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辩襄阳南阳

再辨南阳襄阳 石小生

　　最近，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又起纷争。本来，这是一个千年未决的悬案，争争无妨，但由于这次的争论不同寻常，有误导后人之嫌，故笔者也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辨，以还历史真相。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

（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

　　(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

（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

（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魏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故意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

　　应当指出：襄阳说者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未经任何考证而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三国志》以后所有人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豫鄂两省人士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襄阳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襄阳以及隆中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人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襄阳县及隆中是否属南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属荆州，下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邓、阴等37县。南郡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宜城等17县（见《后汉书·郡国四》)。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古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

　　“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是从古至今的史学界共同认可的史实。（至于襄阳说提出的隆中属邓县管辖的问题，史学界已有多篇文章论述，本文不议。)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襄阳、南阳的区划状况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

　　三国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3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县、宜城、都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只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的隆中说成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建国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的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大，襄阳宜城人也。”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南阳混为一谈。隆中也绝不可能和南阳划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陈寿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老先生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如：晋太康年间(280至289年)，三国归晋后的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亦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于是，此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　　阳新野人")。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可见，陈寿是以三国魏和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

　　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隆中即便时属邓县，区划也在义阳郡，那么，隆中也应随魏延等人的籍贯为“义阳邓县”，而绝不会是南阳。

　　四、南阳能否指宛城，即今日的南阳城区呢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　“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

　　《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 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 ,南阳与宛城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 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 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 ,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 个名称，一是做为县治的襄阳 ,一是做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 掩袭太祖。太祖军败， 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无独有偶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论述这一事件时，也用了“南阳”一词：“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 ,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 是指宛城无疑了。与此相类同的是， 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 .....·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以及后人广为流传的“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荆州，也是指当时的州治襄阳、江陵等地，而非荆州全境”。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 、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所以 ,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 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五、我们假设当时的隆中地属南阳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在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织，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决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巳因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属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即便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统治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就无法称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统治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时至今日，襄阳说如果不能否定“躬耕于南阳”这句最令他们头疼的史实，那么一切有关此时期的论述都不好摆平。例如，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一方面肯定隆中在襄阳城西，另一方面又不好否定南阳、襄阳的明显区别，只好演义一番了。且看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如何写来：“（徐）庶曰：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岗，名卧龙岗，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里边就演义得让人糊涂了，即家于襄阳，又躬耕于南阳，凤雏是襄阳庞统，怎么隆中的伏龙不称襄阳孔明？玄德此时刚拿下樊城，与隆中隔江而望，怎么还要“回至新野…·…前去南阳”？今天看来，《三国演义》也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把三顾的地点确认为隆中，实际上该书对这个问题并未深究，而是采取了两说兼收的含蓄态度。

　　综上所述，东汉年葛亮“躬于南阳时，南阳与南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必要在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

　　20余年后诸葛亮上疏《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时为襄阳的豪杰籍贯均为“襄阳人”、襄阳宜城人”，而不是南郡人、南郡宜城人。当然，在《三国志》全及其它东汉时期的史书中，更见不到“南阳襄阳人”的字眼了。

　　再50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范图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襄阳以及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请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薪去汤才能止，汤止水才能清，让我们回归到魏晋时期的原始史料中去，才是唯一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