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朱安：他不喜欢你，你呼吸都是错

０1

1919年，鲁迅38岁，一个年轻人的文字打动了他。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

　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

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

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首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文字不过平平。

打动鲁迅的“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也触动了鲁迅内心作为旧式婚姻受害者的痛苦。

鲁迅借着点评年轻人的诗，表达了他对无爱情的旧式婚姻的看法。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嫖娼也好，纳妾也好，终归是麻痹良心，鲁迅显然并不认同。

可不嫖娼，不纳妾，那些不满于旧式婚姻的男性该何去何从？

鲁迅的答案是无奈的：“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鲁迅的触动并非偶然。

因为1919年，鲁迅卖掉绍兴老宅，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八道湾，开启三兄弟同住的生活。

鲁迅作为长子长兄，在家族衰落后，有充裕的实力，孝顺母亲照拂幼弟。想必也是如释重负。

搬入新宅的第一个春节，周家三代人，十二个人热热闹闹吃了团圆饭。鲁迅的日记里也流露出温情脉脉。

“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

在这个团圆的大家庭中，他的婚姻问题也益发如鲠在喉。

他和朱安的婚姻，如果从订婚算起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正式成婚已经十三年了。

朱安在绍兴老家的时候，他还能眼不见心不烦。

可一旦到了北京，母亲殷切的目光，朱安瘦弱的身影，这显然对鲁迅形成了相当的心理压力。

所以他说：“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他不嫖娼，不纳妾，可也不碰朱安，甚至连朱安做的菜，除非鲁迅母亲在侧，否则鲁迅是不愿意尝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分明是一种冷暴力了。

０2

鲁迅与朱安，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

很多人觉得鲁迅比不上徐志摩、郁达夫、张恨水等。他们也嫌弃原配，可不耽误和原配有性生活并生孩子。

那些原配就算被抛弃，有孩子，日子就有指望。

也有些人指责鲁迅身为启蒙者，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妻子觉醒呢？

鲁迅对朱安的态度，说穿了，其实就两点：精神上的人道主义和实践上的生理性嫌恶。

精神上的人道主义，这个不必多说。

陈丹青说过：“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鲁迅后院的蜗牛》

生理性嫌恶，从有关资料也不难发觉。

鲁迅尽量不吃朱安做的饭菜。有次朱安在鲁迅母亲的鼓励下给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偷偷放在床上，鲁迅竟然扔出来了。

朱安连呼吸都是错，这话绝不夸张。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之后，搬入砖塔胡同。朱安也随之迁入。

不久，鲁迅大病一场，朱安竭尽全力悉心照顾。

鲁迅也不是不领情，他尽量对朱安温和一些，不过估计别人不大看得出来。

他家老妈子讲：“鲁迅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

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

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

鲁迅甚至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这样，彼此间连说话也不必了。

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疏远，对朱安必定是折磨，对鲁迅自己大概也绝非愉快之事。

０3

这种生理性嫌恶到底缘何而来？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朱安长得太丑。

朱安流传出的照片不算多，单从面部来说，朱安五官端正，眼窝很深，并不算丑。还有人说她长得像周迅呢。

不过，人的长相是一个整体的动态评价。

朱安那低垂的眉眼，头发长年向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的旧式妇女打扮，给她增添了几分灰暗。

周作人回忆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甚至觉得“姑嫂（周作人的堂婶母兼媒人）不会不晓得（朱安形貌），却是诚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知堂回想录·六四 ·家里的改变》 ）

朱安不仅身材矮小，而且缺少女性的体态，乃至于周作人怀疑是骗婚。

鲁迅的母亲回忆说：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

朱安的长相，要说骗婚似乎还不至于，但确实是鲁迅对她生理性嫌弃的起点。

毕竟，朱安不仅小脚，而且发育不良，这简直是梁启超所说的“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的现实演绎。（1897梁启超《论女学》）

鲁迅并非好色之人，但无论后天文化教育形成的审美观念还是生理本能都让他对朱安敬而远之。

婚后几天，他和周作人去日本留学。

1909年鲁迅回国，那时候朱安31岁。

鲁迅的母亲希望儿子和朱安好好过日子，自己也能含饴弄孙。

然而“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鲁迅晚上依然独睡一屋。

（鲁迅和朱安的洞房）

母亲殷切的目光下，鲁迅也许有过改善婚姻的尝试。

他母亲问他，“她有什么不好？”鲁迅说，谈不来，并且举例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朱安笨拙的讨好，就如同那双放大的绣花鞋一样，带着瞒和骗，这恰恰是鲁迅最忌讳的一点。

1912年，鲁迅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朱安留在绍兴。

1913年，鲁迅回乡，在绍兴呆了一个多月。

那个月，他的日记里写道：“午前陈子英来。也不能睡，坐至晓。”学者们分析，鲁迅在母亲和族人的劝说下，想过和朱安同房，但枯坐一夜，可见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

鲁迅的精神洁癖不容许自己跨越这一步。

1919年，同样的压力又摆在鲁迅面前。

他说：“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血液干净，可见鲁迅内心深处对朱安的生理性抵制，他的选择没有变。

行文至此，突然发现，此文的谈的从来就不是爱情。

朱安和鲁迅，就如同《红楼梦》中那位张金哥和守备之子。

无论悲喜，他们守的不过是契约的“义”。

作者简介：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