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的一场争论

张学良为什么不做李世民，也不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呢？这要从张学良的思想成长过程去寻找原因。

张学良虽然生在草莽出身的大军阀、一代军政府首脑之家，但他的思想却远远超越了其父亲张作霖先做东北王、最终要当中国的皇上的境界。究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用他最近在美国反复说的一句话来说：“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对此，他的原任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做如下论证：

他的思想的根源，是坚定彻底的爱国主义。这一思想的形成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孔孟老庄的忠君体国，民为国本，和无我的思想、侠义的思想；一是西方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他承认“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以其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把“以民意为准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另外，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学良和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次间接交往和一次相见晤谈，为一般读者所鲜知。现简介如下：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先生蒙难广州观音山，后避居上海。为了击溃暗中支持陈炯明发难的吴佩孚，他曾构想和相继败在直系手下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孙、段、张反直大三角联盟。其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纵论天下的信牍，令他惊叹不已。当他获知张学良尚不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东北未来的希望。因此，他当即挥毫写了如下这封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指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望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阅罢这封信后，大概想到了张学良是“胡帅”之贵公子，唯恐这种聪明用错地方，遂又当即写下了“天下为公”的横幅匾额，由亲赴关外的汪精卫和孙科面交张学良。

弱冠之年的张学良，收到一代革命宗师孙中山先生的墨宝，除去受宠若惊之外，一定会想到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无限期望——一定要“天下为公”。不久前，年逾九十高龄的张学良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扶病北上，在天津病榻旁召见张学良的往事，他还真诚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床上对我说：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之后，张学良自然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以三民主义思想统一中国。加之，他清楚地认识到：“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他断然对父亲说了这样两段掷地有声、史有所记的话：

“父亲！你让我做李世民，说明你这是旧脑袋。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封建时代了，中国不能再有皇帝了，我决不能当太子，你也决不能当皇上。”

“父亲！你让我当中国的裕仁天皇，你也错了，我也不可能学裕仁，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你也不要希望我学裕仁。我应该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