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的觉醒—秦的崛起

从春秋战国时起，秦国对于当时的整个社会而言，它始终都贯穿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精神文化，这类文化包括在秦国曾经陆续出现的数次社会改革。

　　秦国地处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最初的秦国不仅仅需要面对来自东方国家的军事威胁，秦国还需要时时刻刻保持着与犬戎蛮族的战斗状态。

　　首先，秦国与安逸之中的东方诸国不同，秦国人是生活在血与火中的，这种挣扎求存的生活赋予了秦国人骨子里百战不挠的性格，火辣辣的血性筋骨，正是这种世代相传在灵魂深处的因子，让秦国在贫瘠的土地上还能纵横驰骋，百战不死。

　　这种来自于主观意识的精神状态同样来源于秦朝存在着一批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运用各种改革，比如商鞅的两次变法，特别是军功制的确立，大大刺激了秦国有序地变成了一个虎狼之国。

　　这些来自于精神和国家制度上的支持，让秦国军队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即使是在面对更加富庶的东方列国，秦国依旧以虎狼姿态所向披靡。

　　其次，客观上的秦国依旧走在一条崭新的道路上。

　　当富庶的东方国家还沉迷于工艺精良的青铜武器，自傲于百乘千乘的的军事实力时，秦人已经在使用铁器来代替青铜，用骑兵来代替战车，这种武器上的领先，类似于游牧民族崛起的方式，游牧民族最强盛的时代，依靠游牧民族手持铁制兵器的骑兵才铸就的。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秦国占领巴蜀地区，肥沃的四川平原迅速成了秦国的产粮基地，扩张了秦国地盘，大大增强了秦国国力，给秦国对外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还有，“远交近攻”战略上的正确性一直存在在秦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秦国始终以一种“蚕食”的模式，一边一步步地吞噬着其他国家来提升自身国力，另外一边用一种外交手段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者观望态度，

　　再把这种不断加强的力量投入下一场战争中，在这种反复循环中，秦国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东方列国被逐一吞灭。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法家思想的成功运用是秦国能够强大起来的最主要的内在驱动力。

　　法家思想是迥异于当时风靡一时的道家文化和孔子学说的。

　　孔子学说强调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这种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种被统治阶级强烈需求的，它们包括忠诚，社会阶级性，和对统治者的尊崇，这种思想能够有效维持诸国社会的稳定和帮助统治者能够更好运用国家机器去满足个人野心。

　　在尚有秩序的时代，孔子学说能够在思维上约束大多数人服从统治者，这种服从的来源可能是荣誉，志向和社会责任。

　　但事实上，当乱世降临的时候，更多的人更愿意去逃避纷纷扰扰的社会，这个时候的道家学说就显得格外亲民了，道家学说强调人的本性，顺应自然，抛弃志向荣誉，回归自然，无为而治。

　　道家学说迎合了一部分统治者“使其人民愚昧，无欲求……填饱肚子……空空如也”的统治理念，道家学说更加趋向于一种哲学家，类似于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在和平的环境中，这种理念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但在乱世中就容易让国家力量变得孱弱。

　　法家学说是一种纯粹的现实主义思想，法家的学说趋向于一种现实需求的具体满足，强调以改革社会来加上他们所依从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进行战争，以武力来统一国家。

　　法家学说对于诸侯的改造，充分体现在它们加上了诸侯对于财富权力的追求，并且具体地形成工作计划和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和计划简单粗暴地形成一种指向，那就是现实客观的强大，而不是名誉上的赞美，或者对于虚荣心的满足。

　　法家学说冷酷地把社会划分为一目了然的不同阶层，反对奢侈地享受，并且把一些行业，比如商业划分为“无用的行业”，甚至把商人认为是“没有用的人”，把人民强迫去进行生产劳动。

　　法家学说的目的，就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人民都是为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服务的，这种服务是强制性的，并且是以国家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必须去从事的。

　　法家学说的赏罚分明让秦国迅速甩开了无用贵族的累赘，并且为秦国筛选出来一代代批强力的人才，并且秦国对于土地的蚕食兼并和充分利用，让秦国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彻底把秦国从一个困扰于贫穷弱小的诸侯国，变成了极具侵略性的虎狼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