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的公路总局与国防部裁撤闹剧-国民党兵工署长黄德馨回忆录

引子

黄德馨（1907—1999）　别名惟吾，应城城南肖湾人。少时曾在安陆崇文学校、武昌博文学校读书。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六期学习。1929年8月，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日本陆军炮兵工程学院学习。1933年11月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工兵学校中校教官兼工兵教导营营长及学生大队长；1934—1939年，任第三战区工事指导处上校处长、军政部独立工兵六团上校团长兼工兵训练处处长，参与和指导构筑宁沪战防工程，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6月，升任第六战区工兵指挥部少将指挥官，指挥战区工兵部队构筑巴东至重庆沿江要塞，营造连绵于鄂湘川三省边沿的防御体系，被称为“黄德馨防线”。由此，黄德馨获宝鼎、云麾、胜利、忠勤等勋章及陆海空军光华、旭日、积学等奖章，受到蒋介石的召见。1945年，调军委会军训部任少将工兵副兵监兼工兵学校教育长；1946年，任南京联勤总司令部工程署工兵司少将司长兼工程训练班主任；1948年任联勤总司令部工程署代理署长；1949年1月晋任国防部工程署中将衔署长。1949年12月9日，在云南昆明参加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解放军昆明第三步兵学校军事研究员、主任教员兼工兵组长，长沙高级工兵学校主任教员兼编审员；1953年11月，调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任主任教员等职。1961年8月转业地方工作。先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黑龙江省政协常委、副主席、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1999年3月30日在哈尔滨病逝。生前著有《永久筑城史》、《永久筑城学》、《坑道战研究》、《军事海运学》等书。

正文

关于川康（成都至西昌）公路和西昆（西昌至昆明）公路的修整加强问题，随着情况变化，急需加以解决，以便胡宗南部队由陕甘方面向西南方面转进，并向重庆增援。国防部通知公路总局要西南公路局负责修筑。该局以无经费为由，不愿承担。同时认为这两条路用于军事，要国防部出修路费，国防部则认为这两条路属国有公路，军用是一时，民用是经常的，应由公路总局责成西南公路局负责修筑。公路总局又说，虽然是国有公路，但因它处于边远地区，中央不大重视，公路总局本有修路预算，而无修路经费，在拨款上微乎其微，如果只是维持民用，尚无问题，甚至可以暂时维持现状不修，在必要时，由各养路段加以维护就行了。现在要大修，必须国家拿出钱来才行，当时国库支绌，无钱可供临时支付，国防部也无这项经费，大家感到尴尬，本来问题不大，一涉及到钱，就不大好解决了。其实各级公路局本身都有钱，它既收客运货运费，又收过往汽车养路费，还要走私漏税等等，是一个八面来财的机关，不过事到临危，首先要考虑本身后路，有钱当然不肯拿出来，还想借机在国防经费中捞一把，希望国防部拨一笔修路费由其支配。国防部总管经费的后勤次长是蒋介石的老金柜陈良，其人是向为各部队长所不满的老奸巨滑的市侩人物，当然不会上其当，仍然要求公路总局负责承担，双方相持不下，未获结果。

这时公路总局长某（忘其姓名）面有难色，对时局存观望态度，也能看出国民党寿命不长了。对这两条公路由于是军用需要，就是国防部出钱，他也不敢承担，而由公路总局出钱来修以供军用他更不敢承担，一方面怕完不成任务，要以军法从事问罪受不了，另一方面，又怕解放军到来后，要以助纣为虐问罪也受不了，所以不得不一再推脱，但又因修路势在必行，他既不敢直接了当拒绝，又不敢大胆全部承担，他实在推脱不了，乃提出一个军用军修，民用民修的办法来搪塞，我从中说军用民用是一回事，同是一条路岂能截然分开呢？所谓军用，只是桥梁、涵洞和边坡路为了通过载重车辆或重武器强度需要稍大一些而已。再经治商后，采取折衷办法，由于公路线长，工程量大，分军工民工同时进行赶修，军工担任桥梁、涵洞和重要路段的加强，其余均由民工担任修筑。当时工程署即调派工兵第三团和第十九团（重工程机械筑路团）前往担任修路。后来听说工兵第十九团随着胡宗南部的裴昌会兵团在四川某地起义了，其详情并未得知。

记得当时会商修路问题，由次长陈良主持，参加的有国防部第四厅厅长赵桂森和我，是否还有运输署署长胡献昂记不清，公路总局有总局长、西南公路局长和总工程师等（姓名均记不清）。国防部根据非常时期一切为军用，一切纳入军事指挥来说，本可命令公路总局负责修路，但因情况特殊，不能强其所难，以防异变。再说国家的国库为了军事紧急需要，连一点修理经费都拿不出来，也未免说不过去。其实就是能拿出钱来，也不会完全用于修路上，而仍然要向民间征工征料，以加重人民负担。

蒋介石为人处世，众所讽刺：“好话说尽，坏事作绝”。事实累累，不胜枚举，不妨也举一例，以证其实。当国民党军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原驻川南（包括重庆在内）担任防守任务时，蒋介石曾称兄道弟给罗写过一封亲笔信，其大意是：“介绍一位日本军事顾问前来，要听顾问的话，必须固守川南防线。并勉其共体时艰，效忠党国，有厚望焉”等语。这是蒋介石一方面为了达到已成绝望的罪恶目的。不惜认贼作父，起用曾是民族敌人的日本军事顾问；另一方面，为了使部属效忠自己，不惜降低身价，采取称兄道弟，以博得士为知己者死的怀柔手段。尽管施展这种伎俩，其结果仍然是枉费心机。

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不大为外面所知。过去日本侵华大战犯冈村宁次，在解放战争中，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1949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年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的“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即充当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解放战争中冈村宁次充当蒋介石秘密军事顾问的同时，还有许多日本战犯，也充当秘密军事顾问，派给罗广文充当军事顾问的日本战犯，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蒋介石丧心病狂已极，不择手段到顶，竟如此利用曾是要来灭亡我们中国的日本战犯，借中国人之刀来屠杀中国人，如此行事实属世所罕见。

后来罗广文兵团随着形势变化，移驻川西温江、郫县地区时，卒为大势所趋，又在解放军的策反下，终于弃暗投明起义了。罗在起义后驻郫县时，一次要去成都见贺老总（贺龙），临走时，将蒋介石在他防守川南时给他如上所述的亲笔信，当着大家撕毁，表示他坚决与蒋绝裂。罗广文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虽然不是黄埔出身，但他是由陈诚一手提拔起来的，对蒋的忠诚，实不亚于黄埔出身的将领。可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尽管蒋介石对他屈以兄弟辈相待，但也不可能得到他最后的效忠于万一。这是因为一个人总是希望走向光明，不愿沿着黑暗走到底。罗和我同在日本留学时，又是老友，我们在重庆见面时，他就不如过去反共那么坚决，态度显得有些消极了。当曾任其兵团参谋处长的黎玉絮向我告知罗起义前后情况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旧址

当得知解放军将于十一月初大举向西南进军时，国防部一面积极加强力量，严阵以待，准备抵抗；一面作万一不利打算，计划在必要时，第一步向成都撤退，第二步退到台湾。国防部当时除因应军事需要不断开会外，还要着重秘密研究处理裁减人员的问题，会议多由国防次长秦德纯主持，会后他曾说：“外要打仗，内要安家，内外交困，真难应付”。我们谈起来也都感到焦头烂额。向台湾撤退，必须空运，由于飞机少，人员多，不可能都运到台湾去，尤其对在当时已非必要而又携带家誉的人员（有些高级将领同一些高级文官一样，由于有钱，不惜用重金买飞机黑票将家眷送往台湾、香港或外国去了），更感到累赘，准备在现有一千多人中，保留六百人，其余均裁减，首先考虑裁减有家誉的人员，特别重要高级人员不在此限。对裁减人员，一律发给资遣费遣散，让其还乡或各自谋生。当这种规定由各单位分别向所属宣布后，犹如晴天霹雳，震动很大，大家顿时停止办公，议论纷纷，心灰意冷，垂头丧气，有要求去台湾的，有要求按退役年限发退役金的，也有提出要向国防部请愿的，不一而足。而有家眷的人更感到莫知所措，但又莫可如何？只好要求多发几个月薪水，多发资遣费，暂行维持，听天由命。有的单位要求把公积金、节余金都拿出来平分，甚至不顾一切，大吵大闹，提出非分要求，情况十分混乱，所谓军纪，已失去约束力，形成无政府状态。

重庆兵工署兵工厂旧址

当时还出现过这样一种风波，国防部对被裁减人员发资遣费决定发金子或银元，并已宣布过，但在未发放前，有的人对政府信不过，并大肆鼓动说，我们坚决拒绝领取“法币”，要是发法币，我们就用麻袋背着法币到行政院去请愿，控告国防部不讲人道。这是大家对物价不断上涨，法币不断贬值深受其苦所致。一个月所得的薪水（今天称工资），只够买柴买米，也就是说，一般军官或工作人员，

一个月领取一大堆法币，只能够兑换两块银元，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歌谣，连小孩子都把它当歌唱:银元叮当响，叫换声不停，法币一大堆，只兑两块钱。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南京、广州就有，不过到了重庆物价上涨和法币贬值差距拉得更大了。一入夜晚，几处黑市，人声鼎沸，生意兴隆，敲着银元和叫换银元之声，不绝于耳，一些人趋之若鹜，否则，一到翌日，法币只可作糊壁纸了。记得一次由工程署转给工兵学校一笔经费，系法币，我当即以电话通知该校长廖行端，即派人领去兑换，大约迟误了两天，要比当天去兑换少得一半的硬币。不得已，对教职员工只好将原领数量的法币往下发，当大家领到法币后，它又贬值了，莫不叫苦连天，啼笑皆非。但又是普遍现象，徒呼奈何？!

工程署大部分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早已去台湾，随我行动担任军事任务和技术任务以及总务、会计、人事等处人员也大部分被裁减，所幸这些人基本上是我的学生和旧属，关系较深，同时在经济上也能自信不苟，对部属却能适当加以照顾，因此，大家并无越轨行动，也未发生任何事件。在已确定留下来准备随国防部去台湾的人员中，却有不愿去而要求裁减的，如工兵司副司长黄风丹和参谋陈汉等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同我比较亲近，他们感到国民党前途暗淡，往往溢于言表。在今天来说，当时他们的那种看法和见解，是非常可取而可贵的。

这时国防部尽管已到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仍作困兽之斗，决定新成立若干个军，将各厅、局、署长调充军长，并先成立编训处，一面安置被裁减下来的人员，一面招兵买马，进行训练，准备作为垂死挣扎的第二线力量。由于筹措经费和征集兵员困难重重，仅勉强先成立了三个编训处，由第五厅厅长吴鹤云、副官局局长岳星明、兵役署署长某（忘记姓名）等分任处长。这些处有的官兵参半，有的官比兵多，国防部在解放军的步步紧逼下，不得不向成都方面迁逃，这时对各编训处无力顾及，不久，又将它们裁撒发资遣散了。国防部在重庆大批裁减人员，闹得满城风雨，谣言四起，对部队士气影响很大，一些部队认为国防部已经完蛋了，从而乘机起义，使这个仗越发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资料来源:

《黑龙江政协委员——委员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