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史记-(10)管仲成功主导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

最近读《史记》，对里面的一些内容略有感悟，在此记录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不当之处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背景介绍：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开始辅佐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前685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尊称为“仲父”。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病逝。后人尊称为其为“管子”，著有《管子》一书。

解读：

管仲作为中国古代鼎鼎大名的一代贤相，在他身上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他的很多主张和政策不仅是在当时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即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不少借鉴参考意义，以下我们将围绕管仲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外交等方面来介绍，也可以简称为管仲版的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管仲经济层面改革的发力点。管仲作为宰相执政齐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主要体现在：

一是实行盐铁官方专营，由齐国政府垄断盐和铁的生产经营以及定价，管仲的观点是反对以人口和牲畜为依据来收税，主张将部分税负纳入盐铁的官方定价当中，类似于现代的消费税，因为盐和铁都是当时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国家战略物资，管仲的这一措施不仅控制了重要战略物资的价格，而且通过盐铁消费来收取赋税更加科学合理，这一政策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的食用盐仍然是国家专卖的；

二是推行粮食“准平”政策，即在市场粮食价格比较低迷的时候，由政府出面收购粮食进行囤积，避免因粮价过低而让种粮农民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当粮食价格高涨的时候，政府将囤积的粮食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出售，防止因粮价过高而影响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一政策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三是灵活的粮食税收制度。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政策和中国大部分王朝实行的整齐划一的土地税收制度相比，其更加合理和科学，也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而且也不容易引起百姓的不满甚至造反；

四是鼓励刺激消费。在《管子》一书中，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叫《奢靡篇》，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所以管仲大力主张多多消费，甚至应该奢侈地去消费。当然按我的理解管仲号召的奢侈并不等同于浪费，希望大家不要误读。管仲对侈糜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他曾经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稳定经济。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即使在中国的当下也是被屡试不爽，成为历届政府调控经济的锦囊和法宝。

五是开展自由贸易。齐国地处海滨，渔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国境关隘（相当于是海关）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它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国境关隘征过税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专门设立了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的外商供给本人饭食，来两乘车者供给马的食料，来三乘车者更要供给仆人的饭食。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活跃市场气氛，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办了七间官办的“女市”（也就是妓院），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国际商旅，并大收其税，也为齐国财政收入贡献颇丰。

当然管仲的经济改革不只局限在以上方面，管仲还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的办法；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统一发行和管理货币；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此外，管仲还主导了几次对外经济战争且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文会简要介绍。

管仲在推行经济新政的同时，政治改革也是同步进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实行君主制下的宰相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总揽朝政，权力在高、国氏（齐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之上，这是对世卿特权的否定。管仲上承君命，下统群臣，执掌行政、军事、外交等大权。在当时对于推行包括改革措施在内的大政方针是十分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和近代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非常接近了。

其二，实行五官制。国相以下，中央设五官之制。分别为：大行，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大司田，掌管经济的最高长官；大司马，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理，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大谏，主管监督的最高长官。这样桓公、管仲及五官，便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上层领导集团，保证了政令的通行，改革的实施，这一机构设置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基本是异曲同工。

其三，实行监督制。《管子·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这种监督机构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赏优罚劣。

其四，实行“布宪”制。“布宪”，即国君颁布政令。大体做法，在正月宣布法令政策，明确规定各级官吏一年中的任务。“都”的五官、“鄙”的五属大夫回去以后要逐级传达。过夜之后传达叫“留令”，罪在不赦。多传达、少传达都要受到重罚。腊月底是汇报总结工作，官吏述职，根据官吏功过，分别给予奖罚，其实这就是对官员的目标设定与绩效考核，即使是现在还是这个套路。“布宪”制的实施，对于国家政令的畅行，对于改革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其五，实行“三选法”。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等改革的进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露出端倪。过去在世袭制度下形成的官吏队伍不仅与新形势、新秩序极不适应，甚至形成严重的对立。这就迫切需要一支适应新形势、新秩序的官吏队伍。在这种形势下，管仲创立了行政官吏的“三选法”。所谓“三选”，即首先由基层官吏组织考察推荐，长官考评，最后由桓公策问（答辩）任用。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选贤不计出身、门第及论资排辈，即一般平民只要具备条件，也可当选为各级官吏。三选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的用人惟贵、用人惟亲的陈腐观念，开创了因贤授官、以功授爵的人事制度。

由此可见，管仲已经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提出）。管仲的政治改革是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为巩固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单一的进行经济改革而不配之以政治改革，那么，经济改革便不能顺利进行，通过改革建立起的社会经济基础，也难以巩固。

管仲通过对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后，使齐国迅速富国强兵，在诸侯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壮大，随之而来的外交上的举措也应运而生。

首先，管仲大力主张“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东周王朝发展到此时，周王室的实力日益式微，其实对各诸侯国的管理和制约能力已经非常微弱了，大部分诸侯基本上也不买周王的帐。管仲看到这是一个机会，毕竟周王在形式上还是天下的共主，尊王就是把周王抬得高高的，但这种高更多得也是精神和仪式层面，真正的权力和地盘是一分也不会让渡的，不过管仲的这一手就让齐国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其他诸侯想不同意也不能反对；同时管仲在尊王的基础上，主张联合中原的各诸侯国共同抵制来自边疆地区的戎狄，这其实也是诸侯们的共同心声和需求，只是被管仲巧妙的识别并说了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又有谁会反对呢？于是“尊王攘夷”的策略深入各诸侯国人心，齐国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占得先机，一步步登上了霸主宝座。齐国为救燕国而攻打山戎，因为楚国没有正常给周王纳贡而攻击楚国，都是管仲“尊王攘夷”的具体体现。

其次，管仲倡导“近交远攻”的外交策略。与后世秦国统一天下的“远交近攻”策略不同，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策略是和临近的诸侯国交好，让他们成为齐国的大后方，而对较远的非友好国家予以进攻。《国语·齐语》对于管仲谋划的外交关系政策，记载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保持和邻国的友好关系，亲近邻国是最重要的一条。管仲劝谏齐桓公，在审定自己国家疆界的基础上，归还从邻国夺取来的土地，不去霸占他们的便宜。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思维逻辑，彰显的是当有征讨远方国家的机会时，以至于邻国不会趁虚而入。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齐国几次攻打边疆少数民族以及楚国的时候，齐国的临近诸侯国都保持安全和稳定，解除了齐国的后顾之忧，为齐国最大的外交战略“尊王攘夷”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以信立威和以礼服人。一次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战败被迫割地求和，在双方会盟的时候，鲁国的大将曹沫跟随鲁庄公上坛，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他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齐桓公当时被迫答应了曹沫，可是等他脱离了危险之后，就有点后悔，不想返还鲁国的土地了。这时管仲及时劝阻了齐桓公，主张必须要坚守信用，即使失去一点土地和眼前利益，但长久来看会得到更大的好处。于是齐桓公把所占鲁国的土地全部归还了，鲁庄公自然服气。而各国诸侯听说退地的消息后，果然也都服了齐桓公，纷纷向齐国靠拢，要求归附齐国。另外一次齐桓公在会盟中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当周王大臣宰孔代表周王赏赐祭肉给齐桓公时，齐桓公刚要跪下去接受，宰孔拦着他说：“天王有命令：因为齐侯上了年纪，不必行大礼。”齐桓公于是就站了起来，这时管仲赶紧在旁边说：“这是天王的恩典，主公不可不恭敬！”齐桓公听了也赶紧说：“当然，当然！小白怎么敢不恭敬？”说着他就跪下去，磕了三个头，然后恭恭敬敬地接过祭肉来。诸侯们见了都称赞他有礼，就更加敬服齐桓公了。以上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好的说明了管仲在信用和礼仪上的重视和坚守，能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劝谏齐桓公并取得成功，足以见得管仲这一外交政策对齐国称霸的重要性。

最后，胡萝卜加大棒，“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辅助王室1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天下霸主。 这里所说的3次武装会盟，其实靠的就是齐国的武力大棒，谁不服齐国的老大地位咱就打到他服为止，譬如在齐桓公即位后的第5个年头，邀集宋、陈、蔡、邾等国君主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会盟，商讨帮助宋国稳定南宫长万叛乱后的局势。同时受邀的还有遂国，但遂君却拒绝参会，同年秋天，桓公派军灭遂，一时间令很多小国震悚；北杏会盟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便联合陈、曹攻打宋国，宋国见敌军势大，遂恳求停战议和，前680年冬天，齐、宋、卫、郑四国国君在鄄地（今山东省鄄城县北）会盟，周天子代表单伯与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联军率先攻击楚国的“走狗”蔡国，获胜后转而攻击楚国，在陉地陷入相持战，楚国遣使求和，答应遵守诸侯的本分，恢复向周天子纳贡，同年，以齐桓公为首的八国集团同楚国在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会盟，约定各自退兵，以后再不会互相侵犯，召陵会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楚国的北上入侵，也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6次和平会盟主要包括幽地会盟、贯地会盟、阳谷会盟等，虽说这6次会盟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弱小国家和伸张正义，但实际上这种和平会盟还是以齐国强大的国力和军事武力做后盾的。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赏赐齐桓公，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这一次齐国对周王的拥立被称为“一匡天下”，齐桓公借此机会与各诸侯国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葵丘之盟”使齐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另外，管仲也应该是中国最早运用经济战争打赢对手的政治家，是不是世界最早尚无从考证，以下两个史料记载的故事完全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鲁国与齐国因为是近邻而贸易频繁，鲁国的纺织技术十分的发达，生产数一种很细很白的布叫做“鲁缟”，这种布料以薄著称，依靠这个鲁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管仲为了遏制鲁国的经济，于是让齐桓公和大臣们带头，专门穿用鲁缟做成的衣服，不久在民间也兴起了以穿鲁缟衣服为荣的风潮。而这个时候，管仲直接下令，齐国所有百姓不得织缟，齐国所有的布料，全部从鲁国进口。一时间鲁缟供不应求，价格也自然是水涨船高，一来二往，鲁国民众发现织缟的利润，比种田要划算得多，于是就主动放弃了农业生产，在鲁国掀起了风风火火的织缟运动。管仲又给加了一把火，所有的给齐国供货的鲁国商人，每一千批，可以获得三百金的额外奖励，一万匹，可以额外获得三千金。一时间鲁国出现了一种现象“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在金钱的驱使下，鲁国根本就无人耕种，良田变成了荒地。一年之后，管仲突然下令停止进口鲁缟，这一下鲁国人傻了眼，堆积如山的鲁缟卖不出去，也没有了收入，更要命的是，上一年根本就没有耕种，粮食也没得吃。万般无奈之下，鲁国只能向齐国购买粮食，而管仲的做法很简单，直接提高粮食价格，为了生存鲁国只能花费重金购买粮食，过去一年努力赚的钱，又全部送还给齐国。后来，管仲又故伎重演，对付楚国又实践了一次：齐国想攻打楚国，齐桓公害怕会打不过，于是就来求助于管仲。管仲直接建议齐桓公，出高价购买楚国的鹿。齐桓公虽然不解，还是照做了，派人到楚国大肆收购生鹿。当时的价格，一头鹿八万钱。紧跟着，管仲通过民间的手段，购买贮藏国内的五分之三的粮食。然后又派人带着2000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楚王见有利可图，于是下令全国民众，开始猎取生鹿，就这样在楚王的倡导下，百姓又放弃了农业，开始专门抓鹿。到了一定的时间，管仲直接宣布断绝与楚国的商贸往来，楚国粮食告急，每石达到400钱。于是齐国就派人到楚国南部，去卖粮食，很快楚国有很多人投降齐国，三年之后，楚国就臣服了。虽然那时《孙子兵法》还未出世，但管仲却用经济战的方式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想想现在西方人搞的那套货币战争，其实两千多年前就被管仲玩过多次了，不得不佩服管仲的谋略实在是超前。

管仲主导的改革开放，很快让齐国强大起来，并在春秋时期首先称霸，但是随着管仲和齐桓公先后离世，齐国也很快衰落下去并且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得到称霸的机会，而管仲上述一些列改革开放的优秀政策和措施在中国随后两年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也应用甚少，没有成为主流社会的思想和主张，我个人分析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管仲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行离不开齐桓公的支持。有一些观点认为齐国称霸过程中齐桓公就是一个摆设，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差不多大事小情都是管仲出谋划策并付诸实施的，我其实对这一观点是不赞同的，试想管仲本来是齐桓公的仇人（管仲曾经用箭射中齐桓公），他能不计前嫌大胆任用管仲，还给了他几乎一切可以给的权力，这本身就说明齐桓公的大度和英明，在后面的治国理政和对外交往中，管仲虽然是明面的操盘手，但真正背后做决策的人还是齐桓公，只不过大部分时候齐桓公对管仲都是支持的，而恰巧每次支持的结果最后也都证明了管仲是对的。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就如现代企业里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个负责大方向的战略决策，一个负责具体的管理和实施，总经理为董事长打工，所以如果管仲遇不到齐桓公，也许他就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普通人。随着齐桓公的离去，齐国再也没能够出现像齐桓公一样雄才大略的国君，即使再有类似于管仲一样的相材出现也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管仲的思想因为儒家的反对而被淹没。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管仲的思想和主张还是先后被很多诸侯国和政治家所采用的，但是儒家学派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褒贬不一，特别是管仲的重商主张、霸道（称霸之道）思想以及经济战的一些阴谋诡计被孔子所不耻，本来管仲提出的四民分业（即士农工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分工，并没有故意将各个阶层划分等级的意思，但后来这个四民分业却被演变成了阶级座次，特别是管仲曾经大力倡导的手工业和商业竟然被人为的边缘化。自从西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基本就成为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官方主导思想，而儒家思想是和周工创制的礼乐是一脉相承的，与管仲的很多改革开放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管仲的思想被淹没也是情有可原的。

第三、时代形势的变化让管仲的主张不再被统治阶级重用。随着战国七雄逐一被秦国消灭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局面结束，整个天下开始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管仲曾经主张的霸业思想已经显得有些过时，已经满足不了帝王们的雄雄野心。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和稳定社会秩序，势必要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化管理，通过土地绑定的农民是整个社会中相对最稳定的因素，而手工业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导致是相对不利于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那么农民阶层社会地位一定就会被抬高，手工业和商业阶层势必会被贬低，特别是从事商业的人们就会成为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所以说不是管仲的主张不再先进了，而是他已经不能再为统治阶级服务了。

原文节选（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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