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条命-出国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

文章摘自《我的九条命》张兰

关联阅读：生于1981——母亲成功的秘诀就是她的乐观与坚强

在加拿大“打黑工”

那回出国，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要改变全家人 的生活。根本没有“玩儿”的概念，只有使命。忘不了父母眼巴巴看着我上飞机那一幕，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 见到儿子。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市二商局，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文员。 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到“五建”公司实验室做财务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上班下班，结婚生子，走在每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该走的正常轨道上，但总觉得生活并不如愿。 首先，一家人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年迈的母亲要看病，年幼的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心头总被一个“钱”字压着。其次，可能是我骨子里的东西，永远不甘心让日子这么稀里糊涂过下去，不甘心让自己随着大流一事无成，总对外面的世界有种莫名的向往。 这时，一个机会来到我的面前。 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舅舅，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

原本多年没有联系，直到1988 年，他和舅妈回国探亲，我们才第一次见了面。那时，舅舅舅妈见我一个人独自持家，做饭洗衣无所不能，把老人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时时刻刻感慨： “小兰太能干了！” 舅妈回加拿大后，马上要做一个胆结石的手术，于是舅舅临走时动了个念头， 想帮我办个探亲签证，过去跟他们生活几个月，照顾舅妈。 那时小菲才八岁，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可我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出过国？谁不想出国？比起国内一成不变的日子，加拿大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况且我也想为孩子谋个更好的未来。 那年夏天，我一个人去加拿大使馆门口排队，办理签证。为了给老外留个好印象，我穿了一条自己做的“布拉吉”，编两条长辫子，还系了两个蝴蝶结，总之，让自己看上去大方得体吧。

记得签证官是个大胡子，我向他出示舅妈的住院证明，告诉他我要去探亲。 大概是看我一脸诚实可信的样子，父母孩子都在国内，自己又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大胡子只问了我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予以放行了。要知道当时的加拿大签证并 不好拿，我的幸运让其他那些排队的人们羡慕不已。 临行前，我带小菲去当时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就是今天的友谊商店，想买 一点东西。我骑一辆大自行车，他骑一辆小自行车，一路上都在跟我说话。他知道妈妈要走，心里舍不得，又不敢流露出来。

记得那家商店里卖一件黑色水貂大衣，人民币 40000 元，简直像天文数字，0多得数不过来。小菲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妈，等长大挣了钱，我买给你穿！” 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起，搂着他。 多懂事多仁义的孩子！我想，为了儿子，多少苦我也咽得下去！ 多年后，小菲在巴黎上大学，我第一次去巴黎看他时，他用攒下的钱给我买 了一块卡地亚手表。这块表我至今戴着，已经十余年了。 上飞机那天，全家欢送，前前后后各种车，凑了一个大车队。家人朋友凑了600 美金给我当生活费，再有一些简单的衣物和必需品，以及小菲的照片，就是全部家当了。

姥姥、姥爷、父亲、母亲、继父、公公、婆婆、大姑子、小姑子…… 老老少少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盼着“有本事的小兰”出去以后能改变全家人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刻，我一个人背负了几代人的希望。 小菲夹在一群大人中间，在安检口冲我挥着小手，一滴眼泪也没掉。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从机场回家就大病一场，之后就每天坐在门口等我，每天问大人： “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护照上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而我绝不可能三个月就回来。 我只知道，我不是为了玩儿，也不是为了开眼界，我是带着使命去的。这是我第 二次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必须牢牢抓住！ 我来到了多伦多，先在舅舅舅妈家落脚。

老两口住在一栋老年公寓里。他们有五个子女，其中四个在加拿大：大表姐小梅、二表姐小春、三表姐小琴、大表哥小秋。西方文化讲究独立，四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子，没和老人一起生活，但周末常来看他们。 我的到来，给舅舅舅妈家增添了几分热闹，几分活力。异国他乡，初来乍到， 能有个衣食无忧的落脚之处，对我也是极为幸运的事。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 我时刻提醒自己：你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内，必须找到独自立足的办法。 舅妈做完手术，处在恢复期，其实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只是家务活儿需要人帮忙打理。我手脚很麻利，一会儿就把家务干完了，剩下的时间就翻报纸，试图在外面找份工作，赚点零花钱。

一天，我看舅妈身体恢复得不错，能外出走动了，便提议由我做东，请舅舅 和舅妈在当地最好的粤菜馆吃顿饭，以表示对他们的感激。两位老人愉快地答应 了。记得那顿饭足足花了 200 加元，对我可不是个小数目，可我心甘情愿。 更何况，那天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那家餐馆，竟然遇见我爸当年的一位老同事，也曾经是清华教授，现在在这里卖烧麦。 他见了我大感意外：“这不是小兰吗？” 我也立即起身，与他叙了会儿旧，便认真向他请教：“您这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每天有多少收入？” 今天或许都很难想象，一位多年未见的长辈，在异国他乡偶遇，怎么能三句话就谈到赚钱的事？可当年，我日日夜夜心里想的就是赚钱。为了独立生存下去， 什么礼貌、面子、矜持都顾不得了。

这位叔叔也颇肯帮忙，简单跟我说了说自己的来龙去脉，又答应也给我介绍一份工作。但他紧接着叮嘱了一句：“你在这儿打工，没有合法身份，只能算黑工。别人一小时五块钱的活儿，你四块钱也得干。”我连忙点头称是。 晚上，我坐在舅妈床前，非常诚恳地对她说：“舅妈，我白天想出去工作， 最多六个小时，晚上再回来帮您做饭、打扫屋子。” 舅妈知道，我这次来加拿大，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她，也想有机会让自己家人过上好日子，便爽快地同意了。 爸爸那位老同事给我介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唐人街一家餐馆的后厨帮工， 每天三个小时。打黑工嘛，当然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收入也比别人低，否则根本没机会。 好在我力气大，刀工好，又肯吃苦，粗活细活都能招呼。一天能切六筐土豆丝。

每天早上 9 点，送货的冷冻车一到，我一个人从车上搬18片大牛排下来， 一片就几十斤。餐馆老板挺喜欢我。这份工作成了我的立足之本。 很快，我又找到了第二份、第三份工作。工资都是当日现结。渐渐地，我在外工作的时间增加到每天十小时。最忙碌的时候，我一天要打六份工。 随着舅妈的身体逐渐复原，家务活儿也能自己干了，我又跟她商量：“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马太太，台湾人，想让我住在她家，每月给我开600块钱。” 这位马太太很有钱，在多伦多富人区经营连锁超市，家里有两位老人需要照顾。

工作其实也很简单：每天早上给她父亲熬麦片粥；她婆婆患有癌症，身上挂着个尿袋，也需要早晨更换清理；外加打扫整栋房子的卫生。这些事都做完，我就可以出去工作了。在不影响白天收入的前提下，每月又能多赚 600 块钱。而且， 尽管她给我安排的房间在地下室，但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间，干净整洁，比起国内的很多单元房，条件都要好得多。就这样，我离开了舅妈家，开始自力更生，但我从来没有忘记两位老人的恩 情。后来，我在晚辈当中是条件最好的，经常在生活上接济她，哄她开心。

多伦多的秋天最美，大片大片的枫叶，在风中飘落。出国后第一次落泪，也是在那里的第一个秋天。我穿着一件黄色的风衣，走在公园里，眼前的景象像电 影里的画面一样美，心里却是满怀凄切。 我想，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对祖国的热爱，对故土的留恋，就是那个秋日。 我甚至在头脑里假想，如果此刻遇见一个过去的朋友，不，哪怕是敌人，我也会冲上去紧紧地拥抱他！ 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只有身在异乡，才能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国才是我的家。 每天早上，在厨房里给老爷子熬粥，透过窗口看到远处的飞机一架架地起落， 我总是随之神思恍惚，在心里祈求着：早一天，再早一天，让飞机带我回家吧。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马太太家打扫卫生，听到电视里传来的消息：中国申办1990 年亚运会成功！我愣了几秒，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热血涌上头顶。我“啪”地丢开手里的吸尘器，冲进地下室的淋浴间，把水开到最大，连衣服都没脱，站在喷头下从头冲 到脚，号啕大哭。

积聚了太久的思乡之情，在那一瞬间爆发了。 工作的辛苦、一个人的孤独、背井离乡的压抑，对我来说，都可以克服，难以克服的是对儿子的思念。 我将小菲的照片摆在床头，可是不敢看，一看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总想着 在机场送我那天，他不断挥舞的小手和欲言又止的表情，想着他在友谊商店对我 说：“妈，这件衣服我长大了买给你穿。” 然而，那时跟孩子通个电话都很困难。我得先写航空信回家，约定半个月后 的某一天打电话。接电话得去北京西单电报大楼。电报大楼晚上 9 点关门，我们就约在北京时间晚上 8 点（加拿大时间早上 8 点）。

家人收到我的信，等到约定的日期，带小菲去西单电报大楼等着。我在这边找一个能打国际长途的电话拨过 去，三转两转，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个周末，大表姐小梅对我说：“你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工作，都没有出去玩过。”于是，她带着我和她的三个孩子，去了当地的“嘉年华”。 什么叫“嘉年华”？我也是去了以后才大开眼界。相当于国内的游乐园，又远比国内的游乐园丰富。除了各种游乐设施，还有热闹的歌舞表演、装扮得奇奇怪怪的卡通人偶，随处都是稀奇的美食，看得我眼花缭乱。孩子们最喜欢玩儿的项目，国内叫“激流勇进”，坐在一条船上慢慢爬上高 处，“嗖”地一下冲下来，溅起好几米高的水花。

我们玩了一次又一次，和着满 身满脸的水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么好的地方，小菲要是来了，该多高兴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可是流泪还不敢让表姐看见，怕扫了大家的兴。 小梅表姐一家在当地算得上中产阶级。她在IBM 工作，她丈夫在波音公司， 都是大企业，一家人住在一栋别墅里。看上去很不错，可我感觉他们过得也并不 开心，和我一样，背负着很大的生活压力，整天愁眉不展。每月最提心吊胆的一 天，就是收到账单的日子。要还房贷、车贷，应付各种日常开销，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 下班回家，料理完家务，小梅表姐就抱着电话，和当地的华人朋友煲电话粥。 周末呢，夫妇俩就凑在灯下，翻看成摞的商场和超市 Coupon（优惠券），看哪个用得上，小心翼翼剪下来，省点儿是点儿。

我还在当地的一个华人聚会上，意外地遇见了在湖北念初中时最喜欢的董清平老师。从那个中国南方的偏远小镇，到万里之外的多伦多，我都不敢相信缘分能制造出如此的巧合。 董老师在一户外国人家里做家政，照看两个小孩。一别近二十年，尽管见到我喜出望外，但她的身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漂亮、活力和热情。她和另外几个做家政的中国人各带一个饭盒，里面装着自己做的菜，凑在一起，就是一顿聚餐。 相互聊聊家里的事儿，雇主的事儿。我问自己：这就是移居海外的华人的生活和命运吗？ 此外，我还认识了几位男高音歌唱家。在国内，他们是鼎鼎有名的歌唱家， 在多伦多，他们只是椅子厂的普通工人。几个人辞去国内的工作，在这里合租一 套房子，每天带着午饭上班下班，被繁重的劳动折磨得疲惫不堪。

我听到他们相互传授经验：想在工作时间偷空休息，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闹肚子，多去几趟卫 生间，这样就可以坐在马桶上打 5 分钟盹儿。 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和不甘，在国内，以他们的身份、地位，生活可以过得比这里优越得多。但既然出了国，再一无所获地回去，又实在没面子。所以，大多数人只能用“言论自由”这类理由来自我安慰。 每一点见闻，每一件小事，都让我不得不思考：如果我也在这里扎下根来， 甚至有一天有能力把小菲带来，在这里念书，是不是生活也不过如此？打工、煲 电话粥、剪优惠券、带着饭盒聚餐、坐在马桶上打盹儿……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那时，我暗暗下定决心：再努把力，只要存够 2 万美元，就立刻回国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