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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虫虫

摘要：

在永徽显庆时期，高祖太宗继续模仿“汉朝故事”进行政务活动。

高宗以“汉朝故事”为基础，强行册封武氏为皇后，废掉了李忠，同时将其他的大臣，包括长孙无忌在内，都一一铲除，以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从那以后，高宗所使用的“汉朝故事”，就很少涉及到重要的政治问题了。

“汉朝故事”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虽然也受到了关注，但是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比之唐初年要差得多。

“汉朝故事”与唐高宗的孝道实践

唐高宗除了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引用“汉朝故事”做为史实之外，更是借助“汉朝故事”来塑造其“宽仁孝友”的太子与皇帝的人设。

经过一场惨烈的太子争夺，最终以“仁孝”著称的晋国王李治被封为太子。

当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孝”，特别是在照顾他的父亲唐太宗的时候。

照顾病人是唐太宗从辽东归京，在他生病的时候，李治给他吸了一口毒液，然后细心地照顾他的母亲，直到他的母亲“气疾”好了为止。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患上“苦痢”，李治日夜服侍，为太宗操劳，连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深得他的夸奖。

李治除了对自己的父亲表示尊敬之外，对自己的弟弟也特别疼爱。

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5月，李承乾与李泰被流放到了外地，李志上书：“承乾与泰王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心有戚戚焉，恳请有关官员，给予厚待。”太子之争刚结束，李治便以“宽仁孝友”的态度善待父亲和兄弟。

唐高宗虽然成功登基，但仍然很注意维持“仁孝”的君王形象，这从他为衡山公主的婚事所作的种种布置就可以看得出来。

根据《新城长公主墓志》的记载，衡山公主是太宗文帝的女儿，是皇上的亲妹妹。

根据刘瑞清的研究，当时唐太宗曾将王妃许配给了长孙诠，后来因太宗驾崩，才推迟了这场婚礼。

唐高宗于永徽二年（650）一月为衡山郡主重新筹办婚礼，定于8月1日举行婚礼。

就在皇帝陛下即位之时，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之中，内侍于志宁不同意衡山郡主的婚事，上奏道：《礼记》中有云：“女十五及笄，女二十而出嫁，若有故人，女二十三而出嫁。”

郑玄云：“有故人，即死于丧事。”据闻，需三年才能成婚。”

有论者说：“定例，除官以后，必行吉事。”这是汉文所定的礼仪，以供民众参考。而王妃，则是以斩首的身份，哪怕她的衣裳被废除，也不能随意更改。

只有在伤心的时候，才能结婚，这不仅违背了传统，也违背了人性。

“臣以为，臣之子登皇位，临万方，当继美义与玄玄，齐方汤与禹，弘奖仁孝之时，重扬功德之时，臣愿奉高宗之命，以孝文君之威严，使国事无碍，使王妃之事，尽善尽美。

于志宁认为当时正值大秦皇帝的丧事，并引用了《礼记》中的经文，以及后汉时期的郑玄之说，认为在这个时候，王妃的婚事是不适宜的。

以这位郡主的地位，“服是斩缞”，应该是要为他守孝三年，这也是合乎礼仪，合乎礼仪。他还建议汉文皇帝将三年的丧期定为三十六天，以方便世人，并要求皇室的王妃，在三年的丧期中，做出表率。

于是，于志宁向唐高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他觉得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对于唐高宗来说，让衡山王妃穿着丧服，有利于他保持“孝顺”的政见。

最后，衡山公主在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婚事结束后，被唐高宗册封为新成郡长公主，然后才是真正的成亲。

高宗以衡山王妃为妻，以孝为先，以孝传遍天下，以保国泰民安。

左威卫大将权善才、监门中郎范怀义在昭陵上砍松，被大理寺弹劾，判以“斩杀”之罪。高宗对这样的处罚很不满意，他觉得如果对这两位将领手下留情，就是对他们父亲唐太宗的大不尊重，大不孝顺，就把他们处决了。

大理司马狄仁杰，以二位将军的罪名，并不足以处决，于是对高宗谏道：

昔年汉文帝偷窃高庙的玉镯，被张释之斥责，罪止弃市，若不是死刑，直接处决，古语有言：“若窃长陵一片尘埃，君王何德何能？”

今日君王一块昭陵的一块柏树，斩了一位大帅，千载后，君王何德何能？故而不能下旨，斩杀贤才，使皇帝陷入险境。

高宗想要重罚那些冒犯昭陵的人，一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孝道，二则是为了用杀戮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狄仁杰引用了汉文帝时人在高庙偷了翡翠，被判处了弃置市场的罪名，并将昭陵的白柏与那些被砍倒的人相提并论，说他们是不该被杀的。

还有张释之所说的“盗环之事”，如果处理不好，国君就会被冠上“不道”之名。

狄仁杰用“汉朝故事”作为他的理论基础，并没有把“孝道”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他只是警告高宗，要注意他对下属的宽容和宽容。

高宗接受了狄仁杰的忠告，并对这件事进行了适当的处理。“汉朝故事”在定罪和审判方面，也是高宗君臣们参考的一个主要内容。

“汉朝故事”不仅对高宗时代的重要政事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而且在“孝”行、“判”、“判”等领域，都是值得借鉴和借鉴的重要历史和文化资源。

“国朝故事”在高宗朝的政治层面上，虽在律法、礼仪和谏言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影响较小，且未涉及到重要的史实，一是因为其数目较少；二是因为他有“自我作古”之志，希望建立一个独特的政治环境，不愿意受“贞观”之法的约束，所以对他的治国方针进行了有意的改变。

“汉朝故事”与武则天朝政局

武周至唐朝，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权制”，在当时的政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周时代，虽然“崇汉”政策没有改变，但是武则天时代，“崇周”政策与宗教、谶纬等思潮结合在一起极为盛行，因而对“崇汉”政策产生了影响。

“汉朝故事”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其位置也随之改变。

但是，“崇汉”思想在武周时代仍然是一种具有很强渗透和覆盖性的政治舆论，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武周政府在政治上仍然遵循着“汉朝故事”。

武周一代继承了初唐国君对“汉朝故事”的追寻：武则天一开始没有改变李唐君主已有的治国方针，以争取更多的拥护者；

其次，武则天是以王政君的故事为依托而成的，她在称帝的同时，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加强武周的政权，而“汉朝故事”也起到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武则天在自立为皇的进程中，逐步地改变了她的宫室制度。

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建筑，它在朝代的确立、皇位的延续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登基，武承嗣请求建立武氏七殿，追悼王父祖，中书尚书裴岩拒绝了“吕氏之败”的说法，并提出“圣德临朝，应以大义为重，而不应追悼王祖祢，以显其私心。”

武则天批驳了裴炎的说法，说他引用的“汉朝故事”是不妥的：“吕氏之君，其大势在于生；今人追寻先贤，物归先贤”，不能拿来类比。

由于对裴炎的派系进行了系统的排除与清理，武则天于垂拱四年在洛阳建立了“高祖”、“太宗”、“高宗”三座祠堂，并建立了“崇贤”祠堂，以供奉“武氏祖”。

武则天不久便命各司议崇前殿宇数目，崇文馆大学士周悰，司礼大夫，提出七间，以减皇族大殿为五间。司礼监贾大隐说：

秦汉太后执掌朝堂，而根据《礼典》，皇帝有七座庙宇，王公有五座庙宇。

今日周悰别提新论，广为引用，以求尊贵，而非常规。其祭祀祖先的庙宇，与诸王的数目相一致，使其为国的祠堂，而不能改变。

贾氏强烈地反驳了周悰的建议，他根据《礼经》中的七座神庙，五座神庙的说法，提出了一个理论，那就是神庙的数量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而崇拜神庙的数量，应该是诸侯神庙的数量，而不是简单地更改神庙数量。

武则天接受了贾氏的提议，认为崇祖庙在当时还没有达到与皇族太庙同等的政治位置。

直到武则天登基为皇，“崇祖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及规模上，其规模上，都已超越了“宗祠”。

武周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铁腕”，天命二年（691）一月，李嗣贞以来俊臣等人滥用职权，诬告朝廷，上奏：

臣闻陈平因事汉祖，上奏请楚君臣，特拨五十万两金子，作为中间人。

项王怀疑臣子，陈平造谣造谣。今日奏章繁杂，说多不多，说多不多，谁知道会不会有陈平上书给皇帝，然后又图谋不轨，我怕他会害了我的国家。

李氏借着陈平挑拨离间，挑拨楚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互相猜忌，最终灭亡，与来俊臣诬陷无辜的人相比，武则天隐晦地提醒她，过多的刑罚只会让她的臣子产生隔阂，对她的朝政不利。

武则天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在来俊臣失去了作用，在他死去后，夏官郎姚崇对来俊臣的判决进行了评估：“所有被判死刑的人，都是冤枉自己的。”

姚氏对未来俊臣所犯的错误，与对后汉王朝的迫害相比，更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风气，是如何借鉴汉朝的。

为了应对残酷的统治，也有一些人选择了中立，最有名的就是武则天在皇帝登基大典上任命的许有功，他表后世与汉文帝时期的张释之相比，表现出了对汉代官员的偏爱。

在残酷官吏横行，案件频发的时代，用汉代的人物事件来比照汉代，既是一种“崇汉”的社会风气，又是一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

证圣元年，明堂失火事件的统治者们，也是以“汉朝故事”为基础，按照《旧唐书·五行志》中的说法：

“证圣之年，一月十六之夜，明堂之火，蔓延上天，将京城照得如同白昼，直到黎明之时，化作了一片焦土。”

天意要离宫而散，丞相姚璹认为，这是一场大火，如果有人保护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所以不能轻慢。

于是建议皇帝在宫中守株待兔，引用建章的事迹，命薛怀义重建大殿，以镇压战胜。

灾难是上苍对帝王的警告，明堂是武则天宣政布教的圣地，而这场火灾，则是上苍对皇帝治理不力的惩罚。

面对这场大火，姚璹立即做出了三项对策，第一，他在公众面前宣布这场大火是因为“人护不谨”，而不是自然造成的，这样才能安抚民心。

第二，举办一场宴会，说服武则天，让她不要再用“避殿撤乐”来“贬损”自己的方式，她应该亲自去“观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大火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他声称引用了汉武帝的建章文，以“压胜”为寓意，在宴会上举行了一次非官方的聚会，并命令薛怀义重建了一座大殿。

姚璹摒弃“火为自然之说”，转而援引“武王建章之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武周由“火”引起的政治危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建章立制》的内容来看，它不但对恢复明朝政权有帮助，而且对武则天的权力也有帮助。

姚璹此举既与唐初统治者以“汉朝故事”治国之道相得益彰，又有助于武则天为当时的实际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总结

与唐高祖、太宗所处的时代相类似，“汉朝故事”在高宗时代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特别是在“永徽大帝”时期，高宗皇帝与长孙无忌以“汉朝故事”为武器，以此为契机，进行清洗与处理，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高宗除了在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之外，还利用“汉朝故事”，在藩镇和称皇之后，塑造了他的“仁”和“孝”的形象。

到了武则天时代，文官们仍保持着以“汉朝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惯例，“汉朝故事”仍能继续在政治舞台上起到作用。

但是，“汉朝故事”在当时的运用频率以及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远不及唐前期，这可能是由于武则天运用了宗教、礼制、谶纬以及“崇周”等各种思想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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