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介石说：亡于日本，能为亡国奴；亡于共党，为奴亦不能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并非蒋介石的发明。宋高宗赵构，面对金兵的威胁和农民起义时，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所以他宁可对金称臣，也要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起义军。

蒋介石庐山抗日演讲

清朝晚期，慈禧既遭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国内民众的反帝反封建，她选择了把进攻目标集中民众身上，以致“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指挥“剿共”的行营南昌发表文告说：“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凡有一点智识的都应明白，此时应以共同御敌为纽带，将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御外，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威望、建立自己的权威。

然后，蒋某人没有这么做。“九一八事变”前的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讲话时、他竟然赤裸裸地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蒋介石

蒋介石信奉“攘外必先安内”

这种话竟然也能说的出口？这明明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翻版啊！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某人以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就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意外了。

“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围剿”。面对当时纷纷要求北上抗日的地方军、中央军，1933年4月，蒋介石在对“剿匪”将领的讲话时说：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可笑的是，蒋某人如此醉心于内战，却被那些“果粉”“蒋粉”视若不顾，唯对解放战争说“内战无英雄”！不仅如此，他们还拼命替蒋某人洗地，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下达不抵抗的指令，不抵抗是张学良的自作主张。包括张学良，在晚年接受访问时、也曾特别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

而实际情况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已经指示过张学良“力避冲突”、“应予不抵抗”，至于事变发生的那一刻，蒋介石是否再次下过“不抵抗”的命令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1933年4月6日，蒋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有车、后有辙”，蒋某人对于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立场是以一贯之的：

1928年济南惨案，屈从日本淫威，改道北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敢言战，“避免冲突”、期待“国联行政会”“公理之解决”；

1932年上海事变，淞沪停战协定，不敢与日争锋、放弃军队驻防上海；

1933年长城抗战，默许日本扶持满洲国；

1935年何梅协定，对日放弃了华北主权；

1937年首都南京被屠城，仍不对日宣战……“济南惨案”发生后的1928年的5月10日，蒋某人在日记中云：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蒋某人的“不抵抗主义”的最早出处。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呢？1934年，在由他口述、陈布雷笔录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中，是这样说的：“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而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意思是很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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