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突破有时在于等待天时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这样描绘他对外交的理解：“外交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她可以延缓问题的激化。随着引发问题的变量在时间的推移下不断减弱，问题就会自行消失。”

丘吉尔的话并非金科玉律，但是，他至少意识到了外交的本质：外交突破的关键，就在于等待，因为时间会消磨老问题，也能制造新问题，并会在新变量的影响下缔造出地缘新格局。

很多时候，决定性的地缘变局并不存在于冠冕堂皇的外交峰会，那些声势浩大的政治会晤只能吸引看客的注意，却不能产生多少价值。地缘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被舆论所忽略的暗流，地缘问题的解决则常常得益于新问题的掩埋，而地缘格局壁垒的消失和重整则是涓涓暗流冲刷和沉积的结果——那些不为人知、缓慢有效、且难以逆转的政治因素才是国际关系的真正决定者——而协议的签订和战争的爆发不过是其演化结果的体现。

一个是黎塞留的历史经验。

1585年，当黎塞留出生的时候，法兰西面临着哈布斯堡帝国的三面包围，强大的哈布斯堡不但在欧洲称雄，而且还握有广袤的南美殖民地，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远胜法国。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法国试图打破哈布斯堡包围网的努力都遭受了羞辱。

不过，早在1605年，年轻却精明的黎塞留通过法国宗教内战的经验，逐渐意识到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德意志北部、捷克和尼德兰地区不断崛起的新教意识形态，将对坚不可摧的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造成何等严峻的冲击。“在不远的将来，强大的老邻居很可能会土崩瓦解。”

从1624年就任宰相开始，黎塞留主教身为一名天主教枢机，就开始不断资助尼德兰新教徒和德意志北部新教徒的军事叛乱，并鼓动新教国家瑞典进军德意志，最终新教徒的叛乱火焰烧毁了庞大哈布斯堡帝国的根基，并给德意志留下了成堆的独立碎片，给西班牙留下了崩溃的财政。在旧帝国瓦解的灰烬之中，法兰西的地缘形势被彻底改观，并成为欧洲局势的长期主导者——直到普法战争。

在此次外交中，黎塞留并未鲁莽地挑战哈布斯堡霸权，而是首先彻底消灭国内的新教徒叛乱，然后资助邻国的新教叛乱使其不断滋生，最终驱使宗教杀戮轻而易举地打垮哈布斯堡帝国。

一个是德尔卡塞的历史经验。

1873年，德意志帝国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彻底压制了法国。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以遏制法国共和革命病毒为由，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联合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组成了三帝同盟。

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几乎令人绝望的处境。但是法国外长德尔卡塞逐渐意识到盛行于俄国和东欧的泛斯拉夫意识形态将会摧毁俄国与德奥的友谊。俄国沙皇热衷于自诩斯拉夫人保卫者和解放者，以泛斯拉夫民族主义主义推动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考虑到奥匈帝国境内大量土地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波兰等斯拉夫民族聚居区，俄国人不断膨胀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定将引发奥匈帝国的恐慌，并最终迫使两国走向敌对。

德尔卡塞的认知完全正确，随着俄国在巴尔干的不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统治的瓦解，特别是柏林会议后奥匈帝国占据了斯拉夫民族聚居区波黑等地，迫使俄国摒弃与法国的意识形态争议，并最终走向法俄同盟——法国的外交孤立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

实际上，法国在17世纪初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外交成功，乃是充分意识到地缘新问题价值的结果。哈布斯堡境内的新教崛起，是16世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东欧地区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盛行，同样是19世纪未曾预闻的新变量。新教和泛斯拉夫主义问题的不断滋长，终究会使得传统的地缘问题被掩盖，并催生新的地缘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决策者来说，最明智的举措莫过于积蓄力量等待变局。

今天，西方的情势同样类似。

欧洲和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不可逆的转变，无论是欧洲的伊斯兰人口剧增，还是美国的白人锐减，都将使得西方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考虑到人口结构的演化趋势，这些新问题只可能愈演愈烈，而不可能消弭。

非传统的政党如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德国的另类备选、美国特朗普桑德斯逐渐取得了不逊于主流政党的支持率，另外，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越来越明显的族群政治化倾向，都表明西方政治正进入历史性变更的边缘，其国内问题将逐渐外溢并失去控制。

对于西方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泛滥和人口的伊斯兰化将迫使欧洲陷入内战的无解之局，而拉丁美洲移民的不断涌入则使得美国国内的族群政治愈发失衡，并失去控制。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注定无法排解的难题，也是其巨大地缘优势之下的阿克琉斯之踵。

历史的涓涓暗流正在深远地改变着世界的局势，并将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在绝佳的时机尚未到来之前，需要学会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