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教案”提醒我们:只有自己强大，才能有实力收回领土

文/珏珏书生

我最近搜看了有关三边地区历史的材料，发现了一桩有意思的教案：“三边教案”，且整个三边地区的教会发展史，也是曲折的，颇有几分传奇故事的味道。

要有教案，那得先有教区教堂，要有教区教堂，那得先有传教士老神父。

“三边”是指陕蒙交界、汉蒙杂居的地方。

第一次见金发碧眼的洋人是在大清咸丰年间。大概1858年，咸丰八年的时候，靖边柠条梁镇教民首领冯世耀便以他家为会场，邀请省城西安方济各会的洋教士来下会讲经。

不过，这段历史和之后的三边基督徒历史关系不大，为啥？因为这帮听方济各会教士讲经的教民在后来都给吉哈德了，之后三边地区活动的洋教士成了打法国来的圣母圣心会。

同治年间西北的回乱把三边搅得不得安宁。不说远的，就说近的：同治二年马化龙在金积堡起事，一度攻克银川、灵州，杀入三边，又克靖边县城、擒杀知县，屠戮汉民数万。一直到同治四年，马化龙受诏安当提督，这回乱才暂歇。

哦不，马化龙不杀有的是人来杀。同治七年正月，一股不知哪来的回军便袭掠了三边交通要道柠条梁镇，屠了柠条梁，杀得汉民尸积如山、填平沟壑，当年十月又来一次，击杀柠条梁镇巡检李梦兰，再屠城镇，将整个靖边折腾的十室九空，柠条梁的信徒也从二百被杀到四十。

不过好日子还在后头，陕北的事从来都是让人糟心的。同治八年，马化龙再度起事，到同治九年冬天，清军攻克金积堡、马化龙投降被凌迟处死，这金积堡的回乱才给平定？

并没有，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陕蒙交界仍有回军残部活动，在三边时有杀掠。这段时间，按榆林新编地方志的说法，当地是“天灾兵燹，豺狼成群，本境不少乡村甚至路断人行”。

就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圣母圣心会的教士到靖边柠条梁镇，开始传教。

最早到三边这苦地方的教士，榆林地方志上写他们是荷兰、比利时人，两位教士，一个叫“南治灵”，一个叫“杨广道”，这挺有意思的，你瞧，他俩汉名的姓连起来便是“南洋。这俩人如同基督神话里的亚当夏娃，发挥了雌雄同体的作用，深入到三边这片苦寒之地，向这块黑暗的土地散播了福音。

其实没那么玄乎，这俩人一开始本来是想同蒙古人传教的，结果蒙古的老小牧民不吃洋人这一套，拿了洋人的药品，道个谢就完了，您让我信耶稣基督？那我听不懂，走了。

到底还是汉民有信教基础，后来南、杨两位教士柳暗花明，于三边汉地开辟了一点“星星之火”，在靖边的小桥畔庄、三道河子、二十四顷地三处传教站，自此，三边地区的“天主教根据地”在遭逢吉哈德后又重新燃起了一点星星之火。

这三处传教站里最大的是小桥畔，那里有一座教堂。而这把星星之火变成小火的传教士，名叫“司福音”——教会档案里那个外语原名拿百度翻译识别不出来，识别成挪威语了——他在光绪二年（1875年）残破的柠条梁镇边（小桥畔庄和柠条梁镇相隔十里路）建立了一座教堂，自此，三边地区正式有了座教堂，天主教的三边根据地从此有了一个稳固的地盘。

而另两位“南洋”教士，则是干起了游击的行动，先是在达拉特旗的架马梁一带，用钱粮药品吸收了三百多个因回乱出逃的汉人难民，到光绪元年（1877年），三边大旱，“饥民待哺，饿殍载道，人相食，狼遍野”。杨教士大概是觉得不能坐吃山空，便领着上百皈依教民跑到三道河子种地，之后便离开，留下个二毛子…哦不是，国籍神父陆殿英主持大局，陆殿英是个能干的，光绪六年（1880年）他从汉商高九威那里转租来原属达拉特旗的二十四顷地，由此建立了一片农场，让“二十四顷地”也成了一块天主教的小根据地。

不过，三边地区的教会中心，还得是小桥畔教堂。最开始，陕宁绥交界地带的中国老农民搞不明白这洋人讲的“圣父圣子”、“救赎原罪”是啥，只当是癫话，那洋教士是如何拉拢来大批汉民信他那教的？

当然是靠钱银铺路。

他们吸引老农们入教受洗的是司福音手里的土地。司老神父在小桥畔一带租种蒙地，吸引逃难汉民来耕种，借此发展教民。后来的教士德玉明在同治十五、十六年（1876、1877年）又从蒙古王爷那租来大片耕地，这次更进一步，不入教受洗就不能种他洋人的地。对以地为天的老农来说，这下不得不信了。不过德玉明懂得一紧一弛的道理，只要你入了教，种子免费给、农具免费发，土地也是便宜租的。

于是，当地人就给这大鼻子洋人传的癫教起了“糜子教”、“牛犋教”之类的绰号。当时的柠条梁老农们还有这么一句顺口溜：

“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

到光绪八年（1882年）时，教会在当地已经小有势力。洋教士弄来一批洋枪，靠着这批枪支，教士在靖边招纳地痞流氓二流子，组成了一支洋枪队，专门对付反教的乡绅，还乱抓乱打反教的乡民。至1883年罗马教廷划分蒙古教区时，小桥畔、三道河子与二十四顷地，三个分区一齐构成了教廷的西南蒙古教区。

与此同时，柠条梁镇的小桥畔也有了新的建筑，光绪九年（1883年）教会在小桥畔庄买了三十多亩沙地，之后花了三年工期，可算修成了座砖木结构的教堂，且相当有三边地域特色：堂口有对联，上联“钦崇之殿祈福之宸”，下联“谦逊必获恒求必献”，横批“献己心”。走进了教堂，里面又不用传统印象里的黑木，而以朱漆立柱做支撑，房顶倒是按了西方传统，给画了一副美轮美奂的神话彩绘，到了耶稣爷的圣像，便又回归我国民族特色了，是用漆木神龛供着的！

除开室内装潢，教会还在礼拜堂顶上动了心思：他们在楼顶上做了个钟鼓楼——当然，只有一个样式——要是没了十字架，当地蒙回汉民都认不出这是座“牛犋教”的教堂。

之后又有改建，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回乱闹的西北人心惶惶，小桥畔教堂又有扩建。最终修成的，是一座周长五百余米一百六十丈、墙高二丈、砌置有垛口，且内有水井、住舍、棚圈、学校的堡子城寨。

教会另一根据地三道河子也修建了堡子式的“教堂”，且之前壮大小桥畔教堂的德玉明正是牺牲在这件事上的：光绪十八年（1888年）德玉明嫌之前修的三道河子小教堂不够气派，决定整个新的，结果不知是招了耶稣爷不乐意还是触了土地爷自留地，他刚动这念头、新教堂还未开工就猝死了。

两年后，光绪二十年（1890年），三道河子大教堂正式开工，又是三年工期，最终修成了一座占地675平米、堂高6米有余、配有10米钟楼的新堂，二十一年河湟回乱后，三道河子同小桥畔一样兴修工事，建了座全长三里、墙高二丈厚五尺、四角配有炮台的围堡。

而整个三边地区的教民，在这时（1896年）已经扩大到3631人，其中二十四顷地最多（1510人），三道河子次之（1272人），小桥畔最少（849）。

发展到这一步，三边的教会便不再是咱们当代人印象里那种“慈悲为怀”的慈善机构了，而变成一支拥有武装、据有堡子的一方会门。

就比如说光绪十一年，回乱的风声又搞的西北人心惶惶时，小桥畔教堂却借着个机会扩张势力、强占土地：一疯子闯进小桥畔教堂，把圣像和祭台砸了，鄂托克旗蒙官和靖边县官都不想掺合这“洋务”，于是当时坐堂的司铎闵玉清便指使教民去占鄂托克旗的土地去种——这下官家不得不管了——鄂托克旗一纸诉状告到了绥远将军永德那里，可鄂托克旗的蒙官显然低估了洋大人的威势。

到了公堂之上，闵教士对出身正白旗的永德将军丝毫面子不留，直接指责大清国驭民无方、不管教堂，要求鄂旗赔偿。这绥远将军也确实是个孬货，竟然给闵玉明吓倒了，当即赔礼道歉，让鄂旗赔了一片土地了事。之后，教堂还强买了（不是租）大羊湾蒙地上百顷土地。

三边教会的骄横跋扈不至于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二十四顷地又出了桩案子：教民残杀与其争地的准噶尔旗农牧民九人、尸体抛入黄河，事后凶手躲进教堂堡子，官府竟然不能抓人。

在这样的背景里，三边的汉蒙百姓对洋教的怨恨日增。蒙地的“独贵龙”运动不断发展。义和团运动也传播到了三边地区，陕绥边地来了义和团的师兄两位，都是山东人，一位叫张成德，另一位不知姓名，只知道号“青山道人”。二人先后到靖边柠条梁、安边传坛，组建起义和团，与蒙民中的独贵龙组织合作，联合反洋。

到此时，三边地区的“宗教矛盾”已至顶点，只待一个火星子将这炸药桶引爆，二十四顷地的案子就成了那火星：官府无能不能从二十四顷地教堂里抓人，那便去找义和团的大师兄们。

在官员面前蛮横无理的闵玉清此时便慌了神，满清的官员是腐朽软弱的，中国的蒙汉人民却是刚勇不屈的。闵玉清派出使者想去谈和，义和团和独贵龙们像几十年前那些拒绝传教的蒙古牧民一样，不吃他这一套，杀了使者，便要举兵攻洋攻教。

有了义和团、独贵龙的领头，之前在洋人那吃了亏的绥远将军永德等人也有了些底气（事后杀头杀不到他头上），派兵支持，蒙旗王公也派出蒙兵助阵。

在光绪二十六年的七月十五日，青山道人打响了三边反教的第一枪，他统领手下四百余义和团，汇同鄂托克、札萨克、乌审三旗四百蒙兵、安边三百乡勇、五十名官府马快步快，上千人会攻二十四顷地教堂。破堡之后大开杀戒，将九百余教民悉数杀尽，捆了洋教士韩默里去托克托厅杀头。达拉特旗的蒙民也揭竿而起，火烧小淖尔、小巴拉盖教堂，破坏了铺隆耶稣堂。义和团民还擒杀二十四顷地教堂的创始人陆殿英，杀了萨拉齐厅1500名教民。

破了各处教堂后，义和团等军民又围攻三边地区的教会中心小桥畔教堂，闵玉清正在那坐守孤城。可小桥畔教堂经营多年，早已是一座坚固城寨，军民围攻四十余日都未能下城。

在这胶着境况里，一则遥远内地的消息打破了均衡：洋人的联军占了北京城，老佛爷和皇上出奔西狩，又说老佛爷在西狩途中下令清剿义和团，围攻小桥畔教堂的军民一下陷入恐慌，当地的官军第一个开溜。

再接着，陕西巡抚衙门派兵来三边弹压义和团，人心彻底散了。

独贵龙和王公来的蒙兵架马北撤，拳民和乡勇做鸟兽散，青山道人一行大师兄也自己逃了。

三边的义和团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来，无声无息的去。

可闵玉明这跋扈的洋人不打算就此放过，就像之前光绪二十六年的疯子案一样，他要借题发挥，让教会捞取更多利益。

《辛丑条约》签订后，法国的公使趁机就三边之事，即“三边教案”向清廷索要赔偿。1901年，已是“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派人到三边来处理教案，不为主持公道，只为讨好洋人。

经数月和议，满清官方与洋人双方，在小桥畔教堂，闵玉明的注视下，签订了《柠条梁条约》：各旗与陕西地方，按死一个教士配万两、死一个教民配千两的“赔教”条件赔款，达拉特旗赔款37万两；鄂托克、札萨克、乌审三旗赔款14万两；阿拉善旗赔款2万两；准格尔旗赔款2.7万两；陕西地方赔款20万两。此外还有法国政府从辛丑大赔款里拨出的30.3万两银子。

除了赔款，三边地区支持反教的官民或被撤职，或被处死。绥远将军永德因此事自杀，满蒙汉官员奎成、郑文钦、图门巴雅尔等也遭处死，萨拉齐厅的义和团首领秦长汰被杀。

而绥远的王公们在同治光绪年间便沦落到出租蒙地给汉人来换钱，现在要赔偿五十九万两白银，如何拿的出来？

无法，只得以土地做抵押，达拉特旗便赔偿教会土地2076顷，鄂托克、札萨克、乌审三旗赔偿教会土地24800顷，阿拉善旗赔偿土地94顷。1904年鄂旗王爷还将56万亩土地以4700两白银的低价卖给了教会。而依定边县志记载，鄂旗王府抵押给教会的土地多达1400万亩之巨。

教会还设立了以堆子梁为中心的新教区，在靖边地区增设十余处教堂，靠着天文数字的赔偿土地，成为三边地区的大地主，以2：8或3：7股租给富裕教民，又由富裕教民以3：7或8：2股租给底层贫穷教民，秋收后先上缴教堂股子，再教民之间分股，通过这项收入，教会每年即可获取十余万两白银。

三边地区的教会就此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订法规、设法庭，教会武装进一步扩张，干涉地方行政。教民见了教士要长跪、磕头、行揖拜大礼；周天，全体教民必须停工罢市做弥撒；教民男女婚事要由教士同意；禁止教民离婚、参军；不准听书、看戏；教会可强制妇女充作修母；教士与“二洋子”（教堂里的国籍掌柜、会长）有审理诉讼、搜查教民是权力。

除了这些，教会还私设公堂，有镣铐、木枷等刑具，还有私自打死教民之事。如1919年毛团教堂外籍神父仅因怀疑二人私通，便将平民李志福与杜女娃妻打死。十二岁的娃娃王根根因偷吃教堂果子被用烧红的铁锹烙身，遍体鳞伤。白汉村一女子因生孩子后没去念经，被罚打几十大棍。

在此时，教会已经完全成了地方上的恶霸豪绅，神甫沙智林便在收租逼债时将农民刘大 、雷永祥活活打死，其还伙同国民党坚决反对革命，1935年，沙智林便以“私通红军”的罪名惩治不顺教的刘家兄弟，打死刘六、罚刘真糜子12石。1939年牺牲的靖边县五区三乡乡长冯万山，也是沙智林勾结国民党保安十三团暗杀，此外还杀害了群众米唐娃、许三元。

陕西教会的“反革命”活动不止于此，1935年11月，共产党员谭忠余等六人化妆为毛皮商人，自苏联归国欲前往延安，在三边遭国民党保安团袭击，教会也出动教民武装参与围捕，杀害了两名队员。六人有四人遭当场杀害，领队谭忠余在被捕后处决，仅有一人逃脱，队伍携带的电台和枪支也被抢走。

除了对教民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教会还继续压迫普通民众。如怂恿教民强引八里河水于下游，广灌教区土地。定边东滩民众不服，从是年起数度诉讼，先后告至安边理事同知衙门（1904年）、定边县衙（1905）、榆林道（1915）、省法院榆林第二分院（1927）、陕西省政府（1929）、南京最高法院（1931），均未解决。

三边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失败，就和近代以来反帝斗争一样，不断有人试图反抗、又在内外敌人的重压下失败。

庚子拳民的仇、蒙古牧民的仇、汉人农民的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呢？封建军阀指望不上，他们甚至与洋人亢壑一气、镇压反抗。

直到1946年“五四指示”，土改运动开始，“三边收回教区土地委员会”成立，才从教会手中收回了长197.5公里、宽36公里的广大土地，并让教士退赔粮食8000余石、柴草37500公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掀起驱逐洋教士的三自运动，往日横行乡里的洋教士们被定为“帝国主义间谍”、全部驱逐出境。

三边地区的天主教历史以这样的方式，翻开了新的一页。