可观利润。

这笔钱用于为学生提供生活津贴，聘请最好的教师，支付给首席教师每年360两银子的薪水，外加他的全部生活费用。

学院受捐赠的稻田每年出产500石粮食，供他们直接消费。陈宏谋也亲自规定这两个书院要学习的课程，从一开始就规定课程的学习方向必须是面向严肃的实学。

由于学校的教学目标首先是为行政部门招募和培养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是一个以应试为指导的学习过程。

在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年份里，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将增加接近50%；教学材料集中于政府颁发的考试课本，例如《御纂诸经》、《钦定史鉴》和《钦选古文原览》；

学生被要求每月参加两次考试，考试由他们的导师和一个高级别的省级官员（包括巡抚自己）轮流主持。

尽管如此，在帝国正统观念的框架内，陈宏谋对实学的理解包括：考试将特别地强调有关当代政策的问题；课程设置仍限于宋明理学的有限范围，以及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等与实学有关的著作。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书院的图书馆将鼓励学生更广泛地阅读地方文献和省内严守道德规范的学者们的作品。

大概同一时期，陈宏谋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书院涟滨书院。在湖南粮食输出中心地带的湘乡县，乡绅们想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并且通过他们自己建立的涟滨书院来从当地的官僚机构中夺取对教育的控制。

他们直接向巡抚陈宏谋寻求支持：陈宏谋为书院的落成题了字，为学校的捐款提供官方的保护，命令将以前圣人和杰出人士的牌匾重新置于书院中，并且宣布这个学校将是未来地方官员考试的考点。

作为一个比岳麓书院少些政府管理的书院，涟滨书院为了迎合更年轻学子（通过特殊考试从县里的学校中选拔出来的）的喜爱，设立了更广泛、更加倾向干“有用之实学”政策方面的课程。

陈宏谋表达了自己对书院的期望：要像全国著名的江西白鹿洞书院一样，涟滨书院要培养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专业技能的学者和专心于“及民之实事”的官员。

我还不能断定19世纪来自湘乡的杰出人士罗泽南、曾国藩兄弟、刘蓉、蒋益澧是否在年轻时真正在涟滨书院上过学（如果有的话），但在任何时候书院对他们个人发展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很大的。

在19世纪初期，地方书院（大部分是陈宏谋重建的）变成了强大的思想运动中心。这场运动涉及的人员后来成了咸丰和同治统治时期的最主要的斗士和政治家。

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里，贺长龄、魏源和唐鉴都在岳麓书院里学习。在19世纪30、40年代，唐鉴成了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师，他的学生有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以及许多其他因消灭太平天国而闻名的官员。

在后太平天国运动时代，城南书院院长郭嵩焘延续着这种教育。19世纪湖南的思想运动的核心是一个日益坚定的宋学正统——新理学。

唐鉴在自己的作品《学案小识》里清楚地阐述新理学。胡林翼（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宋学教师）、罗泽南和曾国藩都发表了大量著作弘扬程朱传统。

湘江流域宋学的复兴部分地归功于李光地、陆陇其和其他清朝初期的理学大师，但最终更多的是归功于桐城派的方苞和姚鼐，因为在道光年间来自桐城的教师到岳麓书院和其他湘江流域的学校进行讲学。

在这个“新理学”思想的酝酿中，有顾炎武的影响、有清代今文经学家对《公羊传》的新解释和对地理学的倡导，但根本没有支持考据学的倾向。

唐鉴在道德上严厉的自我批评是湘江流域观点的核心，它与所有湖南学者认可的经世政治行动议程紧密联系。

如唐鉴所说：一个扎根于理学的道德责任（“理”为湖南学者从类似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重新加以解释）是有效经世的唯一基础。

陈宏谋肯定会同意这种观点。对陈宏谋的思想有影响的学术传统，这些传统文化与战胜自我和服务公众的持久使命感，以及对崇尚辞藻和卖弄学问的憎恶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此，这些影响却是折中的，就像陈宏谋学术上远离门户之见的特点所表明的一样。这些影响中也包括王阳明、顾炎武和方苞所产生的影响。

但我要说明，这条主线是从司马光到朱熹和张械，经过吕坤和明末清初的关学学派到陈宏谋自己。在19世纪它被魏源、唐鉴和曾国藩等湖南杰出人士重振旗鼓，继续推行。还要考虑到唐鉴和湘乡的理学学者和反太平天国运动将军罗泽南。

罗泽南是曾国藩的亲密朋友，1841年毕业于城南书院。1852年罗泽南在长沙负责陈宏谋新编加注的吕坤《吕子节录》的再版工作，他强烈赞同吕坤对其所处不平静的时代所作的悲痛的大声疾呼，并且赞同吕坤和陈宏谋救治当时社会现状的方法。

就像我希望去表明的内容一样，虽然这可能仅仅是晚清经世体系中的一个，但它是一贯的和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被19世纪文人回顾性地构建的清代经世的广泛传统里，“经世”这个普通的名称是一个特定的政治议程或政治风格，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爱好。

这些也许更完全地展现在陈宏谋身上。这些因素包括：必须知行合一的信念；从具体时间和空间的脉络而不是从经典教条思考问题的思路；

对管理实践中细节的密切关注，对各个领域（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技术专长的关心；对流行风俗习惯进行不断改革的信念；

至少对大多数理学传统内的人来说，对个人道德提升（治理外部世界的先决条件）的激情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