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朝时期，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由于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氛围影响，宋朝士大夫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面与尊重。

他们自诩为国家的主人，积极在各项国家事务中建言献策，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以建功立业、发挥世俗价值为己任。

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可谓是直线下降，他们在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之间，逐渐转向了后者。

这样的转变，正好体现了士大夫对待立功和立言的不同态度。

道统与政统，立功与立言，士大夫选择的改变，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这一转变，又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地位提升，立功追求

明清以前，士大夫有着三大人生理想和极致追求，包括立德、立功和立言。

立德是最难完成的任务，它要求士大夫以传承儒学和创新儒学为己任，在思想学术领域提出集大成的观点或更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使传统儒学焕发新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除了开宗立说的孔子与亚圣孟子之外，实现立德目标的儒家子弟寥寥无几。

汉朝的董仲舒，宋朝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以及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他们都实现了立德的目标。

他们是儒家学说这一大体系中的佼佼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子弟，终其一生或许也无法触碰立德的门槛。

既然如此，不如退而求其次，选择最符合世俗价值观的目标，那就是立功。

所谓立功，顾名思义，指的是建立功绩。

这要求儒家学子入世，进入政治体系甚至权力核心体系之中，常伴君王左右，实现建功立业的目标。

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容易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期，毫无疑问是宋朝。

宋朝是一个文化气息相当浓郁的朝代，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带来了整个社会追逐文化的风尚。

儒家学说的拥趸者越来越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也越来越多。

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便可实现鲤鱼跃龙门，跻身官僚阶层，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红利，他们也能充分享受。

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对参政议政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当对国家的发展负责，对皇帝的信任负责。

统治者也总是能够给这群士大夫正向和积极的反馈，这样一来，他们的参政积极性又会得到刺激。

在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当中，士大夫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能做的事情也很多。

比如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王安石，他就是一位将立功这一目标做到极致的士大夫。

作为文人，他有传世的代表作品，有经典的事迹和言论，可谓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他发起的文学改革运动，时至今日依旧被众人津津乐道。

作为政治家，他一手推动的王安石变法可谓影响深远。

他将自己的才华和经验都投注到政治事务当中，不惜得罪朝廷既得利益者，也要坚持推行变法，激发国家的发展能量。

且不论他的变法举措是对是错，单单从他的态度来看，他就是统治阶级最欣赏的那一类士大夫。

正是由于受到了皇帝的赏识，王安石的政治影响才不容忽视。

他只是士大夫群体当中的一个代表，事实上，全天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士大夫，他们忧国忧民，真正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在他们看来，只有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政治理想，个人“立功”的追求也才能实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当中写下的名句，也是他真心实意的表达和抒发。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管是在庙堂当中还是在朝野之外，士大夫都自有其坚守和追求。

之所以会选择立功，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士大夫的任意表现，都能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在宋朝朝廷之中，士大夫可以直接与皇帝呛声。

当他们发现皇帝的某些主张与国家发展方向不符时，他们也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态度。

如果他们的意见或是建议被采纳，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离立功更近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宋朝时期，士大夫死谏的情况，远比前朝和后世更少。

他们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皇帝也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能实现立功的目标。

这是宋朝时期特殊的时代现象，士大夫对于“立功”的追求，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政统”特征。

然而宋朝灭亡之后，随之而来的元朝，却给传统的中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士大夫的地位因此而直线下降，等到明朝建立之后，社会氛围逐渐收缩，士大夫再也无法回到宋朝时那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状态。

环境转变，追求立言

其实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士大夫阶层曾对他产生过美好的幻想。

此时他们的身上仍然有着浓重的主人翁精神，所以他们想与朱元璋合作，与其他权贵阶层合作，共同治理天下。

但朱元璋可不像宋朝皇帝那么好说话，他的执政风格更为犀利，政治手段也更为强硬。

他是草根皇帝，一路走来极为不易。

正因为经历了千辛万苦，他才更想守住自己的位置，不愿意分出一丝一毫的权力。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开始逐渐向顶峰发展。

此时的士大夫还想要限制皇权，想践行儒家思想和学说，建立一个儒学体系之中的理想化社会，实现他们“立功”的目标。

朱元璋却并不愿意受人摆布，区区士大夫，休想奈何他，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由此而拉开序幕。

在此过程中，士大夫阶层一直在积极争取。

他们可以拼得头破血流，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虽然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但“立功”仍旧还是苦苦挣扎的士大夫们不懈地追求。

真正让士大夫阶层灰心丧气，转变追求的事件，在嘉靖皇帝执政之时发生。

嘉靖皇帝并不是祖宗礼法认可的正统皇帝，他的亲生父亲并不是上一任皇帝。

过去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藩王，谁也不会想到，就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未来的一天，他会来到北京城，会坐上龙椅，登顶天下。

其实嘉靖皇帝的继位过程名正言顺，受到了上一任统治阶层的认可，这个皇位，并非他通过阴毒的手段谋夺而来。

嘉靖皇帝在正式继位之后，想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

为人子女，这一行为无可厚非，只是他的身份毕竟十分敏感，士大夫们便想以此为理由拿捏他，逼迫他作出第一次妥协。

士大夫阶层的代表杨慎向嘉靖皇帝上书，直言不讳，要求皇帝收回成命。

他的大意是：“你能从上一任皇帝手里得到继承权，那是你运气好。你亲爹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和先帝平起平坐。祖宗礼法不可废，你这行为实在于礼不合。”

尽管碍于嘉靖皇帝的身份，杨慎的用词十分委婉，皇帝本人还是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现在他既然已经手掌大权，那便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任人拿捏，这样的妥协和退让，一旦开了头，以后便会有无数次。

于是嘉靖皇帝打定主意刚到底，不管士大夫怎么说，怎么做，甚至以死相逼，他都不打算收回成命。

虽然士大夫不能为皇帝所用，但此时他手中还有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这类特务机构。

利用特务来威胁朝臣，本就是明朝皇帝的惯用伎俩，嘉靖皇帝也不例外。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他作为皇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士大夫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对专制的权力面前，他们过去所坚持的“立功”的目标，已经没有了实际的意义。

既然已经沦为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工具，那便意味着他们“治国”和“平天下”的愿景几乎无法实现。

没有办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价值，他们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把精力用于传播学说和著书立说之上。

这就是士大夫态度的转变，从“立功”到“立言”的转变。

他们更加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关注虚无缥缈的文化境界，关注儒家学说体系在社会上的传播情况。

明朝时期的《永乐大典》，就是士大夫“立言”而诞生的典型成果。

《永乐大典》堪称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着编写者们的智慧和心血。

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繁荣，各类文学作品大行其道，也与士大夫的“立言”有很大关系。

高压政策，影响心境

清朝建立之后，文化政策更为高压，文人阶层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

文字狱，就是朝廷政权对士大夫阶层的一次残忍迫害。

统治阶级仅凭自己的喜好和思考，随意揣测一位文人辛苦创作的文学作品，甚至给对方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对方至死。

有的文人在死亡以后，还会被开棺戮尸，文字狱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想象。

久而久之，士大夫阶层已经没有在统治阶级面前发表言论的欲望。

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忍受折磨，献出生命。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对残酷秩序的抱怨，他们只能隐晦地发泄到文学作品当中，于是，“立言”渐渐成为了清朝士大夫中的流行趋势。

这群社会精英阶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心中或许也有一番丘壑，可他们实在太过无奈，便只能得过且过，放纵自我，不再去思考所谓的儒学追求。

这是逃避，也是士大夫们的自我防御机制。

结语：

社会环境的转变，士大夫阶层地位的转变，会直接影响他们对“立功”和“立言”的追求。

当共治天下时，他们会产生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当与君权的博弈处于下风时，他们也只能认命，接受难堪的现实，追求自我精神世界的满足。

参考资料：

《明史》

《士大夫的转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